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一个警察破不了案，回家向母亲请教，母亲听完后，却道破了真相？

美国作家詹姆斯·亚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并且可以一直讲下去。于是在多个短篇小说中，这位警察儿子每逢周五回家吃饭，母亲便多了一项饭桌上的娱乐：听听儿子最近又遇到了什么麻烦。

当然，是工作上的麻烦，生活上的，她本来也在管。

这就是亚飞“妈妈侦探系列”的基本设定。戴维在纽约当警察，母亲住在布朗克斯，家庭聚餐上的固定成员还有戴维的妻子雪莉，调查案件、整理线索、讲述经过的人都是戴维，而要真正破案，这最后一公里还得交给妈妈。

近年出版的短篇集《饭桌追凶》和长篇《来电疑云》，让这对母子来到了更多中文读者面前。跟其他名侦探相比，这位老妈的履历并不显眼，她没有奇特的专业，没有神秘的过去，也不会先向读者展示一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

恰恰相反，她非常朴素。

一位凭生活经验解决警察束手无策的案件的老太太，熟悉推理小说的读者很容易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确实，亚飞并不属于这个类型的独创，再往前数，角落里的老人等上了年纪的安乐椅神探也不是没有。

不过，同样一张安乐椅，从酒馆、乡村搬进母子间的家庭生活里，还是别有一番趣味。

本期“悬疑之疑”，我们来聊聊这位比警察儿子更擅长破案的母亲，以及她身后那位出道很早却并不只在推理创作上钻研的作家。

撰文｜陆烨华

十五岁的推理作家

詹姆斯·亚飞生于1927年，15岁时，他已经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上发表推理小说。

对于推理作者来说，这个起点相当高了，《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由著名侦探小说家埃勒里·奎因表兄弟于1941年在美国创办，是历史最悠久的短篇推理杂志。

它被业内公认为最专业、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推理刊物，其刊登的短篇故事代表了各个时代推理小说创作的顶尖水准，刊物上出现的推理作家也可谓众星云集。斯蒂芬·金曾评价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推理杂志——没有之一"。

对于一个刚开始写推理的新人来说，作品能登上这样的杂志，胜过一万句“你很有天赋”。

作为《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史上年纪最小的撰稿人，亚飞第一次向杂志投稿时就已经懂得替自己争取一点优势。他在给编辑弗雷德·丹奈的信里，特意提到小说是在课堂上写的。许多年后亚飞回忆，自己当时是想让对方知道，写这篇小说的人还是个孩子。

稿子当然要好，不过，如果编辑读完以后，还能再惊讶一下作者的年龄，那就更好了。

不过，如果由此想象一位天才少年从此埋头写作，每年交出几本小说，最终成为著作等身的推理大师，那就猜错了。

亚飞后来的写作范围很广，他写推理，也写其他小说，写舞台剧和影视剧本，还在科罗拉多学院任教。如今从戏剧出版与授权机构的作者目录中，依然可以找到他的《悬念（Cliffhanger）》《象牙塔（Ivory Tower）》等作品。

《悬念》原版封面。

推理作家詹姆斯·亚飞，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

职业生涯初期，亚飞靠“不可能犯罪”系列打出了一定名声，这个系列的主角是纽约警察保罗·道恩。警察职业只是给破案有了一个官方背景，本质上他想挑战的是“不可能犯罪”。这种类型对于每个推理作家来说都是极为考验天赋和创意的，年轻时期的亚飞显然毫不吝啬自己这方面的才华。

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最鼎盛的时期，甚至已经要走过鼎盛，迎来余晖了。之前十几、二十年里，阿加莎、奎因、卡尔已经把谜题小说推到很高的位置，和亚飞一代的年轻读者之所以迷上推理小说，往往就是因为其中最不可思议的部分。

凶手在门窗紧锁的密室中神秘消失，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类题材本身就很令人兴奋。

但很快，亚飞有了别的兴趣。

1949年1月，《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他大学最后一年写的短篇《费尔德曼先生（Mr. Feldman）》。编辑介绍这位新人时，提到他进大学前已经卖出了六篇推理小说，如今是退伍军人，正在巴黎生活、写作。

这位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生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但从编辑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亚飞经历已经相当丰富。

在为“妈妈侦探系列”写的引言中，亚飞回顾过自己对推理小说的几次改观：小时候只喜欢谜题，二战接近结束时，他接触到了“真正的文学”，甚至还一度对推理小说产生敌意。等到1952年重新动笔写“妈妈侦探系列”，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挣钱。

