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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ékin Soupe与Gelato:巴黎的食与思   谢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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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走在校河边上,同事忽然从巴黎发来微信,说办公室附近拉面馆的华人老板问起我的近况。我有些诧异,说你怎么知道他问的是我呢?她说这还不简单,老板问那位每次总是点泡菜拉面的女士。

确实。


我平时总是去固定的地方、吃固定的东西。最常去拉面馆吃泡菜拉面,一种加了泡菜的拉面;去意大利小馆吃意面,偶遇神似坂本龙一的玻利维亚大使,聊一聊最近淘到什么书;去索邦大学门口的上海福兴饭馆,老板娘一见我就微笑着说:“辣肉面?”路过国王咖啡馆,偶尔会买一只牛角面包、一杯意式咖啡。在家吃饭最简单,半根法棍、几片奶酪和一捧芝麻菜。我喜欢生吃各种蔬菜,常常拿胡萝卜当零食啃,大家笑话我上辈子大概是只羊,这么能吃草。因为很少做饭,我的厨房无比干净,冰箱里只有气泡水,空空荡荡。国内同事来出差,大家心照不宣地给我带两样东西:方便面,藤椒的;咸菜,六必居的。

某天,偶然看到莫泊桑在《于松太太的蔷薇》中的名言:“不懂吃的人什么都不懂”,不禁一怔。信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两个职工食堂。大食堂位于大楼七层,风景绝佳,从玻璃大窗望出去,跃入眼帘的是埃菲尔铁塔和军马场(上图),另一侧则能看见蒙帕纳斯大楼和拿破仑墓的金顶,天气晴好的时候甚至能望见圣心教堂。但是!蔬菜永远烧得灰头土脸,意面总是煮过了头,甭管什么肉类,必须狠放胡椒粉才能咽下,否则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风景太好、约人方便,如果不是会议间隔太短来不及出楼吃饭,我宁可啃三明治,也绝不愿意去。小食堂在办公楼的地下一层,但饭菜水平与大食堂实乃难兄难弟、难分伯仲。

我们的身体对祖国感情很深,肠胃尤其爱国。十年前在伦敦,被唐人街的伪担担面狠狠扫了兴,干脆天天啃意面沙拉,居然也熬过了一个月。在巴黎,有一天突然非常想念油条,打开App“叉子”(相当于法国的“大众点评”)一查,发现有油条的中餐馆要么在右岸、要么在遥远的十三区,都至少在5公里之外。《晋书》里有“莼鲈之思”,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思念苏州的菰菜、莼羹与鲈鱼脍,决意辞归故里。我是暑假回校,食堂一开门就进去,刚炸好的油条,香喷喷。

好友是个生活家,遵照老母亲的训条,每一餐饭都认真对待。即使是煮方便面,也井井有条,煎蛋、青菜,一丝不苟。她热爱并且擅长做菜肉馄饨,工序和在国内一样讲究,白菜丝、肉末、葱姜水、榨菜丝、鸡蛋丝、香菜、虾皮,一样也不能少。我是在她家,才知道酱油有甜咸之分,馄饨有三种包法,肉馅须加葱姜水、顺时针搅拌,等等。她居然还订购到荷兰的大闸蟹!我一向以做饭为畏途,视她的洛温道居所为私家食堂,加班、夜会、路过,总要找理由去吃一顿。俟她回国,无处觅食的我,鼓起勇气买了一包馄饨皮,但只按记忆中的工序试过一次,形似而味不似,就此罢手。

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家叫“巴黎巴黎”(Les Paris Paris)的法餐馆,小而温馨,可接待旧友与同事。原因一是位于地铁边上,交通方便,二是菜单极简,一页法文、一页英文,像论文目录一样,非常清爽易读。其实,以点餐来说,法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一共只需点三道:前菜、主菜、甜点。前菜无非是蜗牛、鹅肝酱或者洋葱汤,主菜无非是油封鸭腿、牛排、煎鱼、烤鸡。

春节,老同学夫妇携幼子游历欧洲,小男孩兴致勃勃地说一定要吃蜗牛!等到菜上桌,他却怎么也不肯动刀叉,说蜗牛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原来菜单上只有文字,没有图片,菜上桌了娃才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他们给我带了不少特产,甚至包括关中西府的秦椒面。他太太万分遗憾地说,本来还带了浑吞馒头呢,没想到转机上海飞巴黎,到酒店开箱才发现长霉点了!浑吞于我,别有深意。在关中东府,浑吞是女儿给娘家拜年专用的一种特制的馒头,没有女儿的人是吃不着的。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多次加入了对玛德琳蛋糕(Madeleine )的追忆:“突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味道,就是玛德琳小蛋糕的味道,那是在贡布雷时,礼拜天上午,我到莱奥妮姑妈的房间里去请安,她把蛋糕浸泡在茶水或椴花茶里,递给我吃。”

