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美国夫妇跨国领养中国弃婴，含辛茹苦养育二十载，孩子已长成纯正的美国人。就在节骨眼上，亲生父母突然出现，要求认亲

有些故事，你听完之后不会马上感动，而是会安静很久。

不是因为它多戏剧化，恰恰相反——它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能在每一个细节里看到普通人的挣扎、软弱，以及那种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根本来不及想清楚的无奈。

我想讲一个女孩的故事。

她出生在九十年代中期，南方一座城市的某个夏天。被放在一个菜市场门口的时候，身上裹着一块薄薄的蓝底小花布，里面塞着一张折好的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过——大概意思是，实在没办法了，谢谢好心人救命，如果老天有眼，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的七月初七，咱们在西湖断桥上见。

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像电影台词。但它就是真真实实写在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写的人手在抖。

那个放下孩子的人，后来真的去桥上等了。等了两次。一次是十年后，一次是二十年后。两次都落空了。

而那个被放下的孩子，被一对美国夫妇带回了密歇根，有了英文名字，上了学，交了朋友，长成了一个说英语、吃三明治、习惯独立生活的年轻女性。二十年后，她回到中国，和那对在桥上等了两次的中年夫妻见了面。

他们希望她叫一声“爸妈”。

她没有叫。

她说：“我已经有父母了。”

这句话被很多人解读过。有人说她冷漠，有人说她清醒，有人说她不孝，有人说她勇敢。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件事：这句话不是一句狠话，它是一个人对自己二十年生命经验的诚实交代。她不是不爱，她是不能假装。

假装自己是在那个家里长大的。假装那些喂饭、擦汗、深夜守着发烧的日日夜夜，发生在杭州而不是密歇根。假装“爸爸妈妈”这四个字，可以像换一件衣服一样，从一对父母身上脱下来，穿到另一对父母身上。

她做不到。这不是选择，这是事实。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回到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初到两千年代中期，有超过八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这个数字在最高峰的2005年达到将近八千名一年。你把这个数字摊开来看，每一个“一”背后，都是一个被放在某处的孩子。菜市场门口、福利院台阶上、公共汽车站旁边。包裹里可能有一张纸条，也可能什么都没有，连出生的确切日子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重男轻女”。这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溺弃女婴在宋明清各朝都有记载。但九十年代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古老的观念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环境——严格的生育数量限制。

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如果你想再要一个，那就是超生，要罚款，罚款金额可能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好几年的积蓄。而如果你第一胎是女儿，想要儿子的愿望又没有被制度满足，会发生什么？

有些家庭选择了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有些家庭选择了生下来之后“处理掉”。有些家庭选择了把孩子放在一个“能被发现”的地方——菜市场、福利院附近、人多但不认识自己的街头。

这不是替谁开脱。只是想说，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自己后来也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那张纸条上写“万般无奈”四个字，读起来轻飘飘的，但写的人大概是真的觉得走投无路了。

当然，跨国收养这件事本身，从来不是单纯的“善意救助”。

你要知道，九十年代到两千年代，美国人到中国收养孩子，并不完全是因为“爱心泛滥”。美国国内收养体系有它自己的问题：程序繁琐、费用高昂、等待时间长，而且可收养的健康婴儿数量本身就不够多。与此同时，中国福利院里有一大批健康的女婴，收养程序相对透明，等待时间也短得多。

有一个美国收养机构当时打的广告语很直白，说中国收养项目“稳定、可预测、无腐败”。

“稳定、可预测”。你品品这几个字。像不像在描述一条供应链？

我不是说所有收养家庭都是这样想的。Pohler夫妇——就是收养了那个苏州女孩的那对美国夫妇——他们在福利院看到孩子的时候，Pohler太太说“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很多收养父母确实是这样，他们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但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跟个体的情感是两回事。

一个系统性的跨国儿童流动，背后一定有制度性的驱动力。美国联邦税法给收养家庭提供税收抵免，2025年每个孩子最高能抵一万七千多美元，其中五千美元还是可退款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家没交那么多税，政府也会给你现金返还。各州的补贴更直接，有的州对“医疗脆弱儿童”的补贴一个月能到两千美元。

我不是说收养家庭都是为了钱。绝大多数不是。但你不能假装这些经济激励不存在。当一个系统给“接收儿童”这个行为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补贴，这个系统的性质就变得复杂了。

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干净的。

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写过一本书，叫《竹林的女儿们》。她在书里引用了一个估计：大约百分之十的被收养中国儿童是被绑架和贩卖的，而且大多发生在2000年之后。瑞典政府委托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过去几十年里，瑞典的国际收养制度存在非法和不道德行为，许多儿童在亲生父母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被领养，涉及数千名儿童。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那些“被好心人送到福利院”的故事背后，可能藏着另一种版本：孩子不是被父母放下的，是被偷走的。父母可能一直在找，找了二十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去了地球另一端。

