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航天“新”在哪里？

9月20日12时03分，中科宇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力箭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九星”的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九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同时，力箭一号首次海上发射即将启程，将执行“一箭三星”发射任务。陆海协同发射，提供更加灵活的空间运输能力。

事实上，最近一周之内（9月15日至20日），快舟十一号、朱雀二号改进型、引力一号、长征十二号、长征二号丁、力箭一号……我国商业航天几乎上演日均一发火箭升空的盛况。

然而，在这热闹、高频、“一箭多星”发射景象背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商业航天的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将对我们的经济与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这关乎经济逻辑、产业哲学与全球竞争格局的时代命题。

从“任务型”到“服务型”的产业革命

过去，火箭、卫星是稀罕物。每颗造价数亿元，发射一次要筹备数年，服务对象也仅限于国防、勘探、应急等“国之大事”。那时的卫星应用，是典型的“项目制”。国家立项、专项拨款、定制卫星、交付验收，然后各回各家。

但如今，火箭、卫星不再是稀缺的战略资源。比如，银河航天公司已累计成功发射自主研制卫星53颗，其中SAR卫星10余颗；长光卫星的0.75米光学卫星质量从第一代400公斤降至20公斤，单星制造成本仅400万元，已接近美国“星链”单星成本。火箭、卫星制造正在从精雕细琢的“工艺品”变成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品”。

这背后，当供给能力发生质变，产业的商业模式必然重构。卫星已从稀缺、高价的空间资源，变为可反复调用、批量交付、依托平台统一运营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它的经济学含义极为深刻，基础设施的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卖设备（卖卫星）”，而是“卖服务”。

地面云计算的发展史，就是一面镜子。阿里云并不靠卖服务器赚钱，而是靠出租算力、提供平台、开发应用来获取持续收入。卫星产业正在走同样的路径，从SaaS（软件即服务）切入，PaaS（平台即服务）延伸，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规模化。

近期以政府订单为主，比如提供“天基火灾预警”“海洋监测”等垂直应用服务，政府购买的是“结果”，而非“卫星”。

中期以商业客户为主，超过政府订单。企业开放API和开发工具，吸引第三方开发者构建应用生态。收入从“纯服务费”扩展到“服务费+平台佣金”。

远期形成“IaaS+PaaS+SaaS”的多层收入结构。比如太空算力将成为像云计算一样的基础设施，年市场规模达到千亿美元级别。

从“造出来卖”到“用起来赚”，从“一次性交易”到“持续性收入”，从“项目制”到“服务制”，商业航天产业的模式正在转变。

太空经济的成本、频率与算力“三体问题”

发射成本，决定太空经济天花板的“第一性原理”。比如，太空算力与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最大的成本差异，就在于发射环节。地面数据中心不需要把服务器送上天，而算力卫星必须经历火箭发射的惊险一跃。

目前，SpaceX猎鹰9号拼单发射每公斤约3245美元，专车发射每公斤约6700美元。而中国长征系列每公斤约5000～10000美元，成本高于SpaceX。

发射成本占太空算力总成本的30%以上。以建设10万P规模的太空算力中心为例，3至5年运维总成本约500亿至1000亿元，而地面同等规模仅需约200亿元，这意味着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SpaceX星舰的目标成本每公斤200美元以下，中国可复用火箭的目标成本每公斤2万元以内（约2800美元）。

成本是太空商业闭环的“命门”。没有低成本发射，算力上天就只能是“富人游戏”，无法规模化。

火箭发射频率，是“隐形瓶颈”。“星等箭，箭等场”，这是目前我国商业航天最大的痛点之一。卫星和火箭造好了，但发射工位不足，在排队等发射，已成为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美国拥有肯尼迪航天中心、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站、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沃洛普斯飞行设施4个主要发射基地，以及博卡奇卡（SpaceX私人）、蓝色起源一号发射站（蓝色起源私人）；中国拥有酒泉、西昌、太原、文昌4个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地，酒泉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烟台海阳的东方航天港也在发射，浙江宁波象山、广东阳江等地商业航天发射场正在筹建中。