李伯龄(A.J.Liebling)的《在巴黎餐桌上》(Between Meals: an appetite for Paris)是写巴黎的神作,他在开篇口气揶揄地说,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已经成了牛顿的苹果或瓦特的蒸汽机。那又如何?浑吞,就是我的玛德琳蛋糕。

我曾经幻想,是不是把巴黎的餐馆都给吃一遍?偶然看到《费加罗报》上一篇新闻,报道餐厅服务员托盘跑步比赛,提到巴黎一共有一万五千家餐馆!我倒吸一口冷气,放下了妄念。


我常常沿着波拿巴街一路走去塞纳河畔,总路过著名的Les Beaux-Arts de Paris(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是马蒂斯、德拉克洛瓦、徐悲鸿和林风眠的母校。那条街的尽头是Cafe des Beaux-Arts,和美术学院同事约在这个咖啡馆见面,然后去巴黎大学老教工食堂吃饭,简直完美。百年前新艺术风格风靡巴黎,如今那是仅存的一家新艺术风格餐厅,顾客盈门,但菜意外地咸,需猛喝水。吃罢出门,迎面一栋旧建筑,外墙上的字依稀是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royal”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废除,学院后续改组,催生了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语里的beaux-arts就是英文的fine arts,指纯艺术或者造型艺术。所谓fine,就是“纯”。但fine dining指的是什么?高级餐饮。

长期以来,绘画、建筑、音乐、文学被视为艺术,而烹饪则更多被看作一门手艺。其实,法国大厨的贡献远不止发明了厨师帽。查理五世的御厨Taillevent所著的《泰尔冯食谱》(Le Viandier de Taillevent)是记录法国中世纪料理最全的资料。亨利四世御厨的名著《法国厨师》(Le Cuisinier François)强调食物的本味和用当地食材,几乎是法餐的“独立宣言”。1803年,律师Alexandre Grimod de la Reynière以一己之力,出版全世界第一本餐厅指南。1938年,大厨Prosper Montagne写出1200余页的《法国烹饪艺术百科全书》(Larousse Gastronomique)。大仲马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美食词典》,而不是小说。那句广为人知的“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出自萨瓦兰1825年的《味觉生理学》(Physiologie du goût),其实那本书里还有一句“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吃什么饭”,更有深意。

法餐讲究环境安静和菜品精致,这与我们的“食不语”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异曲同工。但法国没有“君子远庖厨”之说。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今春的新院士就职仪式上,米其林名厨盖伊·萨沃伊(Guy Savoy)成为首位进入法国最高学术殿堂的厨师。法兰西学院是五个独立学术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包含法兰西学术院(1635年成立)、法兰西文学院(1663年成立)、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成立)、法兰西美术院(1816年整合绘画雕塑、音乐及建筑学术院组成)、法兰西人文学院(1795年成立)五个机构。

法国媒体认为,名厨当选法兰西学院下属美术院院士,“标志着美食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获得了重要认可。两个多世纪以来,美术院首次向美食界敞开大门,象征意义深远。萨瓦兰1825年曾语带讽刺地指出,美食家被接纳为院士是‘不可能’的。两百年后,美食艺术终于在法兰西学院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体现了烹饪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逐步获得认可,也彰显其作为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组成部分的地位”。

2010年“法国美食大餐”(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çais)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萨沃伊功不可没。Gastronomique是好吃、美食的意思,但其字面并没有“美”。在我看来,法餐对色彩和造型的追求,尤其摆盘时意味深长的大片留白,是其高级感的来源。中文的“美食”“美味”“美酒”“美餐”,在字面上就体现了对审美的追求。但中餐2011年和2015年两次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未果,不知何故。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非遗”),依据的是2003年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个公约比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晚了31年,因为当年的公约未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非遗公约可以说是文化遗产公约的“补丁”。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包含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类。相比之下,包括五大领域的非遗内容庞杂: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