推理小说史上，很多大师也曾在多种文学类型间游移，比如“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他始终觉得自己写的历史小说才是真正的创作。到了二十世纪40年代，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还在公开质疑侦探小说的价值，嫌这类阅读太像猜谜。与此同时，钱德勒已经在用私人侦探写城市里的金钱与权力。推理究竟是供人消遣的游戏，还是能登文学之堂的艺术类型？并没有一个全体作家都同意的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亚飞也没有答案，只是，当他为生活所迫的时候，还是想起了这个擅长的领域。这一次，他写了一个新侦探，身份不是警察，而是一位母亲。

犹太家庭的饭桌

要理解这个侦探形象的选择，可以先看看亚飞除了推理都写了些什么。

1954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他的长篇《急什么？（What’s the Big Hurry?）》的节选。女儿过节回家，吃完饭就跑去约会，父亲等到深夜，还要装作自己只是看侦探小说忘了时间。女儿上了大学，觉得父亲有点落伍，父亲则不明白，上了几年大学，不还是小毛孩吗？

互相不理解，却彼此关心、唠叨、无法彻底分离的两代人，这种亲密关系正是“妈妈侦探系列”的核心。

而在更早的《可怜的表亲伊芙琳（Poor Cousin Evelyn）》里，亚飞还写过一个很威风的亲戚，小孩子指着他的肚子说了句不客气的话，他竟让孩子的父母半年不得登门。一个人在外面有多成功，并不妨碍他回到家里认真计较一句小孩的话。

亚飞喜欢写这样的关系。

他在1991年的一段创作自述里说，自己的材料主要来自生长其中的世界，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的第二、第三代犹太中产家庭，他熟悉这个世界。在认识更大的世界之前，这些经验就已经成为他人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他还谈到自己喜爱的托尔斯泰、简·奥斯汀等作家，认为小说家要进入人物各自的感受，尝试从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所以，“妈妈”身上的犹太家庭背景，并非是为了让一位普通老太太显得特别，符合侦探形象而替她加上的简单人设。亲戚怎样评价你的工作，父母认为怎样才算有出息，读过大学的人和做生意的人怎样看待彼此，这些本来就是亚飞反复写的事。

《饭桌追凶》

作者：[美] 詹姆斯·亚飞

译者：郭垚飞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

《饭桌追凶》把这个亚飞熟悉的世界浓缩进了饭桌上的四方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戴维相信办案经验，雪莉相信自己受过的教育，妈妈则相信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还多。三个人不是简单地分成聪明和不聪明，而是针对不同的世界观产生的分歧做了大量的讨论。

不过，既然书名里有“追凶”，讨论总得有个标的物。

妈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推理小说中很常见的 “安乐椅神探”模式。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已经能凭报刊材料分析《玛丽·罗热疑案》，后来奥希兹写角落里的老人，让侦探坐着听案子、谈案子，行动由别人完成。到了1927年登场的马普尔小姐，一位乡村老太太又证明了见识不完全取决于你去过多少地方、受过多少教育。圣玛丽米德村里那些人的脾气，已经足够她理解外面许多人的行为。

亚飞继承了这份对日常经验的信任，只不过他给老太太找的听众是家庭成员。

戴维不是第一次见识到妈妈的厉害，雪莉也不是一个偶然路过、等待被神探震服的陌生人，他们下周还要来吃饭，争论还会继续。一般在侦探故事里，助手佩服完侦探这一篇就结束了，而戴维即使佩服，也不能从此把生活上的决定一并交给母亲。案子上听你的，别的事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

这就使亚飞的“华生”多了一层很具体的难处。

当然，妈妈占上风的次数多了，雪莉也会有点吃亏。有时她那套有学问的解释刚一出现，读者已经在等婆婆怎样反驳了。家庭喜剧有重复的乐趣，也容易让人物承担固定的任务。这个时候，三个人的家庭关系就凸显出优势来了。

比如在某个短篇中，客人在餐厅喝汤中毒，店主先尝过同一份汤，却安然无恙。把汤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的老侍者，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辩解余地。妈妈要处理的是一道唯一解，反过来说，想要翻案，那就是不可能犯罪。

在这个案子中，了解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为什么那样对待侍者，和追查毒药经过谁的手是同一桩案子的一体两面，或者说两种切入点。人情世故并没有替代推理，反而让原本冷冰冰的、近似高等数学的不可能犯罪有了人情、人心、人性等更为主观的解法。