表面上看，中国发射场数量并不少，但发射频率差距巨大。SpaceX平均每2.21天发射一次，而去年中国平均每5天发射一次，商业火箭发射得排队等候至少3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这揭示了制造产能与发射能力的结构性错配，当卫星制造已实现批量化生产，而火箭发射工位仍然“一位难求”，整个商业航天产业被卡在“最后一公里”。

在轨算力是太空经济的“终极赛道”。火箭发射能力决定卫星规模，卫星规模决定网络容量，网络容量决定算力供给，算力供给决定商业天花板。这是一个因果链条，火箭发射能力与在轨算力是最终决定太空算力的两条并行赛道。可复用火箭能力将直接决定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射成本底线。

而太空算力的商业闭环，高度依赖低成本发射。可回收火箭与低成本发射的产业化，将最终决定太空算力的商业闭环。

全球竞争格局的中美引领与“太空鸿沟”

当前，全球商业航天已进入技术迭代爆发期、市场规模扩容期、生态格局重塑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竞争格局呈现“中美引领、多强追赶、新兴崛起”的态势。

2025年，全球共开展329次航天发射任务，其中商业发射229次，占全球总发射次数的69.6%。美国火箭发射198次，中国92次，俄罗斯17次，印度5次，法国和日本各4次。

美国在轨卫星数量大幅领先。截至2025年底，全球在轨工作航天器达到15099个，美国最多，达11693个，占全球77%，其中“星链”星座累计发射10839颗，在轨工作9391颗；中国以1415个在轨航天器居世界第二；欧洲925个居世界第三。

这组数字背后，表明太空领域竞争“马太效应”正在加剧。先发者凭借低成本发射和规模化组网，正在快速占领有限的轨道和频谱资源。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位置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更棘手的是，它们都是“全球公域”，不属于任何国家，但谁都可以使用，直到被用完。

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核心机制是“先登先占”。成员国通过其电信主管部门向ITU提交卫星网络的频率指配和轨道位置资料，ITU进行技术审查和协调，确认无干扰后登记在“总登记册”中。登记后的频率和轨道位置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后发国家必须协调，不得对先行系统造成有害干扰。

这套机制的初衷是有序开发，但在实践中，“先登先占”产生了先发锁定效应。谁先申报、谁先占领，后到者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如今，SpaceX申请100万颗卫星、蓝色起源申请5.16万颗卫星、我国向ITU申请20.3万颗卫星。适合部署大规模星座的轨道壳层（尤其是500～1200公里的低轨）和频谱资源（尤其是Ku、Ka波段和1550nm激光波段）很有限。如果SpaceX、蓝色起源等美国公司率先占用了大部分资源，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太空算力星座将面临更高的协调成本和更严苛的技术约束。

这会产生“太空鸿沟”。先发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后发国家之间的能力差距，将从“地面”延伸到“轨道”。后发国家将面临“太空鸿沟”，无法享受天基AI服务、无法参与太空数据经济。这也是我国最近一周之内几乎上演日均一发火箭、“一箭多星”升空的动力。

面对“先登先占”的困境，中国并非无计可施。请参考以下策略——

策略一：加速申报，抢占剩余资源。虽然最优的轨道壳层可能已被SpaceX等巨头申报，但还有很多“次优”轨道（如更高的轨道、不同的倾角、晨昏轨道等）仍有容量。加快“千帆星座”“中国星网”“三体计算星座”“星算计划星座”“星枢计划星座”“商汤太空算力星座”“熊猫太空算力星座”“天算星座”“东方天算星座”等星座项目向ITU申报流程，确保在资源被完全瓜分前占有一席之地。

策略二：技术创新，提高频谱效率。如果频谱资源有限，那就通过技术进步在有限的频谱内容纳更多卫星和更高带宽。采用更高效的调制编码方案、更智能的干扰管理算法、更灵活的频率复用策略。我国通信技术企业（华为、中兴等）在地面5G/6G领域有丰富的频谱优化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迁移到太空场景。