当然，不是所有案例都这样。但当我们讨论“跨国收养”这个制度的时候，不能只挑那些温暖的故事来讲。

说回那个女孩。

她被Pohler夫妇带回密歇根之后，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家门口有草坪，屋子里有壁炉，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后来变成了四口——她多了一个哥哥，金发碧眼，亲生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牵着她的手进校门。

在美国，领养亚洲孩子不算特别稀奇的事。她所在学校里后来陆续有从韩国、非洲来的被领养孩子。但“不算稀奇”和“完全没有困扰”是两回事。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女孩出现在全是白人面孔的班级里，总会有小孩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她哥哥帮她挡过一些。

养父母从来没有瞒过她的身世。这是美国很多收养家庭的普遍做法，让孩子尽早知道自己的来处，比藏着掖着要好。但“知道”和“怎么面对”是两回事。

她长大之后，跟很多被跨国收养的华裔孩子一样，面临过一个选择：要不要去找亲生父母？

美国收养协会做过一个统计，百分之七十二的被收养人在青春期渴望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收养，百分之六十五想见亲生父母，百分之九十四想知道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数字背后的动机，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很多人想找亲生父母，不是因为“想认亲”，而是因为“想知道信息”。

想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想知道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想在做基因筛查的时候手里有数据。想搞清楚一些可能影响自己健康决策的事情。

亲生父母在这些孩子眼里，首先是“信息提供者”，然后才是“情感对象”。

这跟中国传统寻亲叙事里那种“骨肉团圆、血浓于水”的框架，差别很大。在中国文化里，血缘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纽带，找到了就是一家人。但在美国长大的被收养者，他们对“家人”的定义更多建立在共同生活的经验上，而不是生物学关系上。

这不是谁对谁错。这是两种不同的家庭观念在具体的人身上发生了碰撞。

那个苏州女孩，她在决定寻亲之前，跟养父母坐下来谈过一次。她跟他们保证：找亲生父母不是为了“回家”，也不是要抛弃他们，只是想知道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

养父母听完，没有拦她。反而鼓励她去。

这里有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细节：Pohler夫妇收养她二十年，连她确切的生日都不知道。档案上写的是“未知”，她的美国生日是被定在收养那一天。对一个习惯用生日标记人生节点的文化来说，这始终是个缺口。

所以他们支持她去找。不只是为了情感，也是为了信息。

你看，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件复杂的事。

后来，她通过福利院和社交媒体联系上了亲生父母。视频通话的时候，她不会中文，他们不会英文。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中间翻译。

屏幕那边是一个黑发黑眼的年轻女性，但短发、穿着、说话的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亲生父母后来在采访里提到，他们有一瞬间的迟疑——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

他们脑子里大概早就给这个“失散二十年的小女儿”画了一幅像：扎着小辫子，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可能还带着点苏州口音。结果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个完全“美国化”的年轻人。

不是她变了。是他们想象的她，从来没有存在过。

2017年，她去了中国。

那趟旅程对她来说不轻松。她在杭州、苏州、淮安之间走走停停，对这个“血缘上的祖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她终于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城市；陌生的是，她要重新学怎么用手机扫码买东西，怎么在完全不同的社交规则里跟人打交道。

中秋节那天，亲生母亲在家里做了一桌菜。有大闸蟹，有月饼，有典型的江浙家常菜。在中国家庭的逻辑里，迎接一个远方回来的孩子，用最丰盛的家常菜、亲手剥好蟹壳、把菜夹到她碗里，是最自然的表达方式。

亲生母亲把拆好的蟹肉递过来的时候，眼神里全是说不清的东西——有喜悦，有愧疚，有一种“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急切。

但她不自在。

不是嫌弃。是文化冲突。她从小被教育要独立，吃饭自己动手，没有人会在餐桌上喂她。在她的认知里，只有婴儿才会被喂饭。而在亲生母亲看来，这是唯一能稍微弥补一点二十年前那个动作的方式。

语言不通把这种微妙放大了。她用刚学的中文努力回应，一句话一句话往外蹦，用词还不自然。亲生父母夹杂着方言和普通话，也没办法流畅表达自己复杂的情绪。饭桌上的沉默，背景是厨房的油烟味和电视里的中秋晚会。

然后，那个问题还是来了。

亲生父母希望她叫一声“爸爸妈妈”。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气氛有些凝重。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用平和的语气说了那句话。

“我已经有父母了，不能再叫别人爸妈。”

我不觉得这句话残忍。我觉得它诚实。

一个人被养大，不是靠血缘自动完成的。是靠每天早上被叫起床，靠有人给你做早饭，靠生病的时候有人整夜坐在床边，靠有人教你怎么骑自行车，靠有人在你毕业典礼上鼓掌。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血缘”能自动提供的。它们需要时间，需要陪伴，需要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另一个人的成长里去。

Pohler夫妇做了这些。二十年。日复一日。

而亲生父母做的事，是在她出生第三天把她放下，然后站在断桥上等了两次。这不是说他们的等待没有意义。等待也是有分量的。但等待和养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重量。

