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补记：谁知李增顺？＿＿＿＿＿。

原文首发于微公号：在日寻唐2

文/海珺（我小的时候）

1）

我家坟上冒过青烟，是真的，不过是在很久以前。
牛逼不可以乱吹，可确实是真的。在我小的时候，祖父就一遍遍讲给我的。
我的祖父李增顺先生，今年（2019年）一月去世了。
我的女儿，今年九月出生了。
如果我不说，谁会知道李增顺？连我最亲爱的女儿都不知道他。
他走在了我女儿的前生。他被埋在了出生的村庄里，形成了一个荒草冒尖的土丘。这里距河间城北八里路，村子就叫“八里铺”，这可是“八百年前”丈量的距离了，如今还有不到一里就是高楼叠起的城市。
我的女儿不知道李增顺不要紧，我怕不久的将来，连我寻找他的影迹也会迷失。

李增顺 青年照

2）

有出传统京剧叫《大保国》，讲得就是老李家的故事，不过那是戏曲化的，艺术效果把李良糟改得很坏。李良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在女儿李妃成为李太后以后，他霸占了很多土地，其中有块风水好，这是《明史》上的。
祖父还给我讲过，李良后来很膨胀，吃饱撑得想当皇帝，半条身子都化成龙形了，结果被他遗弃的术士砸碎了龙眼，最终没有成为九五至尊，这是神话了的。李良死后，埋葬在了八里铺，这是真的。
当初那片坟地里被摆满了石人石马，很高很高的那种，绵延百余米。几百年以后，那马也是可以骑的，祖父说他就骑过，还骑过石人文官的帽翅儿，石人武官的脖子，还看到过坟地夜里闪映着的青光。这统统都是真的。
再好的风水，也无法改变这个颓弱的家族，就像青龙白虎也保全不了北平城。民族多灾，山河多难，就连那个没有文化的女人也不再迷信天力或神助，为了吉祥，他的母亲给祖父起了“增顺”这个名字，还觉得不够牢固与安全，又补上个小名儿——“铁栓儿”，预示牢牢栓住了好运，毕竟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她是个悲惨的女人，叫刘素勤。
这个悲惨的女人，长在段李庄村的一家富户，女子无才，她不大认识字。父亲刘某某是个敞亮人，做些生意，手头宽裕，后背篓子里常备着余钱，在集市上谁都可以自行抓取几枚铜板吃顿饱饭。有时候半夜进城出城，就给值夜的差人向墙上扔一吊钱。刘家有个好口碑，所以这个悲惨的女人，贤惠也善良。

他的母亲刘素勤

3）
祖父成长的年月，鬼子盘踞着半个中国，他先上过几天私塾，也学过几句日本话，还给鬼子溜过马。他那时六七岁，害怕东洋马，再大点的孩子都能骑马奔腾了，可他始终不敢，准确来讲从生到死都没那份悠闲，却总被命运溜来溜去着。
他人生迎面而来的不幸，是根本没有体味过父亲的保护和温暖。祖父出生没几天，他的父亲李炳章就逃离了这里的乡村和土地，跟着一支过境的国民党军队去努力挣脱既定的命运，奔向未卜的前程。
可他运气极好，听说是在重庆做了官儿。
做官以后，他理所应当地搬进了嘉陵江畔的别墅，一同入住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经他同事刘绍先介绍，有位重庆姑娘刘立明，和这位有妇之夫结婚了。他的良心，终归没有忘记沉陷在敌区硝烟中的另一个妻子和他唯一的孩子，在本不契合的时机，把本该沉默的真相还捎回了乡里，证明他还活着，而且活着得很好。
他确实好过，从刀头舔血的部队调去了重庆火车站任职，和冯玉祥的某个儿子成了公办上的好友，借此求得了冯将军一幅字：抗战必定胜利，妥协即将灭亡。同他交好的另一个朋友，是从北京逃难到重庆的读书人，人们都称呼为“叶先生”，他有两个女儿，一个“溥琴”，一个“溥敏”。常有好事的闲人让“叶先生”讲讲老北京的轶事，他总会摆手连说：大清早就亡了，早就亡了。
种种这些热闹，是孤立于乱世之外的世间悲苦，滑稽到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除了血脉上的亲情，再没了任何联系。