他还是那个写“不可能犯罪”的亚飞，只是如今，他还在作品中加入了“人情”。

“饭桌”文化发展到其他领域

除了推理小说，亚飞在其他领域也有着突出的成绩。

1960年，詹姆斯·亚飞将迪伦马特的《抛锚》改编为舞台剧《致命游戏》，在百老汇上演。这部剧后来在1982年被拍成了电视电影。

《致命游戏》舞台剧海报。

不同的领域，依然是熟悉的亚飞风格。因为这部作品中也有一顿饭，还有一群喜欢讨论犯罪的老人。

一个美国旅行推销员来到瑞士山间，受到几位退休法律人的招待。期间，他们玩起了模拟审判的游戏，推销员觉得自己没有犯过什么罪，玩一玩也无妨，但几位老人听了他的经历，竟开始从中整理出一桩尘封的谋杀案。

熟悉古典推理的读者对这种形式也不陌生，一些漫不经心的话，经由聪明人的解释，忽然展现出了另一层意思。但在《致命游戏》里，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侦探们”的解释越通顺，真相反而越让人不安。说服力如此强的一套故事，到底是在揭露罪行，还是在把一个人的生活加工成适合被审判的套路模板？

当然，这也与原作者迪伦马特的风格有关，他既写侦探小说，也不断怀疑侦探小说赖以成立的秩序。在《诺言》中，他让一个认真追寻真相的侦探面对“偶然性”的挑战。

侦探能解释世界到什么程度？解释不了的时候，故事又该怎样结束？是他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亚飞把迪伦马特的侦探故事搬上舞台，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迪伦马特对推理的看法。反而强烈的亚飞风格让整个形而上的哲学主题演变成更加接地气的故事。

在有限空间内循着人情世故，对客观事实进行讨论、争辩，进而改变彼此关系的故事，也完全契合“饭桌追凶”的气质啊。

除了舞台剧，亚飞还给电视写剧本，参与过希区柯克主持的电视剧。1961年，他将丹尼尔·凯斯的短篇《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改编为电视作品，这部作品次年获得了雨果奖戏剧类提名。当时凯斯那篇关于智力实验的小说还没有扩写成后来更为人熟悉的长篇。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写的是一个人在智力发生变化之后，重新理解周围人的态度，那些过去没有听懂的笑声如今懂了，却未必比原来更加开心。智力给主人公带来了知识，也改变了他与别人的距离。

当我们了解了这部分工作中的亚飞，我们似乎很难再定义他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他当然有天赋，可以写出绝妙的不可能犯罪，也能写出经典的“安乐椅神探”，他可以欣赏谜题的精巧，但也更愿意花时间处理人物的自尊、困窘，以及他们怎样在别人面前维护自己。

推理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但也只是其中一个感兴趣的方向而已。

“妈妈侦探系列”的第一部长篇

1968年，亚飞进入科罗拉多学院英语系，此后在这里任教多年。在这个阶段，大学生活开始频繁进入他的作品，1985年在外百老汇演出的《悬念（Cliffhanger）》，主人公干脆就是一名大学哲学教授。

这位即将退休的教授还想获得一个讲席职位，却不慎与人发生了严重冲突。凶器也颇有学术气息——一尊苏格拉底胸像。接下来，妻子、学生、警察陆续卷入，教授还要面对学生拿成绩要挟的麻烦。

教授平时研究高概念的道德问题，等自己遇到事儿，还是遵循了本能。

这个设定能看出亚飞独有的幽默，讲台上可以谈行为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讲台下却有人要保住前途、婚姻、名声，甚至自由。一旦付出的代价变得具体，道德便不再只是供人讨论的道理。亚飞很清楚，教授也是一种职业，不能保证从业者在利害面前比别人超脱。

三年后，有些“不务正业”的亚飞又回归了推理小说的创作，“妈妈侦探系列”第一部长篇《来电疑云》出版。这一次，亚飞把大学生活和他那位妈妈侦探融合到了一起。

《来电疑云》

作者：[美] 詹姆斯·亚飞

译者：郭垚飞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6年4月

在这本长篇中，戴维的妻子雪莉已经去世了，他离开纽约，来到科罗拉多州，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担任首席调查员。母亲前来探望，碰上了一桩大学教授遇害的案子。

戴维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指控的人，他必须查明真相，妈妈身上的特质随着职业的变化逐渐继承到了戴维的身上，别人觉得证据够了，他却还想继续调查下去。

