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在云南的那些事

　　谢富治和云南的关系，常被简化为一句“1952～1959年主政云南”，但接棒宋任穷的那几年，老谢真的不容易。

　　1950年2月解放军入昆明，宋任穷任省委第一书记，陈赓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省委第二书记。

　　猫按：旅长资历威望肯定比老宋更高，但建国初在“接管新区”这件事上，老宋更符合中央对岗位的需求。

　　但旅长只在云南待了几个月，就去越南协助胡伯伯对抗美军，云南省的副主席周保中，代行了省主席职务。

　　考虑到云南民族众多，情况复杂，与周边多国接壤，还存在山头林立的情况……

　　中央将旅长从前的搭档谢政委调了过来，要他打开云南的新局面。

　　1952年7月，谢富治代替宋任穷主政云南，谢不禁担任省委书记，还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及政委，党政军职务一肩挑。

　　民间用“穷的走了，富的来了”的名字谐音，调侃这次人事更替。

　　谢富治此时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完成政权转换，但远没有真正稳定下来的边疆省份。

　　云南和内地不同，地理上靠近缅甸、越南，山区占比很高，县与县之间交通困难。

　　很多地方从昆明出发，坐汽车只能走一段，剩下的路要靠马帮或者步行。

　　新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县以下的力量还很薄弱，许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新政府和过去的县衙有什么区别？

　　旧社会留下来的鸦片种植、土匪武装、地方恶霸势力等问题仍然存在，谢富治要承担是党、政、军一体化的治理任务。

　　老谢进入云南工作后，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剿匪。

　　云南的匪患并不是简单的几股流寇，而是旧社会地方势力、国民党残余人员、地方武装头目、以及部分被裹挟群众混杂在一起。

　　有些土匪熟悉山路，白天隐藏，晚上活动，部队进入山区后容易陷入被动。

　　针对这种情况，老谢采取了军事进剿与群众工作结合的办法。

　　部队进入山区后，并不是赶走土匪就完事，还要同步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提供情况。

　　老谢是政工干部出身，认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很难解决山区问题，因此要求干部不许在机关听汇报，必须到下面了解情况。

　　云南的老干部回忆中，经常提到谢富治下基层的一些特点。

　　老谢地方检查工作时，从不搞隆重接待，而是一切从简，吃饭只要白菜和腐乳即可。

　　有次秘书替老谢收了老百姓送的一只鸡，被他当众批评，责令在省委检讨，事后还把这个秘书调到了边区。

　　他到了县区后，也不急着听干部汇报，而是先找群众聊天，询问土地、粮食、治安等问题。

　　对于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类调查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地方干部也是刚接收不久，对基层真实情况并不了解。

　　在剿匪过程中，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被裹挟的普通群众？

　　当时云南一些山区，部分群众因为贫困、饥饿或者地方势力控制，被迫参与匪帮活动。

　　如果简单全部按照敌对力量处理，会造成社会矛盾扩大，因此他反复强调“首恶必办、胁从区别”。

　　对于长期作恶的匪首进行打击，对被迫参加的则进行争取和教育，这实际上是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延续。

　　当时部队有很多任务，不仅要作战剿匪，还要到处修路、建立政权、恢复交通。

　　老谢说：云南之所以乱，是过去县乡政府力量薄弱，甚至有一些村寨，几十年都没有行政管理！剿匪胜利不算什么大事，建立区乡政权、培养基层干部，是比军事胜利更长期的任务！

　　刚打完胜仗，庆功宴都没摆就泼冷水，这种事情也就老谢会做！

　　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结合的办法，也确实要他这种喜欢接触基层，资历威望又够的强势政委，才能切实推动实施！

　　剿匪后建立基层政权，只是他在云南的开胃菜，接下来的全面禁毒，成为他的重点工作。

　　喜欢看民国剧或民国背景小说的胖友，一定对“云土”二字不陌生。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云南的烟土已经形成品牌效应，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

　　由于过于历史欠账太多，老谢领导的禁烟禁毒，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

　　鸦片在云南并非普通商品，它连着烟农的生计、地方势力的财源、土司头人的地盘，甚至边境武装的军费。

　　新政权要在这里站稳脚跟，要把烟毒和它背后的旧秩序一起铲掉。

　　但滇缅、滇越边境线漫长，贩毒通道多，单靠零散查缉根本堵不住。

　　因此为了迅速禁毒，老谢首先堵住边境，打断流通渠道。

　　云南的党政军系统，在边境一线、交通要道、咽喉关口，都设了固定检查站和流动哨卡，对过往人员、货物逐项盘查，重点打击走私贩毒。

　　这套高压管控很快见效，境外毒品流入明显受阻，也为后来云南建立专业缉毒队伍、形成“四禁并举、堵源截流”的禁毒格局打下了底子。

　　除了堵住烟土外部输入，老谢在内部也是狠抓不放。

　　云南省发布禁烟禁毒布告，把禁毒纳入法令轨道：严禁种植罂粟，强制封闭烟馆，全面收缴烟土和吸毒器具。

　　在具体执行上，老谢的做法是两条腿走路。

　　一边派工作队深入农村，特别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强制铲除烟苗、毁弃烟地；

　　一边在城市搞户籍清查，对吸食者登记造册，实行强制戒毒或集中教育改造。

　　基层被带动后，不少群众自发响应，农民们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改种其他作物。

　　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老谢除了断流、禁种外，还主动给原来的烟农找出路。

　　云南不少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世代靠种罂粟换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如果一味强行铲除，烟农没了活路必然反弹，甚至引发民族矛盾。

　　老谢对此有清醒认识，搞了“禁种与替代并重”的办法：向烟农发放低息贷款和救济粮，调拨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进山，用物资换购罂粟种子。

　　同时他还派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指导改种粮食、茶叶、药材等经济作物。

　　烟农有了替代生计，禁种才真正落了地，避免了过去“铲而复种”的循环。

　　最后，老谢还积极发动群众，把禁毒从政府行为变成了社会运动。

　　各地开诉苦大会、公审大会、禁毒展览，让老百姓亲眼看到烟毒怎么毁掉家庭、毁掉身体。

　　宣传上更是反复讲“种毒、贩毒、吸毒可耻”，让这个观念扎进人心。

　　同时还建立检举揭发制度，鼓励“父劝子、妻劝夫”，让吸毒、贩毒的处在群众眼皮底下，再也无处藏身。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后，禁毒和建立新秩序已经绑在一起，群众完全被调动起来，危害云南百年的毒害，也基本被铲除了！

　　如果只看1952年～1959年的云南阶段，老谢确实是典型的革命老干部。

　　他习惯跑基层、抓实际，面对一个复杂的边疆省份，需要同时解决治安、土地、毒品、基层政权等多个问题，依旧能完成任务。

　　在他的治理过程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干部“肯下去、能吃苦、善于动员群众”的一面。

　　但他的很多工作方法，很多时候也过分强调运动式推进，过分强调组织式动员。

　　这种方式在恢复秩序的初期，具有很强的效率，但在执行中也容易产生偏差，也就是积累“左”的错误。

　　这也为他后来在奥运会中成为重要人物，并最终走向时代的反面，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老谢临终前也知道，自己身后名肯定很复杂，因此弥留之际，对看望自己的陈康反复念叨：“我在云南没干过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过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