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为何会给山东一个小县撰文？县志是如此记载的

雍正十三年，山东东昌府馆陶县，一座新建的普济堂立起石碑，碑文落款却不是本县知县，而是河东总督王士俊。一个辖两省军政事务的封疆大吏，为什么会为馆陶这样一个小县亲自撰文？答案，就藏在这座救济机构的账目、田产和捐款之中。

民国《馆陶县志》记载，普济堂位于县城西北隅，有瓦房五间，东西平房各六间，官厅三间，另有门楼一座。此堂由知县谢士柱于雍正十二年创建，次年知县张兴宗立石。建筑规模不算宏大，却承担着收养贫病无依者、救济流民的事务。

清代地方救济，并不只有一种机构。养济院主要收养鳏寡孤独、残疾贫民，普济堂则更多面向流离失所、贫病交迫之人。两者功能相近，实际运行时很容易混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朝廷要求各地兴办普济堂后，一些地方便拿旧有的养济院充数，名目上完成了任务，实质上却没有增加多少救济能力。

普济堂的源头在京城。康熙三十六年，也就是1697年，僧人寂容与王廷献、高以暄等人募资设立，收容衣食无着的流民和贫病者。康熙帝得知后予以肯定，这类做法逐渐传到各地。雍正二年，朝廷明确要求地方仿照京师制度办理，普济堂由民间善举转为地方政务的一部分。

雍正时期，清廷对地方治理看得很细。赈灾、垦荒、清理钱粮之外，如何安置无依贫民，也被视为考察官员的重要内容。普济堂不能只建空屋，还要有稳定经费，能够发放粮食、衣物，支付医药，甚至料理无人收殓者的后事。能不能长期运转，比立一块碑更重要。

王士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动此事。王士俊，1683年出生于贵州平越，也就是今天的福泉。康熙五十六年中举，康熙六十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年间，他先后任河南许州知州、祥符县知县，后调任广东，历任琼州知府、岭西道、广东按察使，雍正八年升湖北巡抚。

雍正十年，王士俊接替田文镜，出任河东总督，并兼理河南巡抚事务。这个职位设于雍正六年，原本就是为便于统筹河南、山东交界地区的治安和政务。田文镜是第一任，王士俊是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乾隆元年后，河东总督一职被裁撤，前后存在不过七年。

王士俊任内，曾要求河南、山东各州县兴建普济堂，并且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到雍正十三年，河南一百零九个州县设立了一百二十九所，山东一百一十个州县设立了一百三十一所。数字未必意味着每一处都同样完善，但至少说明，这项政令在两省迅速铺开，已成为地方官员必须面对的政务。

馆陶县的做法之所以被单独写入碑文，关键在于它拿出了实际家底。县内官绅商民共捐银四百七十九两有余，其中一百六十五两四钱用于建堂、购置器皿、棉衣和工料；又用一百二十一两六钱买田六十三亩。剩下的银两存入质库生息，田地收租，作为日后的粮食、柴薪、医药、衣物和棺木费用。

还有一笔粮食不可忽略。馆陶将雍正八年南漕余谷一百余石拨入普济堂，用来救济贫民。换句话说，这里不是临时搭起几间房子应付检查，而是试图建立一套“有房、有田、有存银、有粮食”的运行办法。对于一个县来说，这种安排需要官府推动，也离不开地方士绅和商民出资。

碑文中，王士俊特别称赞馆陶的风俗。他写道，馆陶地处齐鲁西部，临近卫水，又是通往燕京的要道；当地人“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这不是单纯的地理介绍，而是在解释：为什么同样一道命令，馆陶能够募集银两、购买田产，并把救济事务落实下去。

馆陶地方还有“四义”的旧事。县志所引材料称，当地人王本元曾捐资设置义田、义塾、义渡、义阡，后被称为“四义”之庄。王士俊借此说明，馆陶的善举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地方传统作为基础。对清代官员而言，这种“以地方风俗辅助政令”的治理方式，比单纯施加行政压力更容易形成持续效果。

因此，碑文并不是王士俊偶然写给馆陶的文章，而是河东总督推广普济堂过程中的一份政绩记录。馆陶知县负责建堂，地方人士负责捐资，王士俊负责督促和验收，三者共同构成了这座普济堂的来历。石碑既表彰馆陶，也是在向河南、山东其他州县示范：小县同样能够把朝廷要求办成实事。

王士俊当时正处仕途高峰，深受雍正帝信任，并获赐孔雀花翎。值得一提的是，他原为翰林出身，雍正帝破格赐予花翎，此后翰林出身官员也被纳入可获赏赐的范围。不过，仕途并没有一直顺利。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去世，乾隆即位后，王士俊因垦荒、劝捐及虚报田亩数等问题被弹劾，随后仕途转折。

乾隆元年，他曾以兵部侍郎衔署理四川巡抚，又因越职上奏被参劾，遭逮捕下狱。乾隆二年被削职为民，回到原籍，1750年病逝。与这些后来发生的风波相比，馆陶碑文保留下来的，恰好是他最受重用、也最积极经营地方政务的那段时期。

碑文末尾称，馆陶虽是“小邑”，但因救助贫困、兴办普济而“被润泽而大”。这句话并非夸张地赞美城池规模，而是在清楚表达一种行政判断：地方大小不只看户口、钱粮和地位，也要看能否把一项关系民生的政令办得扎实。王士俊为馆陶撰文，留下的正是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