18年来,共有157个国家的849个项目列入非遗名录,其中饮食类包括整体饮食文化类的法餐、意餐、墨西哥传统美食、日本和食以及地中海饮食等5项,法棍、薄饼、扁平面包等面食类6项,土耳其咖啡、阿拉伯咖啡、中国茶、阿塞拜疆茶等饮品类4项,还有20项菜肴和其他类20项。中国申请成功的45个非遗项目中,只有“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一个饮食类。2022年大会通过这个议题时,我在现场,大家的喜悦之情犹在眼前。茶叶项目涉及15个省区的绿、黄、黑、白、青、红六大茶类,可以想象协调和论证的难度。而中餐较之茶叶,恐怕更为丰富和复杂。


2023年,巴黎市政府在古监狱办过一次餐饮展,镇展之宝是一份1378年的皇室晚宴菜单(上图)。那是查理五世当政时期,明朝则是朱元璋在位。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展出的1913年巴黎第一家中餐馆“中华餐厅”(Le Restaurant Chinois)的菜单(下图)。讲解员说,上面的笔迹来自诗人阿波利奈尔。若果真如此,那就极为珍贵了。中华餐厅据说是李石曾创办、店名是张静江题的。因为李石曾在巴黎开办豆腐公司支持留法勤工俭学,所以该店主打豆腐菜肴。但似乎并非如此——当天展出的菜单上,没有一个豆腐菜。


巴黎的中餐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分布在拉丁区以及里昂火车站周围。展出的一份文献里说:“1913年《我们的巴黎》杂志的一篇文章曾经提及一家被誉为巴黎首家中餐馆的开业,但记者对菜肴和烹饪方式表示轻蔑,认为‘肯定不超过40道菜’;16年后,漫画家塞姆描绘的拉丁区一家中餐馆,主厅里坐的尽是西方人,里间则挤满中国留学生。”读至此处,心情复杂。当年勤工俭学的艰辛、14万一战赴法华工的命运,法国人岂能感同身受。从展览出来,一路走到蒙帕纳斯大道,只见163号门牌依旧,但中华餐厅早已不知去向。

如今,巴黎有几乎全欧洲最多、最好的中餐馆,南北菜系,遍布塞纳河两岸,远不只是华人聚居的十三区。名声在外的越南米粉店“Pho 14”,是越战中逃到巴黎的华侨所开,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印象极深,此番再去,却已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同的中餐馆,装饰、餐具、菜式和味道都不同,有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风,有的则是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气息,老板是不同时期赴法的,也各有不同的故事。人是自己时代的化石,餐饮自然也是历史的剖面。国内的餐馆早就与时代潮流一起前进了,倒是异国他乡保留了种种来时路。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餐馆人声鼎沸,但是老板们会尽量隔出包间,订餐时也往往一间难求。法国人在公共空间低声细语,可是法餐馆很少有包间,大家更愿意坐在室外吃饭聊天。这是为什么呢?初到巴黎,看到这景象,颇觉讶异:难道就不在乎汽车尾气吗?久而久之,竟也入乡随俗,乐此不疲。正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巴黎是极为国际化的城市,餐饮自然也是。教科文组织每年举办非洲周和拉美周,少不了在室外举办美食节,各国代表团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但以受欢迎程度而言,没有哪家比得上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会议之余,各国同事聊天时最常见的话题是交流和推荐巴黎的本国餐馆。不过,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巴黎中餐馆菜单上的酸辣汤是Pékin soupe(北京汤)?

前年冬,埃及大使请大家吃饭,他的助手订了一家叙利亚餐厅。坐定,大使开口说:“今天我们吃东方(orient)菜。”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东方是近东,而我们平时的“无问西东”指的是东亚、是远东。我们习惯的是中餐、石锅拌饭、拉面和冬阴功汤。在我看来,黎巴嫩菜和叙利亚菜差不多,主要是烤肉、饼、沙拉、鹰嘴豆。在巴黎很流行的古斯古斯(Couscous),就是阿拉伯版的糙小米盖浇饭。与阿曼同事吃的印度菜,竟然没有看到咖喱,也许是被改良了?本以为食素的印度同事吃不得水煮鱼,她却说食素在印度各地有不同定义,有的可以吃鱼,有的可以吃鸡蛋,文化多样性到这个程度,真是大开眼界。

我偶然发现鹅肝酱外包装上写的成分是鸭子(canard),以为是假冒产品。其实,绝大多数鹅肝酱就是鸭肝做的,用鹅肝做的鹅肝酱真不多,因为法国鹅很少。但大量去了肝之后的鸭肉怎么办?法国农民发现把烹饪好的鸭腿浸在油里可以长期保存,久而久之,油封鸭腿成了一道法国传统名菜。

