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表征与历史审思——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批判性考察

导读

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与人类文明形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系统剖析数字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剥削机制与消费模式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揭示其算法监控、数字产消者、玩工文化与虚假消费等现实表征，并结合马克思“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的论断，审思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与内在悖论。

数字技术革命正推动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演变而生的新形态，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结构和人类文明形态。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现实表征，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加以审视。

1999年，美国学者席勒首次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认为其是一种依托技术手段实施剥削、控制与扩张的全新资本主义体系，并将其视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样态。尽管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莫衷一是，但“数字资本主义”既然是附属于数字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因而当立足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具体过程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时，可以发现数字资本主义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剥削机制以及消费模式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换言之，数字技术使资本主义发生了剧烈变革，但并未改变其资本主义本质。由此，我们可以将数字资本主义理解为表征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或新面相，其在本质上仍遵循资本增殖逻辑，仍旧存在着剥削机制且其剥削形式更加系统化和隐蔽化。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深入剖析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与现象。

算法监控对人的数字化重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逐渐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其中算法监控既是推动日常生活数字化的技术支撑，又是重塑网络平台数字主体的重要手段。在“数据殖民主义”基础上，算法监控收集与记录主体行为数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数据化重构将生命抽象为平台界面的支配对象，并通过算法的处理与加工赋予其一种全新的数字身份，将人构造成“数字人”。“数字人”并非人们在数字平台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其实质是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将现实的人纳入数字资本主义市场环节，核心在于推动人的数据化与资本化，从而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结构之中。

“数字产消者”的商品化。在纯粹的生产过程之中，资本实施的是单一剥削，但在数字产消环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消失，使得数字资本对“数字产消者”进行了双重剥削。网络用户在接受广告商的目的性投放并做出商业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行为剩余”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过程；而且，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与扩张性，通常会不断更新和优化算法模型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从而更高效、准确地榨取数据商品以获得巨额利润。在此之中，“数字产消者”的消费数据被平台侵占，数字资本主义将这部分数据转化为数据商品再次售卖给广告公司做精准营销，以便形成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循环。

“玩工文化”的隐秘剥削。在数字化时代，人类劳动的对象更倾向于数据，劳动的生产结果表现为“数据产品”和“数据财富”。作为一种新型劳动，数字劳动仍然具有传统劳动的共性特征，只是其通过技术手段突破了劳动的时空边界，使生产关系从工业时代的集中控制转向数字时代的网络化生产。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式劳动者，“玩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网络娱乐过程中形成，它反映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工作与玩耍日渐交融。这一现象在“玩工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快乐工作”与“自主分享”的表象使平台对“玩工”的剥削更加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营造出一种驱动“玩工”进行生产完全是自愿而非外部力量压制的假象。

数字消费需求的虚假化。马克思指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同时他也强调，现实的消费者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由实体消费进一步拓展到数字消费，消费主体在互联网平台中也从“实体在场存在”转向“虚拟在场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深化了人被物所包围的现实。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消费狂欢中，其欲望被由数字技术控制生产的商品及其衍生出的商品文化所牵引，并不关心自身真正需要什么，极力追捧数字价值反而忽视自我价值，致使数字符号成为制造消费的工具。这种符号消费通过将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相绑定，形成一种以追捧数字价值和崇尚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模式，而商品真正的使用价值却被忽略。

在充分认识与具体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与现实表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数字资本主义并未彻底超越资本积累的发展逻辑，其追求资本增殖的核心目标也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的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批判性。

“两个决不会”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决定性力量。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形态，促使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合，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带动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增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危机，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内源驱动力。其一，拓展了共享理念的外延，即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物理空间和时间限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体共享与知识获取的发展环境。其二，促进了组织结构变革，即新兴数字技术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组织结构的加速变革。其三，重塑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即以一种更加精准的方式重构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连接，提高了消费层次与生产的准确度。

“两个必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灭亡。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尽管数字资本主义的兴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所谓的“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一种不可持续、失衡的繁荣，它并没有产生更多就业机会，反而导致一些低技能就业现象。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企业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了对现有劳动工人的监督与剥削。算法能够对劳动工人的工作进行收集、分配以及评估，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臣服于数字资本主义统治并成为被技术所操纵、所物化、失去主体性的人。因此，即便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进行各种调整，也不可能成功破解自身发展的悖论。只有在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才能释放生产力、摆脱数字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数据的资本化与平台化在为资本家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蕴藏着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力量，为未来人类的发展沉淀和集聚技术性的力量。

作者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原标题：数字资本主义的表征与历史审思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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