他的父亲 李炳章

4）
我的祖父没有享受过他的父亲带来一丝一毫有关爱的雨露，这万幸成了他日后避免沦落更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真该感谢一位国民党父亲的绝情。
穷苦是根植于祖父童年，乃至穿透人生的记忆。十五岁时候，他病了一场，本是不致命的事，却也无能为力的危急到了生命。
那个可怜的女人，孤守住她可怜的儿子，被迫清空躺柜作为备用的棺椁。可是他的儿子命硬，或许与那栓劳好运的名字有关，一些解说不清的非科学性常规，使他不忍丢下无依无靠的母亲，奇迹般地又重获了新生。不过从此他的头发像绒毛一样柔软又永远的失去了光泽。
祖父以非常人般毅力苦读，考了全县第二名，颇为遗憾又如愿地上了不交学费又发粮食的河间（初级）师范，之后又读了中级师范。读书的时候，祖父为了不饿肚子，先要盛半碗饭飞快着吃完，再去盛上满满一大碗，这是他难能可贵的一次“狡猾”，让他一生都难以改掉了热汤热饭都要飞速吃完的习惯。
现实的困境，逼迫他强制结束了一条漫无边际的求学道路，从此教书像是成了不可再抗拒的命运。
当时河间师范的名气很大，有些教师是被打成右派的高级文人。有位失意的书生北大地质系毕业，他因性格得罪了一个时代，所以从北京一家报社贬谪来到河间教书。
这位先生，曾在河间师范教授国文和历史，那些内容化成我的祖父日后彰显深厚功力与终生受益的学识。先生在北大的时候，和考古学家裴文中同窗念书，可他对裴先生的人类贡献并不满意，课堂上就讲人家的坏话：那小子功课不太好，就在北京山里发现了个死人脑袋。
5）
每年麦子熟了，祖父都要请假回家劳动。头天晚上他对着大伯说：我梦到爹回来了。他大伯骂他胡说八道，说解放几年了也没音讯，你爹早就死了。结果第二天他爹真的回来了，还是并不风光地回来了。
祖父跟着大伯在地里收麦子时遇到了陌生的父亲。大伯认出了弟弟，他并不认识父亲。他父亲当年两手空空着离家，而今两手空空着又回家，除了多了那幅冯玉祥的字画，剩余的就多出来了那个重庆女人。
听说他并不是变成穷光蛋了才回家，重庆解放以后，执意没有跟着败寇南逃，是在外面又蹉跎几年后才决心回来。
他把多年来积攒的金子银子都塞进了雨伞的竹筒里，堆了满满一车，装扮成商贩样子，打算躲过山水路上不可预知的风险，却仍遭遇了强盗，最终一把雨伞的全尸也没有保全。
如今我不再知道那个遥远的真相，是他真的决定回家后堆满了雨伞，还是另一种人性的恐怖，堆满的雨伞施劫后才被迫回家。今生注定使我不能得到质问长者的机会，以后到了天国我也会去问。不过祖父曾坚定地告诉过我了，他的父亲从没有“台湾”的念想，他坚信那是一个心中有愧的父亲，但这些并不足以打消我的疑虑。
好歹是回家了，不单单是他，而且是他们。我的祖父不过是个被动的孩子，他只有顺从的权力，真正的受伤者是他的母亲。她忍受了王宝钏式的十八年苦等，不能接受这个男人对她没有一丁点的尊重，她不识字，从没出过门，一气之下去了北京，隐忍幽怨着做了十五年保姆，在李国珍护士家里时间最长。这对名义上的夫妻，分别至死再没有真正意义的生活。
6）
祖父毕业后在诗经村中学简简单单教书，又简简单单地娶进门了祖母。我的祖母家是光荣无比的八辈贫农，世代务农，她的父亲是冯国璋家里的长工，她的兄弟有的淹死了，有的饿死了，侥幸活过来的，靠吃烧火作柴的山药腕子，中药功效的野草根子度过了三年最困难的年月。但她们家是纯正血统的贫农，腰杆挺得倍儿直，祖母还是当地拖拉机站上的工人，就这样家徒四壁的两个人结婚，一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嫁给了一个沾满历史污点的臭知识分子，这嫁自然是下嫁。
以后他们用每月不足60块钱的工资，承担起了赡养两个家族的负担，要抚育子女，也要照顾老人，偶尔接济他大伯家的众多孩子，使两人本该阔绰的工资分摊到了十余个人头上，祖母认命，祖父更认命。