策略三：推动规则改革，争取公平待遇。在国际舞台上，我国联合其他新兴航天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等），推动ITU规则的改革。例如，缩短“占坑”有效期、提高“里程碑”门槛、增加对“频谱囤积”的惩罚。虽然规则改革是缓慢而艰难的博弈，但这是改变“结构性不公”的唯一长期路径。

提升商业航天的资本、人才与制度“软实力”

2021年至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经历了一波VC投资热潮。大量热钱涌入，推高了估值，但也催生了泡沫。个别公司在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的情况下获得了数亿元融资，最终被市场抛弃。

进入2026年，资本对商业航天的态度正在从狂热转向理性。VC要求企业展示“单位经济模型”，即：每个客户的获客成本、每颗卫星的运营成本、每项服务的毛利率。如果商业模式不清晰，融资会变得困难。

从投资者视角看，商业航天投资面临“三高三低”困境（高技术风险、高市场不确定性、高监管变化风险，以及低确定性回报、低流动性、低可预测性）。

比如，太空算力是长周期、重资产的产业，不适合追求“3年10倍回报”的VC，更适合的是耐心资本。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政府的商业航天产业引导基金。同时，探索“公募REITs”的创新融资模式，将卫星资产打包上市，向公众投资者募集资金，用服务收入支付分红。

商业航天产业需要“航天+AI”复合型人才。既懂航天专业又熟悉市场经营、企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稀缺，成为行业商业模式创新中不可忽视的难题。

借鉴美国NASA模式，实现航天人才“旋转门”双向流动，NASA与民营企业之间可进行为期3个月至3年不等的人才互换交流。比如，设立人才“双聘制”，实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及航天科工集团等“国家队”与民营航天企业等“民营队”之间的人才互通互用，让人才在“国家队”与“民营队”之间有序流动，形成“产学研用”的良性循环。

制度方面，要从政府引导到市场驱动。转型的核心是付费方从G（政府）扩展到B（企业）甚至C（消费者）。

第一步：政府采购“托底”。当然政府采购不是“撒钱”，而应是“按服务付费”。政府购买的是天基火灾预警、海洋监测等服务，而非卫星或芯片。这种模式倒逼企业关注服务质量，而非仅仅是发射了多少颗卫星。

第二步：培育企业级市场。远洋航运、智慧农业、自动驾驶等行业客户是买家。企业的“杀手级应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高频使用、付费意愿强、技术成熟。

第三步：探索消费级服务。消费级市场（C端）是最大的，也是最难开拓的。消费者愿意付费吗？目前看来，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卫星AI助手”，消费者通过手机App调用卫星上的大模型；二是“卫星安全服务”，如野外探险者的卫星紧急通信和定位服务。

未来展望：太空经济的“中国方案”

对中国而言，关键破局点不在于重新复制一个SpaceX（也复制不出来），而是必须基于自身产业基础、运力条件和供应链体系，形成太空经济的“中国方案”，尽快把卫星、通信、算力、能源和运力真正组织起来，加快从单点分散突破走向系统级建设。

因为中国优势也明显，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通信技术（华为、中兴的5G/6G经验）、庞大的应用市场，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实施“做强星箭制造、做大发射服务、做实数据应用”的发展路径，构建“星、箭、场、测、运、用”全闭环体系。这本质上是“新基建”逻辑在太空的延伸。正如地面新基建（5G基站、数据中心、充电桩）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基础设施，太空新基建（低轨星座、太空算力中心、商业发射场）将为我国的太空经济提供基础设施。

一言以蔽之，中国商业航天新时代的“新”在哪里？为的是让太空从稀缺的战略资源变成普惠的基础设施，让中国从“追赶者”变成“引领者”和“规则制订者”。

这背后，当供给能力发生质变，太空经济的商业模式必然重构。当基础设施开始变廉价，应用生态必然爆发。谁先突破火箭低成本发射的瓶颈，谁就能在太空时代占据先机。

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这条路上加速奔跑。日均一发火箭，只是开始。

No.710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陈旭钦

作者简介：宁波东海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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