推理小说的侦探形象，最初是业余神探、私人侦探，后来不断扩展到警察和法律相关职业，人物的工作变化决定了谁会来找主人公委托，主人公会率先听见哪一种说法。亚飞让戴维进入辩护方，也就给了母子俩不同于早期饭桌闲谈的介入理由。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学，当然和亚飞这几年生活环境的耳濡目染有关。大学这座象牙塔不亚于一个小社会，终身教职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留下，评价一个同行可能同时关系到自己的前途。表面上，人们有共同的专业、体面的谈吐，而一旦涉及谁该获得什么，谁又挡了谁的路，这里面的八卦可不比家庭饭桌上的讨论简单。

从早年写犹太家庭，到后来写大学里的关系，亚飞选的地方不同，感兴趣的事情却始终类似，那就是一个人如何评价自己，又如何评价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专业越强，并不意味着这种评价就越可靠。

环境和身份在转变，而关键道具“电话”，又保留了亚飞对古典谜题的兴趣。从另一个地方传过来的声音，真的能代表那一边的情况吗？这种介于确定和模糊之间的暧昧地带，是很多古典本格诡计的灵感来源。

于是，大学的人事竞争提供嫌疑与动机（新的），具体的通信方式提供谜面与诡计（旧的），这两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妈妈侦探”的首部长篇小说。

而在长篇中，亚飞有更加充裕的篇幅去交代人物的变化，戴维于是拥有了足够多的闲笔来展示个人生活。他要应付新同事、新工作，也要适应妻子不在的日子。过去夹在婆媳之间的窘迫是读者熟悉的笑料，如今少了一个人，必须由更加深邃的内心活动来填补。

同一个系列中，即便拥有读者熟知也喜欢的固定套路，亚飞也没打算一成不变。

是妈妈，是女儿

不过要看亚飞怎样让人物走出固定的流程，还是得回头读《饭桌追凶》中的《妈妈追忆往事》。这篇发表于1968年的短篇早就做过类似的尝试。

故事中，妈妈向戴维讲起四十五年前的往事。那时她还年轻，未婚夫卷入一桩命案，帮助未婚夫的人，是她自己的母亲。

原来，妈妈也有属于自己的“妈妈侦探”。

亚飞把这桩旧案与戴维正在调查的一名波多黎各少年涉嫌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子放在一起。戴维自己还是目击者，自然更相信眼前的判断，妈妈记得的，却是许多年前，一个犹太青年怎样成为被怀疑的人。

这里的犹太背景，已经不只是饮食、亲戚和家庭谈话的习惯，它牵扯出了人怎样记住自己曾经遭遇的处境，又怎样看待后来进入这座城市的另一群人。过去的青年与今天的少年处在不同的故事里，但妈妈知道，有些偏见一直没有变。

在安乐椅侦探的传统中，“我曾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是十分有效的推理起点。马普尔小姐常从相似的性情辨认危险，妈妈在这篇里则从相似的遭遇中发现过早下判断的危险。同样是拿旧经验理解新案子，亚飞的处理和阿加莎有所不同。

我很喜欢这个变化，因为它没有取消妈妈对于经验的固执，也没有突然让她发表一大段宽容的演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致敬和变调。

系列侦探写多了，很容易流于套路。亚飞给这位看起来总是占上风的母亲补了一段往事，让人看到她也曾身处于事件之中，她的成长和变化就预示着主人公戴维日后的成长和变化。

尽管詹姆斯·亚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但“妈妈侦探”确实很适合成为认识这位作家的入口。少年的解谜兴趣、成年以后对家庭关系的观察，以及他对那些被人误解、急着替自己辩解的人物的关心，在这并不长的系列中都能看到。

2017年6月4日，詹姆斯·亚飞去世，享年九十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一位研究奎因的传记作者还通过他的妻子向他请教。也就是在这次采访沟通中，亚飞谈起了当年怎样给丹奈写信，怎样让知名杂志的偶像编辑知道自己还是个孩子。

那一刻，90岁的他好像又变成了那个15岁的少年。

从1943年的“不可能犯罪”，到1952年第一次写“妈妈侦探”，再到六十岁以后把这个系列第一次写成长篇，亚飞始终没有照着最容易想象的那条路，成为一位专门从事推理文学的作家。

他把他理解的“饭桌”带去了很多别的地方，当然，也从那些地方带回了新的感悟，在“饭桌”上成为和读者分享的谈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陆烨华；编辑：宫子 王铭博；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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