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寻求莲花坝遗址新突破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细石核。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标本。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方木。

　　今年5月，《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莲花坝遗址顺利入选。
　　“经过几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我们初步推断，莲花坝遗址应该是一处以细石器遗存为主体的石器加工制作场所，可能是中心营地或居址之外相对固定的石器加工地点。”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新石器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楚蜀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说。

6000多年前的“工位”
或为打制石器的“营地”

　　莲花坝遗址是在2021年开展“眉山、乐山地区史前遗址调查”时首次被发现的。经过2021年、2022年连续两个年度的发掘和研究，它的重要性逐步凸显：这是一处距今约62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近万件细石叶、细石核、石片等石制品，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进一步探讨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扩散与交流，以及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2023年至2024年，楚蜀思同省考古院的同事们一起，在莲花坝遗址开展发掘工作。
　　如果说之前发现其他遗址是柳暗花明式的惊喜，那么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寻找答案的路上：后两年的发掘出土遗存较少，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答。即便将已发掘细石器的地层土壤全部过筛、水洗，也未能再现2021年时的“耀眼”成果。细石器遗存、人类的用火痕迹、疑似宝墩文化的陶片、古水体沉积……发掘工作确实有收获，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所幸的是，为了“读懂”莲花坝，新石器考古研究所的成员们正尝试用更多的方式进行解读。
　　最初对莲花坝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推进了对该遗址内涵与性质的认识：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细石器，也发现了带有宝墩文化特征的陶片。因此，在楚蜀思参与莲花坝遗址工作之初，解决两种遗存早晚关系和细石器遗存的分布范围问题，成为正确认识遗址的根本性工作。
　　由于思蒙河水反复冲刷，遗址不同点位地层错位交织，像一本被揉皱的书。考古团队只能通过地层里的土色，一点点拼出地层的本来面目。最终他们确定，陶片遗存的年代要晚于细石器遗存。
　　而细石器的分布范围，只能通过密集的勘探工作，一步一步确定。每个探孔的深度都要达到4米，根据三四百个探孔土样情况，考古队员推断出土细石器的地点周围约40米区域内，都可能有细石器分布。对出土石制品的整理和研究，则揭示了莲花坝遗址的性质：“我们发现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石片、断块、碎屑等多个类型的石制品，判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楚蜀思说。
　　细石器技术，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石器技术。它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甚至存续到金属器出现的时代。人们从修整成型的细石核上剥取细石叶，再将细石叶固定在木质、骨质等载体上，组装成多功能复合工具，作为“刃”来使用。“细石器对制作者的技术要求较高。以前的莲花坝，可能就是一个专门制作细石器的场所。”楚蜀思说。
　　后续发掘区域紧挨着此前出土细石器的地点。尽管开展了充分的工作，考古队员也只找到了一片细石叶和一颗细石核。幸运的是，用火痕迹的出现，让考古队员看到了新希望——这里曾有人类停留的历史细节，正被更多的考古证据印证。

出土的陶片和方木
带来连串问题和谜题

　　很多一线考古工作者都曾提到，有些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越挖谜团越多。在楚蜀思看来，莲花坝遗址也是这样。虽然有不少新发现，但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关键线索——生活居址，一直没有露面，并且随着发掘深入，更多谜团浮现了出来。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部分有磨圆度，部分没有；其出土点位为古水体沉积，并非原生堆积。在这个古水体沉积中，还出土了一截方木。莲花坝遗址的史前环境是怎样的？是谁制造了这些陶器？为什么部分陶片会出现磨圆度？这截看起来像是人工打磨的木头，究竟作何用处？制作细石器和陶器的人群是否有联系？究竟是不是同一人群？在连续4年的发掘工作中，一连串问题接二连三冒了出来。
　　楚蜀思提到，莲花坝的珍贵性，恰恰筑起了难以被“读懂”的高墙。“成都平原上并没有同类型遗址，导致相关研究资料少；另一方面则是与细石器技术对应的人群，可能是流动性非常高的、以狩猎采集为生业模式的人群。”这些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莲花坝遗址有可能只是他们路途中的“一站”。如果莲花坝只是一个临时营地的话，他们可能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造成了这里信息密度偏低的现状，因此勘探和发掘工作才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对于楚蜀思和考古队员来说，最难的不是暴雨冲垮了探方，也不是要水洗筛选100平方米的土层，而是穷尽方法之后，并没有得到期待的答案。
　　“我们当时天天挖，最深挖了3米多，却没有出土东西。”楚蜀思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焦灼时说，“就像是回到了实习生时期一样，出土一点东西就很激动。”那段时间，但凡考古工地有一点“动静”，经验老到的考古队员就和实习生们一样激动。但这种激动源于完全不同的心境：实习生们是初见出土物的兴奋；而考古队员们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新的进展，哪怕是冒出一片陶片、一片石叶，也会心潮澎湃。
　　楚蜀思形容莲花坝遗址就像一座海中的孤岛：它出现得太突然，找不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线索。但对于在汪洋中探险的人来说，孤岛又意味着希望：在莲花坝遗址被发现以前，成都平原从未出现过如此密集的细石器遗存——它通常只分布在川北地区和川西高原，即便是成都平原的联合村遗址、罗家坝遗址出土过少量的细石叶，也不能算作细石器遗址。
　　因此，“读懂”莲花坝，就能够摸清带着这项技术的人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到了成都平原。

通过环境考古、石材分析
寻求莲花坝遗址考古新突破

　　但是考古研究不能因为没有预想中的进展而停滞。团队商议后，考古队员将目光投向了环境考古。
　　“我们想要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古地貌与古环境情况，复原当时人类生活的微环境，再反过来推测他们当时可能是怎么想的。”楚蜀思介绍，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俊娜正带领团队攻克这个难题。同时，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向芳正在对莲花坝遗址的细石器材质、岩性进行检测分析。“如果知道石料的来源，就可以知道大致的调查范围。”楚蜀思说。
　　目前，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已暂告一段落。但是室内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这样一群或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模式的人群，究竟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们与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北方作物粟与黍的宝墩人群是否有关联？考古队员们不想就此被莲花坝遗址难倒，他们想要“抓住”成都平原上的这枚珍宝。
　　然而，莲花坝遗址的线索实在太少。一个探孔的直径在10厘米左右，而成都平原的面积是1.88万平方公里：考古需要好运，但不能全靠好运。运气走不通的时候，得靠智慧和毅力。楚蜀思说自己是一个“运气不怎么好的人”，但是在离开莲花坝遗址、投入到绵阳市的考古前置工作中时，又觉得“运气还可以”。她一边挖着汉代的崖墓、明代的石室墓，一边惦记着思蒙河畔的莲花坝。
　　等待，也是考古工作的一环。等待着环境考古、石材分析能带来新的线索，也等待着在未来的调查工作中，成都平原上能有新的细石器遗址出现。虽然在楚蜀思的形容中，莲花坝遗址是一座“孤岛”，但只要有文化的交流，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只要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未来的某一天，“孤独”的莲花坝遗址一定不会再孤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由楚蜀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