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面对一张摊开的华北地图,思考的不是守住哪一座城,而是怎样把战场主动权重新夺回来。
抗战胜利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1946年,大同、集宁作战失利,张家口随后失守,晋察冀部队经营多年的平原根据地大幅收缩,主力被迫退入太行、五台等山区。
这场挫折不能简单归结为兵力不足。国民党军在平津周边集结重兵,傅作义部又善于机动作战,晋察冀军区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但军区机关既要负责作战,又要统筹地方、兵员、粮秣和后勤,指挥系统容易出现多头管理,难以集中力量打一场完整的运动战。
聂荣臻长于根据地建设和军政统筹。八年抗战,他把一支规模有限的部队发展成华北战场的重要力量。不过,内战初期的华北,需要一名能够专门抓作战、敢于快速决断的将领。这个人,不能只会稳扎稳打,还得能逼着傅作义改变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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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内部并不缺名将。杨得志、杨成武、陈正湘,都是红军时期打出来的老将;郭天民同样有丰富经验,程子华、黄同学则分别承担着冀热辽方向的重任。问题在于,谁能离开原有岗位,专门统率野战部队?
杨成武军政兼优,又是聂荣臻长期倚重的干部。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坚持多年,把这块战略要地经营得相当扎实。陈正湘也有硬仗经验,尤其熟悉晋察冀部队的情况。
聂荣臻权衡许久,选中的却是杨得志。
那时杨得志并不算华北军队中资格最老的将领。1911年出生的他,1947年只有36岁,比不少纵队和军区领导人年轻。但他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能够把复杂战场迅速化解成几个关键动作,判断快,出手狠,打完还敢继续追击。
聂荣臻对这个年轻将领并非不了解。红军时期,杨得志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抗战中又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担任过重要指挥职务。相比杨成武的综合能力,杨得志在大兵团机动作战方面更受看重。
于是,晋察冀野战军重新组建。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军区负责统筹全局,野战军则把主要精力放到打仗上。
这一步看似只是调换人事,实际是指挥体制的调整。部队不再被地方事务牵扯,纵队可以集中使用,后勤也开始按照战役需要统一调配。年轻司令能不能服众,不能靠资历,只能拿战果说话。
杨得志没有急着去攻坚。他把目光放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先对徐水发动进攻。徐水本身并非唯一目标,真正的用意,是把保定、北平一带的国民党军调出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
有意思的是,敌军果然上钩。1947年10月,孙连仲调兵驰援徐水,石家庄守军第三军也向北出动。杨得志没有把全部兵力压在徐水,而是让陈正湘率部牵制北面援军,自己带主力突然南下。
目标转向清风店。
罗历戎率国民党第三军北上途中,被晋察冀野战军包围。战斗持续数日,第三军遭到重创,军长罗历戎被俘,毙伤俘总数约一万七千人。清风店战役打破了华北战场长期被动的局面,也证明杨得志确实能把大兵团调动起来。
部队没有停下来休整太久。第三军刚刚覆败,石家庄防务震动,杨得志随即组织进攻。1947年11月,石家庄战役持续七昼夜,晋察冀部队攻克这座重要城市,平汉铁路北段的战略态势由此改观。
傅作义当然不会坐视。1947年11月的涞水战役中,他派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部增援。鲁英麟与傅作义早年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彼此熟悉,带来的又是傅系主力,原本以为能够压住这支新组建的野战军。
杨得志偏偏不与其硬拼消耗,而是提前判断行军路线,集中兵力切断三十五军两个师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一旦失去相互策应,火力和冲击力便难以发挥。新三十二师被包围后损失惨重,师长李铭鼎、参谋长田世举等人在绝境中自杀,鲁英麟也在军部被围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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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清风店,一次是涞水。华北国民党军开始意识到,对手已经换了打法。
1948年12月,新保安战役爆发。郭景云接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奉命率部由张家口向北平回撤。东野先遣部队未能及时截断平张线,杨成武部也未能完全封住东面通道,第三十五军一度看见突围希望。
关键时刻,杨得志率第二兵团从南线连续机动,赶在第三十五军脱身前堵住新保安。随后,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发起围攻,第三十五军被全歼,郭景云兵败自杀。
两名傅系军长,先后败于同一位年轻将领之手。聂荣臻当年把杨得志推到野战军司令位置时,承担的是打破华北僵局的风险;而清风店、涞水、新保安三战,给出了最直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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