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处以绞刑，时年38岁，一同遇难的还有二十位革命者。
当天他被押上绞刑架时，第一个走了上去。指挥行刑官问他有没有遗嘱，他回答：“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随后从容就义。
行刑结束之后，家属没有办法立刻领回遗体。当时的局势紧张，当局管控严密，遗体被警方装进一口薄皮棺材，送到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存放，并派警察看守。
当天傍晚，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女儿刚回家。她们当时还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第二天早上，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看到消息后哭着回来告诉了赵纫兰。赵纫兰接连昏厥数次，此后长期卧床。
李大钊的薪水大多用作革命经费或资助困难学生，家中仅剩一块银元，生活极为窘迫。
他生前的好友白眉初、李青峰等人前往长椿寺吊唁，看到棺木“菲薄不堪”，征得赵纫兰同意后，众人捐款购置了一副较好的棺柩重新装殓。
随后灵柩被移到宣武门外的浙寺南院暂厝，每月租费四块大洋。赵纫兰带着孩子回到乐亭老家，灵柩就这样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直到 1933 年，多方力量凑齐资金，安葬事宜才得以推进。
在这六年里，时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镇压，北平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浙寺的租费越积越多，赵纫兰一家远在乐亭，无力缴纳，也无人敢在年节时前去祭奠。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乐亭被日伪占据，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李星华将病重的母亲接到北平避难。回到北平后，赵纫兰想起丈夫的灵柩还在浙寺，寝食难安。
她带着孩子找到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李大钊生前的北大同仁，恳请他们帮助让李大钊入土为安。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答应出面发起公葬。
1933年4月10日，蒋梦麟带头，胡适、傅斯年、沈尹默、钱玄同等共13位北大教授联名向社会发起募捐。
鲁迅也捐了50元，许多人与李大钊政见并不相同，有的甚至有过论战，但都为他的人格所折服。最终捐款人数达到94人，捐款额2300多元。
蒋梦麟出面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墓地，并请语言学家刘半农撰写了碑文。
4月22日，公祭仪式在浙寺举行。李大钊生前的朋友、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北平文化总联盟、妇女抗日同盟联合会等社会团体都送来了花圈和挽联。
第二天上午9点半，送葬的人们肃立唱起《国际歌》，灵柩被抬出浙寺。送葬队伍有教育界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共700多人，举着挽联和花圈跟在后面。
灵柩由24人抬着，赵纫兰和子女紧随左右。队伍沿宣武门内大街向北行进，一路上有人设置路祭，摆上八仙桌，宣读祭文、散发传单、发表演说。
沿途不断有群众加入，队伍越来越大，口号越喊越响，出殡逐渐变成了一场示威游行。走到西单路口时，有人拿出一面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中午时分，队伍到达西四牌楼。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乘车赶到，踢翻供桌，殴打群众。送殡的人奋起反抗，宪兵开枪并抓走了20多人，送葬队伍被冲散。
警察撤走后，被冲散的人又陆续回来，队伍继续前行。直到黄昏时分，灵柩才抵达万安公墓，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公葬当天，一辆骡车先一步到达万安公墓，拉来一块石碑。碑上方刻着红色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案，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这块碑是中共北方党组织以互济会名义制作的。
考虑到白色恐怖的环境，公开立碑必然遭到破坏，众人商议后将石碑与棺椁一同埋入地下。这块碑在地下埋了整整五十年，直到1983年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才被挖出，重见天日。
而就在李大钊下葬仅仅一个月之后，赵纫兰病逝。
赵纫兰比李大钊年长五岁，两人结为夫妻之后，长期操持家庭。李大钊常年投身革命工作，四处奔走，家庭重担全部落在赵纫兰身上。
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始终理解丈夫的理想，独自抚养子女，默默支撑整个家。李大钊牺牲之后，巨大的悲痛，加上多年困苦生活带来的损耗，持续侵蚀她的身体。
为了完成丈夫入土的心愿，她强撑病体奔走六年，四处托人筹款，对接安葬的各项琐事。灵柩顺利下葬这件事，耗尽了她最后心力。
丈夫安葬的心愿了结，她精神支柱随之崩塌，病情迅速恶化，1933 年 5 月，赵纫兰离世。
亲友商议之后，将赵纫兰安葬在李大钊墓旁。夫妻二人，在相隔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落葬于万安公墓。合葬的安排，也完成了赵纫兰生前最后的心愿。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