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南京汤山西岗头，13岁的陈广顺被一名日军军官拽到机枪旁。军官时不时拍他的脑袋，又往他手里塞糖，嘴里还不断催促，不许他哭。就在这个孩子发愣时，枪口对准了前方跪着的村民。
糖是甜的，场面却冷得刺骨。
那天，日军占领汤山炮校后，把那里当作据点，向周边村庄派兵。西岗头不少房屋被点燃，村民四处躲避。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二十多名青壮年被押到小学球场，排成两列跪下。
陈广顺后来回忆，日军军官对着人群说了一通话，他听不懂，只看见对方神情冷漠。话音刚落，机枪突然扫射，跪在地上的人接连倒下。枪声持续了一两分钟，球场上只剩下血迹和尸体。
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那不是抽象的战争，而是眼前一个个熟悉的乡亲。有人昨天还在村里走动，今天已经倒在枪口之下。更令人恐惧的是，日军并没有因为受害者已经中弹而停手。
枪声过后，日军把尸体逐一翻转，使脸朝向天空，再用刺刀检查。村民陈万有跪在第二排，侥幸没有被机枪击中，却被刺刀连刺两下。他没有动弹，日军以为他已经死了，随后离开球场。
陈万有其实只是昏了过去。等日军走远，他才慢慢醒来，摸了摸脖子上的血，艰难地爬回家。弟弟和弟媳将他转移到北圩，他因此捡回一条性命。这个细节说明，屠杀并非一场失控的冲突，而是带有明显的补杀行为。
陈广顺的三哥也没能逃脱。此前，他和母亲躲在断墙附近，听见机枪声后，三哥从家中冲出，穿过竹园，沿小路往牛牧岗方向跑。正在烤火吃饭的日军发现了他，一枪将他击中。
中弹后的三哥滚进路旁茅坑，伤口沾水，疼痛加剧。他不停挣扎，直到陈广顺二哥的岳父把他拉出来。三哥在地上翻滚，双手将周围的草抓得七零八落，没过多久便断了气。
“他还活着吗？”
没人回答。
这种沉默，后来成了西岗头许多家庭共同的记忆。消息传到北圩后，妇女们哭成一片。谁家死了人，死了几个，很快便听得清清楚楚。陈广顺的大哥、二哥连夜赶回村里，用一块门板抬走三哥，将遗体埋在村西荒地。
球场上共有23名村民被机枪打死，其中21人来自西岗头，另有两名外村人始终没有查明姓名。村民姓名被后人记录下来，包括陈广林、陈广泉、陈广聚、陈广海、陈万松、陈万夏、陈万宽、陈道法，以及裔建昌、裔景华、裔景富等人。
那时来不及举行葬礼。为了防止野狗啃食，遗体只能匆忙掩埋。一家死了几口，往往合葬在同一个土坑里。等局势稍稍安定，村民重新挖出尸骨，准备装棺安葬，却发现遗体已经腐败，稍一触碰便会破裂，只能用毛竹片从下面托起。
村边田间还有十多名外地遇难者，他们身份不明，遗体散落各处。后来，村民将他们集中埋在炮校炮营后方平山的一处大坑里。多年以后，那里因劈山造田被夷平，部分尸骨再也无法辨认。
陈广顺晚年谈起这段经历时，最难忘的并不是单纯的枪声，而是那块被塞进手里的糖。一个孩子被哄着站在屠杀现场，亲眼看着亲人和乡亲遇害，这种反差比暴力本身更加令人战栗。
他曾哭着说：“日军一边给小孩糖吃，一边杀他的亲人，这种凶残，已经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
西岗头的23具遗体、无名外乡人的大坟，以及幸存者颈上的刀口，构成了南京大屠杀中一个村庄的具体证词。它没有宏大的战场调度，只有机枪、刺刀、断墙和一块糖；也正因为这些细节，惨案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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