1942年，毛泽覃前妻想再婚，毛主席表示不反对，但她必须记住一件事！

1942年，延安中央保育院，周文楠把一封结婚报告交到毛泽东手中。她要嫁的人，是保育院小学教导主任王英樵。对周文楠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婚姻选择，更牵涉已经牺牲的毛泽覃，以及两家人共同经历过的革命岁月。

毛泽东没有摆出家长姿态，只是认真了解情况后回信：“你要结婚我不反对。”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让周文楠心里安定下来。她真正想听到的，是这位兄长对自己今后生活的态度。

但信中还有一句叮嘱，分量更重：“润菊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希望大家永远记得这件事情。”这里的“润菊”，是毛泽覃使用过的化名。毛泽东同意她开始新的生活，却不愿那段牺牲被婚姻的变化遮蔽。

周文楠1910年出生于长沙。她的父亲周模彬曾在清代做过地方官，家庭条件相对宽裕。按照旧式家庭的安排，她本可以走一条读书、出嫁、持家的道路。偏偏她不愿意如此。

1920年代的长沙，革命思潮日益活跃。周文楠的母亲周陈轩思想开明，母女二人常在家中接触进步人士。长沙松桂园一号，曾是一些革命者秘密往来的地点。传递文件、掩护同志，这些事情看似细小，却随时可能招来牢狱甚至杀身之祸。

毛泽覃也曾到过周家。两人先是因为革命工作相识，后来在共同理想中逐渐靠近。1926年，他们在广州结婚。婚后的生活没有多少安稳日子，夫妻二人很快又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湖南、广东等地相继陷入白色恐怖。毛泽覃夫妇被迫转移，周文楠又正好怀有身孕。临近生产时，她回到长沙，9月生下儿子毛楚雄。

孩子出生后，她没有因此离开地下工作。身体尚未恢复，便继续传递消息、联络同志。有人劝她先顾好孩子，她的回答很简单：“事情不能停。”那时的革命者，往往没有把个人生活单独分割出来。

1928年春，周文楠在长沙被捕。敌人反复审讯，试图从她口中得到地下组织的情况。她始终没有屈服。毛泽覃一度以为妻子已经遇害，这段夫妻关系也由此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生死隔绝。

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周文楠获释。短暂休整后，她加入彭德怀部队，前往江西苏区，进入红三军团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后来担任部队政治部门的宣传工作。她要做的事情很具体：讲解政策，鼓舞士气，协助部队开展思想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文楠因工作需要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春，她在莲花县一带行动时与部队失去联系，被地方武装抓捕。奇怪的是，关押一段时间后，她突然被抬上轿子送走，竟然获释。

多年以后，她才从亲属周邦杰的来信中知道，当时对方曾以亲属身份出面周旋，设法把她从牢狱中救出。这件事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公开记录，直到当事人晚年，经过书信往来才逐渐还原。

1936年冬，周文楠回到长沙。9岁的毛楚雄起初几乎认不出母亲，周陈轩也已经满头白发。母子重逢本该是团聚，可周文楠很清楚，自己的生活仍与革命任务紧紧相连。

1937年，她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毛泽东来信，邀请她到延安学习，并寄去路费。1940年，周文楠辗转抵达延安，后来在中央保育院担任教员。她照料孩子，也教育孩子，把多年积累的坚韧和纪律带进了课堂。

王英樵就是在这段时间与她相识的。两人有共同的工作环境，也有相近的革命经历。相处日久，周文楠决定再婚，却仍然写信征求毛泽东意见。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婚姻自由，我不干预。”随后，他又提醒她不要忘记毛泽覃为革命牺牲的事实。这不是阻拦，更不是要求她停留在过去，而是把私人感情放回革命家庭共同承担的历史记忆中。

1942年，周文楠与王英樵结婚。1943年，她调往绥德分区实验小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夫妻二人前往东北，后来又分别在辽宁、黑龙江等地从事司法和行政工作。

遗憾的是，1946年，毛楚雄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年仅19岁。这个消息对周文楠打击极大。她曾长期奔波于革命一线，儿子却在另一场战斗中走完了年轻生命。母亲的牵挂，最终只能化作档案中的一行记载。

1950年，周陈轩来信诉说年老后的孤单，也惦念外孙。周文楠便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母亲到东北生活。毛泽东支持这个安排，同时提醒她考虑老人年事已高，路途是否承受得住，并建议暂时不要让老人知道毛楚雄已经牺牲，以免经受不住打击。

周文楠亲自回乡接母亲北上。此后，她先后担任法院院长、审判庭庭长等职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离休。她的一生经历过婚姻、生育、被捕、失散和丧子，却始终没有把个人遭际当成脱离责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