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厌恶的论资排辈，或许才是古代最有效、最合理的晋升途径，不信你看？

北宋熙宁年间，汴京朝堂上，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官员升迁，争议并不在于要不要重用人才，而在于人才究竟该如何被发现。王安石嫌“循资格”太慢，认为官员只要不犯错，熬够年头就能升迁，容易养成尸位素餐。司马光却担心，若只凭宰执推荐，升得快的未必是真有本事的人。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意见相左，背后却牵涉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最难解决的两件事：谁有资格做官，做了官又凭什么升迁。

很多人一听“论资排辈”，便觉得它意味着保守、僵化，甚至是不公平。但放回古代政治环境中看，资历制度并非毫无道理。它至少提供了一条看得见的路径：从基层做起，经过考核，按年资递进。没有惊人的门第，也没有皇帝特别赏识，官员仍有机会一步步向上走。

中国早期的官职，并不是普通人可以竞争的职位。战国以前，官位大多在贵族家族内部世代承袭，所谓世卿世禄，出身几乎决定了仕途。战国诸侯争霸后，旧贵族秩序受到冲击，秦国推行军功爵制，士兵只要立下战功，就可能获得爵位和土地。

这套制度很有效，却依赖战争。到了西汉中后期，天下相对安定，普通人很难再靠战场改变命运，于是察举、征辟逐渐成为重要选官方式。地方官和中央重臣负责推荐人才，名义上考察德行与才能，实际上却很容易受到地方势力和私人关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把这种影响进一步制度化。品评人才的权力掌握在士族手中，门第高低往往比个人能力更重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虽然是后人概括，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固化倾向。王导、谢安等名门人物确有才干，但更多贵族子弟并没有同等能力，门第却足以替他们打开仕途。

隋朝统一南北后，皇权需要摆脱地方士族的牵制，于是开始扩大考试取士。科举并非一夜之间成熟，隋代规模有限，唐初也没有立刻让寒门压倒贵族。李唐建立之初，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仍掌握着深厚的政治资源，科举出身者往往只能从较低职位做起。

有意思的是，唐初寒门子弟若想迅速获得富贵，参军仍是很现实的选择。薛仁贵出身寒微，后来凭军功显达，正是那个时代“武途改变命运”的典型。科举给了读书人机会，却还没有完全打通通往高位的道路。

真正推动科举扩张的，是武则天时期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在690年正式称帝，面对的不是单一反对者，而是盘根错节的贵族与官僚集团。她扩大制科，重视进士和新科人才，通过殿试、策问等方式直接选拔官员。姚崇、张说等人，便是在这一政治环境中逐渐崭露头角。

到了唐玄宗时期，科举已经成为士人进入政治核心的重要通道。不过，考试公平并不等于起点平等。贵族子弟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也熟悉朝廷礼制和人际关系，仍然占据优势。

唐代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便带有明显的出身与取士之争色彩。牛僧孺一派多与科举出身的官员关系密切，李德裕则更看重公卿子弟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李德裕曾认为，贵族子弟自幼熟悉朝廷事务，进入官场后更容易上手；寒门士子虽然考试出色，却未必懂得处理复杂政务。

牛党一方则认为，若公卿子弟凭门第占据优势，科举就会重新沦为士族工具。朝廷最终提出，不论子弟还是寒门，关键看“艺实”，也就是实际才干。但在现实中，门第、人脉和考试成绩始终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真正彻底胜出。

晚唐战乱给士族造成沉重打击。黄巢起义期间，士族遭到严重冲击；朱温掌权后，又在905年的白马驿事件中大规模清洗朝廷士大夫。门阀政治由此受到致命削弱。到了宋代，科举制度逐渐严密，糊名、锁院等措施被广泛采用，考官无法轻易直接看到考生姓名，寒门士子才真正拥有了更稳定的竞争机会。

可门第问题缓和后，升迁问题又摆上了桌面。宋代官员考核，大致存在两种思路：一是循名责实，看实际政绩和能力；二是按资历迁转，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考核无大过，便依次升迁。

前一种方式看起来更能选出能臣，却有一个麻烦：谁来判断“能力”？皇帝未必了解地方官，宰执推荐也可能夹杂私情。后一种方式速度慢，却有明确规则。司马光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他曾指出，资历制度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出色，却能减少权贵请托，也能让官员先在基层积累经验。

王安石变法时，试图打破过度依赖资序的惯例，任用年轻而有才干的官员，希望以竞争和实绩激活官场。这个方向并非没有道理，北宋中期的确存在官员因循守旧、遇事避责的问题。遗憾的是，快速提拔同样可能让投机者混入其中，吕惠卿等人的政治表现，也使反对者获得了攻击变法派的理由。

所以，论资排辈从来不是完美制度，却是古代条件下相对稳妥的制度安排。它牺牲了一部分效率，换来了程序上的可预期；它未必能挑出最聪明的人，却能限制某些人凭关系一步登天。对于一个缺乏现代意义上公开监督和科学评价机制的时代而言，这种缓慢的晋升秩序，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