“扇贝”的法语是Coquilles Saint-Jacques(圣雅克的贝壳),因为中世纪去朝拜圣雅克的信徒,会在海边收集扇贝贝壳,作为完成朝圣之旅的证明。这条朝圣之路的出发点,据说就是索邦大学东侧的圣雅克街。

三年前,米兰·昆德拉去世。看见新闻,才发现他就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在那个剧院,我看过一场《哈姆雷特》,演出是法语的,但舞台上方的电子屏上有英文字幕。我们附庸风雅地买了包厢的座位,岂料被领位员特意改到了池座,方便我们看字幕。《哈姆雷特》演了四百多年,创新越来越不容易了——那天的舞台布景居然是开放式厨房。


剧院东侧有一家名为“诗集”(Bistro des Poèmes)的小酒馆,橱窗里摆着打印机、悬挂着长长的白色手稿。菜单简洁,菜名富有诗意。前菜被称为序言、主菜称为正文、甜点称为结语。前菜有一道“Os à Moelle: une etreinte gourmande au creux de l’ame(烤牛骨髓:一个直抵灵魂深处的美食拥抱)”,主菜有一道Coquelet Sauce Forestiere(森林风味小公鸡),让人非常好奇。待菜上桌,发现所谓森林风味小公鸡,烤童子鸡是也,味淡;烤牛骨髓,是一根剖开的牛骨烤制而成,入味且以一方铅灰色方盘盛之,颇有清水泥之风。何以诗集为店名,侍者答曰:顾客吃罢饭可以写一首诗,抒情或感怀,写给自己或者是任何人,店家代顾客寄出。


法餐先师罗马,后学意大利。中世纪的法餐因为学罗马,味道重酸。大航海之前,甜味在欧洲是很少的,大约只有蜂蜜之类。十字军东征带回东方的香料和糖,只有上流社会才享用得起。后来美第奇家的女儿成为法国王后,带来意大利厨师和酱汁做法,并引入了叉子和玻璃器皿。如今法餐稳坐世界美食头把交椅,英国被讥为饮食荒漠,只有炸鱼薯条可果腹。但在法国大革命前,英国菜曾风靡欧洲,包括巴黎。今日大名鼎鼎的丽兹饭店,乃是曾为英俄御厨的法国人所办。看来,事物的发展不一定总是线性的,拐弯掉头,也常有。

巴黎餐厅的兴起,是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事。蒙马特高地的凯瑟琳母亲餐馆(La Mère Catherine,下图)建于1793年,据说是巴黎历史最久的餐馆,至今每天营业到凌晨。它也是“小酒馆”(bistro)一词的源头。当时,法国的王室和贵族们被革命砍了头,而新兴的资产阶级钱包正鼓,非常向往奢华生活。王室和贵族的厨师们为谋生路,纷纷开办餐厅,这就是巴黎餐厅的起源。这,比唐朝长安城的饭馆和酒肆,晚了一千多年。但当年巴黎人口约百万,每晚去餐厅吃饭的达十万人。


以前偶然翻到过母亲早年习字用的《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几句印象颇深。当年西区食堂的墙上挂着前两句,这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样,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价值观。苏轼也罢,袁枚也罢,文学价值远高于东坡肉和《随园食单》。读过张岱《湖心亭看雪》的人,也远比知道螃蟹配黄酒、笋配火腿的人多得多。

某次正式会见之前,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办公室主任寒暄,她原在法国外交部任职,提及伯父是著名汉学家,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译了李渔的著作。我心里一惊:李渔是谁?他写了什么书?会后赶紧查资料——明末清初文人,代表作《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八部。这简直就是“玩物丧志”嘛。但,“物”就是生活,难怪他被法国汉学界重视——法国人是多么在意生活。


巴黎向来是“销金窟”,昂贵的米其林餐厅人均几百欧元起步,一顿花掉上千欧司空见惯。疫情后物价飞涨,令大家吃不消,总体而言,普通餐馆和超市的价格平易近人。每年巴黎举办法棍比赛,冠军的奖励是给总统府送一年的面包。2016年法棍冠军(上图)一直是1.6欧,紫苏蛋糕去年得了甜点冠军(下图),也没涨价。只在丽兹饭店设有专卖店的布查咖啡,25欧;国宝级茶叶品牌Mariage Frères和Dammann Frères,不到20欧,没有想象中的天价。葡萄酒一般几欧或十几欧,二十欧以上就相当可以了。倒是那几款著名的巧克力,价钱贵得超出了预期。