李增顺和吕服从（祖父和祖母）

那场运动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满两岁时，死掉了。女儿送去了八里铺老家寄养，大儿子由祖母的大姐照看，他们只把吃奶的小儿子留在身边，四散分离。
祖父的大儿子仍在不满两岁的时候病倒，发烧没死，万幸烧坏了身子，落下终身残疾。这次他不再认命，一人背起孩子用脚步丈量着距离四处乱撞，去廊坊看，去衡水看，去山东看，找中医，找西医，也找神医，只要听说有效果，他都背来背去，十余年都这样倔强着，顽固不肯认命，终归没有完全治愈，后来也认命了。
7）
学生造反罢课，天津师范学院有个系被迫迁址来到诗经村。这里的热闹不亚于天津，任何关乎时代的气息，风一吹便到了。八里铺村的石人石马被砸了，我家坟上也不再冒青烟。不过还好，青不青烟无所谓，听说百里之外满清名臣张之洞的陵墓都被挫骨扬灰，这里冯国璋的大冢才被开棺暴尸，谁叫他是旧社会反动军阀头子呢？气派恢宏的冯家大院，也就此被时代热血的青年们打砸凋敝了。
诗经村中学的校长又被拎出来戴着大高帽子游街，没有人的模样，也没有狗的尊严。学生们折腾累了，就会把校长牵到操场上罚跪，脖子上挂着几块青砖。
“打倒李增顺”的大字报，在学校里贴满了整个世界。祖母千叮万嘱她的母亲，学生游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上街看热闹，哄骗那位老者说人多不安全。有谁理解至亲被拎到街头等待公判或肆意凌辱的感觉，或许谁就理解了祖母一个女人的无助与不安。有谁理解自己的肉身和人格被交由他人肆意玩虐，或许谁就理解了祖父一个男人的胆颤和绝望。
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八里铺村那些最朴实的乡民们，联名替祖父作证，说他从小跟着母亲受罪，能有什么历史问题？质问的那些愤青哑口无言，我的祖父由此侥幸逃过了一场灾难，至少逃过了肉体上的痛苦，至于说身心的，精神的，扭曲颤栗不安和委屈的，一切都显得可有可无了。
事后祖父用无言的行动，付出一生的努力，表达着对乡亲的感激，他常资助村里困难的学生，他常帮扶村里穷苦的老人，他本无抽烟的嗜好，每次回到村子他都要装上两盒上等香烟，路上遇到的，田里耕除的，逢人就发烟点火。再往以后骑上了自行车，他每到村头就要推车步行，用最笨拙的质朴和纯真的方式，感激着草木以外所有沾亲和非故的恩人们。

