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战事正紧，邓六金从大连收到曾山的来信。她拆开信封，本以为能看到几句问候，没想到信中却带着责备：留在大连太久，不能贪图安逸，革命意志不能松懈，还要求她尽快返回山东。
这封信让邓六金又气又委屈。她不是主动躲进安稳环境，更没有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几个月前，她还在奔波途中经历了早产，母子二人险些死在海上。
邓六金出生于福建上杭一个贫苦山村。出生不久，她就被送到邻村当童养媳。养父母家也不富裕，地主逼债、生活困顿，是她童年最熟悉的场景。
1929年，红四军进入闽西，革命思想开始在当地传播。邓六金受到影响，走出童养媳的命运，参加革命。她识字不多，便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后来成为当地有名的“红军通”。在她动员下，同乡青壮年和两个姐姐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是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妇女部拟定女红军名单时，邓六金名列其中。原定有32人，因两位同志未能成行，最终30名女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她们没有特殊待遇。爬雪山，过草地，抬担架，护送伤员，行军中一样不能掉队。部队到达贵州一带时，邓六金病倒了。组织考虑让她留在百姓家中养病，她却不肯停下：“就是死，也要死在行军路上。”
这句话不是逞强。她确实付出了极大代价。翻越夹金山时，她和战友一起肩扛手拉，把伤员和药箱送上山顶，途中一度累到吐血。危秀英陪着她走在队伍后面，两人相互照应，硬是跟上了大部队。
1936年，邓六金抵达陕北。两年后，她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班里的干部不少和她一样，革命经历丰富，文化基础却较薄弱。她格外珍惜读书机会，白天听课，课余参加农村调查，努力补上文化和理论上的欠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与曾山逐渐熟悉。两人早在1937年就见过面，那次是危秀英带她到窑洞中相识。曾山曾任江西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后来从苏联学习归来，在革命队伍中资历深、责任重。
1938年夏，邓六金在中央党校再次遇到曾山。曾山主动告诉她，自己来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短暂交谈，彼此多了一层了解。同年秋，组织因华东地区缺少妇女干部，调邓六金前往工作，曾山也在华东任职，两人的关系由此更加密切。
结婚之前，邓六金并非没有顾虑。她担心生育会影响工作，也清楚革命环境下的家庭生活不会轻松。1939年下半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夫妻二人将孩子送回老家，继续投入工作。
1947年，邓六金在山东参加土地改革，曾山负责华东局财经工作。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局势迅速恶化。为保护部分干部家属，组织决定将她们转移到大连。
当时的海上并不安全。国民党军舰封锁海面，船只一路颠簸。邓六金已经怀孕七八个月，途中突然早产。经过紧急救治，她和孩子才活了下来。
在大连，她们暂时摆脱了突围和转移。对邓六金来说，这段日子并非享受，而是养病、照料孩子，也是等待新的工作安排。她和其他同志多次要求返回前线，组织却认为当时更重要的是照顾好孩子、学习文化知识。
曾山不了解其中经过，才写下那封带着埋怨的信。邓六金当即向组织提出返回山东。同行同志担心夫妻见面争吵，劝她控制情绪。她嘴上答应，心里的委屈却没有消散。
几天后，两人终于见面。邓六金把早产和海上遇险的经过讲了出来。曾山听完，马上道歉：“委屈你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想着山东正在打仗，你们在大连也没有多少工作，才让你回来。”
邓六金原本准备好好理论一番，可抬头看见曾山时，话却停住了。他长期忙于华东局财经工作，整个人又黑又瘦，眼睛布满血丝，胡子头发无暇修整，身上的衣服也破旧不堪。
她终于明白，信里的责备背后，还有一个在战事和工作压力中焦急等待的丈夫。邓六金没有再争辩，只是心疼得掉下眼泪。随后，她重新投入工作，也承担起更多家务，让曾山能够把精力放在前方的财经和后勤事务上。抓紧粮食、财政与物资调配，成为那个阶段华东局必须解决的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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