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日,一架银色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向西飞去。机舱内安放着李先念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遵照他的遗愿,骨灰将被撒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
这是在完成他的遗愿。临终前,他郑重地对工人人员说:“我最后要求国家再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撒掉,如果不这样,我对不住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他不是在安排后事,而是在偿还一笔欠了半个多世纪的“心债”。这笔“心债”的起点,是1936年的河西走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21800余人奉命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发,试图打通连接苏联的国际通道。
李先念时任红三十军政委,这支部队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长征到河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官兵之间早已血肉相连。西路军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与马家军十几万骑兵对垒,孤军奋战近五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
到1937年3月,全军从过河时的两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三千。3月14日黄昏,肃南县石窝山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将余部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
李先念率三十军余部千余人组成左支队,进入了祁连山腹地。没有粮食,就打黄羊充饥;没有路,就边行军边开路。翻越祁连山最高峰时,空气稀薄,身体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活着的同志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咬着牙继续向上攀。
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跋涉,左支队终于走出祁连山,抵达星星峡。陈云、滕代远带着卡车和物资前来接应,此时李先念身后只剩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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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等要职,日理万机。但西路军的往事始终是他心头最沉重的一块石头。1981年11月,李先念去看望陈云,两人谈起了西路军问题。
陈云明确表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三个月后,两人再次单独谈话,陈云说:“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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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初,李先念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李先念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些回不来的战友。1987年2月20日,他为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0年,徐向前元帅病重。李先念前去探望,徐向前说出了从未告诉家人的三条遗愿,其中一条是把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两年后,李先念追随老战友而去。他的遗嘱与徐向前几乎相同,只是将“河西走廊”换成了“祁连山”。那是他亲手掩埋战友的地方,是他带着最后几百人翻越求生、却把数千兄弟永远留在那里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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