8）
躲过了“初一”，还有“十五”的日子。学校不上课的时间漫长，祖父为了争取好的表现，就要披着星星拼了命的劳动。可这还远远不够，有两年时间，他被下放到一个砖窑厂里做饭，用本该捏握粉笔的手，颠起来了五味陈杂的炒勺。他没有了工资，只是挣工分，最困难的时候，依靠祖母一个人的微薄薪资养活着同样这个大家子。祖父又为了多挣工分，白天做饭，晚上仍要下田。日日年年浸湿在晨曦或夜半的水露里，致使他的左腿遗留下了骨质增生的病患。在他停止操劳退休以后，这条腿迫不及待地变形，早于同龄人就拄上了拐杖，早于同龄人就坐上了轮椅，早于同龄人就瘫在了床上，腿都成了折磨他一生最大的病痛。
祖父感觉自己是不幸时代中不幸的人群里面，不算最倒霉的一个。祖父感觉在逃脱不掉的磨难里逃脱不掉洪潮的洗砺中，也不算最悲凉的一个。可他的父亲就没有了这微渺的幸运，在惊恐和畏惧中，饶有尊严而非体面的自杀了，逃离了人民对他未知真相的审判。
关于他父亲留下生命印记，只带回家里的那幅冯玉祥字画，也在三番四次地抄家，三番四次地打人中，被掠走了。
我常会可笑地想，他们这对前世修来的父子之缘，因为父亲的薄凉和失责，换回了儿子避免卷入风吹雨打的巨浪风波，只造成了最低限度的伤害，哀其不幸，哀其万幸，哀其戏剧的演绎，哀其现世的残酷。

李增顺晚年 于沧州二院

9）
风平浪静后很多年，我出生，祖父退休，他的三个孩子工作稳定，一切都回归日常，痛苦都淡忘了。住在北京小汤山养老院的刘绍先老人，还曾给祖父打过一通电话，说你父亲其实是名地下党员，当初我们都在重庆工作，常偷偷给共产党运输武器。
祖父当时腿疾已渐严重，不便出行，又添了一些久治难愈的病苦，在他的余生中，由我童年成长到今天的记忆里，他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吃药，所以关于久远的东西，历史终究不会留下他父亲的印记，至于黑与白的争辩，也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
祖父在师范进修学校的教职上退休，是教授老师们再次提高教学质量的古文老师。记得有次我远房亲戚家的表姐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即将走上讲台前，特意跑来取经。祖父问她，画画怎样？弹琴怎样？唱歌怎样？拉二胡怎样？拉手风琴怎样？写毛笔字怎样？问得表姐频频摇头晃脑。祖父没有客气地讲：都不会，你算啥师范生？
祖父教书一辈子，哪怕是在退休以后搞研究，若写点东西，还可以称呼为学者，可他并没有任何关乎个人思想的话语和言论留下，所以充其量不过也就是位老师。
我也曾问过他那个问题，为啥你不写点东西呢？他说写过，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也喜欢记日记，就是后来被反复抄家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被学生们翻出来一样样查验，一页页看，索性就把东西都烧了，不写了。
我唯一保留着祖父的一张墨迹，是在一个儿童节到来时，他送给我的礼物。名叫《我要做个好儿童》，是一首儿歌，曲子和歌词都是他原创，歌词是：我要做个好儿童，学习科学好本领；我要做个好儿童，长大为国争光荣……这种普世的口吻，是不肯含露一丝一毫个人情感和思想的文字，成了他遗留在世间独一无二的手稿。
祖父创作完成这首歌儿后，没有用真名字，而是填注上了名叫“李毅”的假名字，准确地说我只拥有了一件署着他假名字的真手迹，而真正署有“李增顺”名字的东西，早已焚祭成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在家，所以也就不能在文章中拍照和大家分享这份祖父留下来的手迹，因为我把它藏匿得很深，深到任何家人都找不到的位置。
世界已经安静了。我感觉这是祖父的大智慧，我感觉祖父早就认命了，我感觉祖父因此重获了解脱，选择了放松，才被允许享受了安宁和晚年迟来的幸福。
祖父弥留之际，饮食极为困难，流食咽不下，呛着，常喷儿女一脸饭，一碗米粥要极具耐心反复着喂，常常两三个人喂上他一两个小时，如果把这当成工作，没有比这更累的。
祖父最后一天的日子，在昏迷中，不停吐着一些黑色的东西，从早晨吐到了晚上，我猜是苦水。我抱着他，等他吐完了，看到他的脑袋垂搭倾侧下来的那一刻，他是轻松干净的，也就不再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