文化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文与英文大约有三成甚至一半的词相似甚至雷同,比如Restaurant。这个词最初指的是食物,并不是饭馆。1835年,这个词被收进《法兰西学院词典》:“restaurant,名词,指的是恢复元气、补充精力的食物或菜肴;本词也可用于指提供滋补食物的场所。”这个词后来从法文传入英文。中世纪的法餐与今日中餐的上菜方式一样,所有菜同时端上桌;今天的法餐是先上一道,吃完撤盘、再上下一道,这其实源自俄罗斯。“可颂”——牛角面包则源自奥地利。超市里有一款甜点chinois(中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谁也说不清。最近在万圣书园见到一本《法国甜点里的法国史》,竟然是日本人写的。饮食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交融的成果。


甜点“浮岛”(floating island),是把烤蛋白“浮”在吉士酱上,形似一座海洋中的岛。蒙帕纳斯大厦56层顶楼曾有餐厅Le Ciel de Paris(巴黎天空),远不是埃菲尔铁塔餐厅那么昂贵而难订,午餐的价格尤其亲民。这家的浮岛,以白色深盘盛之,有一种冰清玉洁的美。


以味道论,在里昂偶然吃到的“巴巴”令人难忘。“巴巴”是波兰语“祖母”的意思,据说是一个流落到法国的波兰厨师想念故国的某款蛋糕,想方设法复制出来。后来在巴黎也吃到过,但是再也没有里昂的味道了。

很多年前,曾有意大利女同学热情介绍她祖国的冰激凌,说如何如何好吃,强调意大利冰激凌是Gelato,不是Ice cream。奈何我就是不为所动,气得她大叫,说不吃冰激凌你还是女的吗!“冰激凌”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相似,前者是Glacé,后者是Gelato。虽然意识到甜点是法国人吃饭的句号,但实在非我所好,到头来,我还是没弄明白Gelato和Ice cream到底有啥区别。

盐在古代中国由官府专营,法国征收了几百年的盐税,充分说明盐是必需品。糖则不是。巴黎梧桐不少,埃菲尔铁塔下的那两排,印象尤深,每年繁花似锦时,总让我想起昔年关中的梧桐,花蕊淡淡的甜味至今犹在唇边——那时糖是稀缺品。巴黎的梧桐是真正的梧桐。上海和南京的“法国梧桐”,其实既不产自法国,也不是梧桐,而是悬铃木科的三球悬铃木,源于东南欧和西亚,17世纪被引种到巴黎,后来被法国传教士带到了中国,因为最早种植在上海的法租界,故而被大家习惯性称呼为“法国梧桐”。

文字与人一样,自有机缘。写《那个墙上的年轻人》时,读到巴斯蒂教授四十年前的文章,字字珠玑,毫无年代感。端木美先生介绍我们相识。收到她邮件发来的地址,发现住得很近,穿过卢森堡公园,步行只20分钟。她文雅谦和,但话题直接而深邃。很久之后,我才偶然得知她母亲是法兰西人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她是第四位。她、她的父母和外公均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一门四院士”。

离开巴黎前,依约再度共进晚餐。那晚大雨滂沱,我和同事到时,她已在茶几上备了多种开胃酒,让我想起在餐馆墙上看到过的一句话:“一瓶红酒所包含的哲学超过这世上所有的书”(a bottle of wine contains more philosophy than all the books in the world)。


她在餐厅与厨房之间忙碌,拒绝我们起身搭手。只有甜点是买的,汤和主菜都由她下厨亲手做。她以贵州扎染做桌布,非常用心,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全套餐具竟然是她半个多世纪前结婚时长辈送的礼物!餐具的花纹更仿自1700年中国出口法国的瓷器。凌晨与她道别,夜色中一路走回住处,心知这是难以重来的一个夜晚。

不久,中东战事爆发。前几天,巴斯蒂教授来信说,她原定7月的中国之行无法实现。因为俄乌冲突,法航早已不能经过俄罗斯领空;因为中东乱局,往南绕行的线路也陡然变得长且不安全。

日暮酒醒人已远,唯有青山似洛中。

2026年盛夏,雅加达-北京旅途中

本文配图除新华社外均由作者提供

原标题:《Pékin Soupe与Gelato:巴黎的食与思 谢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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