她愿意叫亲生父母“叔叔阿姨”。她愿意听他们讲苏州的故事。她愿意了解自己的出生细节。她甚至和亲生姐姐关系很好，愿意叫她“姐姐”，愿意一起逛街吃饭说心里话。

但她不愿意把“爸爸妈妈”这个称呼，从密歇根那两个人身上转移过来。

你可以说她固执。也可以说她清楚。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一个不那么温暖的一面。

2018年，有媒体报道了一对美国夫妇虐待他们从湖南福利院收养的中国女孩的事。那个女孩被收养的时候才十四个月大。她在地下室被关了多年，脖子上拴着狗链，做不好事就挨打。最严重的一次，被罚光脚踩在烧红的木炭上，冬天被赤身裸体扔进雪地里。

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徒手挖穿了一面墙逃了出来，挖到双手鲜血淋漓，伤口深可见骨。

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制造对比。是因为它们都是“跨国收养”这个制度的产物。同一个制度，可以送一个孩子去密歇根的一个有壁炉的家里，也可以送另一个孩子去一个地下室。

所以当我们讨论“跨国收养”的时候，不能只讲那个温暖的故事，也不能只讲那个黑暗的故事。要讲的是：一个系统，如果没有足够严格的监管，没有把“儿童最大利益”真正放在首位，它产生的结果就是随机的。有的孩子运气好，有的孩子运气坏。

而孩子的运气，不应该是一个系统最不重要的考量。

2024年，中国正式停止了国际收养计划，只保留了血亲收养的例外。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

这个决定对不对，可以讨论。中国国内的收养体系在过去二十年里确实有了很大进步，愿意在国内收养健康婴儿的家庭越来越多，外国人等待的时间从一年多延长到了四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儿童权益的保护意识也在提高。这些变化让跨国收养的必要性下降了。

但那些已经跨出去的孩子呢？那些在密歇根、在俄亥俄、在得克萨斯长大的中国面孔呢？他们的故事不会因为政策停止而结束。他们还在那里，还在处理“我是谁”这个问题。

有研究把被跨国收养的中国女性分成了三类：一类已经整合了自己的收养身份和文化身份，一类还在挣扎和矛盾中，还有一类对寻根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想跟中国彻底切割。

没有哪一种反应是“正确”的。每一种都是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应对方式。

那个苏州女孩，她大概是第一类。她接受了“我有两个家庭背景”这件事，但她对“家”的定义很明确：家是养大你的地方。

她后来在江苏的一所国际学校找到了工作，教英文。她在中国的课堂上讲美国的故事，也在中国的街道上适应扫码支付和地铁人流。她和姐姐保持联系，偶尔见面。她对亲生父母保持距离，但不回避。

有人说她应该更“感恩”。感恩亲生父母给了她生命。

但“给了生命”这件事，你真的能要求一个孩子用一生的称呼来偿还吗？

生命是一个被动的礼物。孩子没有选择被生下来。如果一个人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人就有责任让孩子活下去、活好。如果做不到，那至少不应该要求孩子为此感恩。

而养育，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你选择每天早上起来给一个人做饭，选择花时间陪一个人长大，选择把自己的资源、精力、耐心投进去。这个选择，比生孩子重得多。

所以当她说不愿意叫别人“爸妈”的时候，她不是在否定血缘。她是在肯定养育。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被“认回”一个家庭，也没有跟亲生父母彻底决裂。她就是找到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平衡点：认姐姐，认出生故事，认这片土地，但不认另一对“爸妈”。

这个平衡点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亲生父母大概会失望。有些读者大概会觉得她太冷。

但如果你是她——三天的大的时候被放在菜市场门口，二十年后站在一间屋子里面对两个几乎不认识的人，他们希望你用你生命里最亲密的称呼来叫他们——你会怎么做？

你大概也会沉默一下。然后说一句你能说出口的、不会背叛你自己二十年生活的话。

她说了。

那句话不温柔，但它真实。

而在这个充满了“应该怎样”的世界里，一个孩子选择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而不是表演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剧本——这本身，就值得被尊重。有些故事，你听完之后不会马上感动，而是会安静很久。

不是因为它多戏剧化，恰恰相反——它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能在每一个细节里看到普通人的挣扎、软弱，以及那种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根本来不及想清楚的无奈。

我想讲一个女孩的故事。

她出生在九十年代中期，南方一座城市的某个夏天。被放在一个菜市场门口的时候，身上裹着一块薄薄的蓝底小花布，里面塞着一张折好的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过——大概意思是，实在没办法了，谢谢好心人救命，如果老天有眼，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的七月初七，咱们在西湖断桥上见。

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像电影台词。但它就是真真实实写在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写的人手在抖。

那个放下孩子的人，后来真的去桥上等了。等了两次。一次是十年后，一次是二十年后。两次都落空了。

而那个被放下的孩子，被一对美国夫妇带回了密歇根，有了英文名字，上了学，交了朋友，长成了一个说英语、吃三明治、习惯独立生活的年轻女性。二十年后，她回到中国，和那对在桥上等了两次的中年夫妻见了面。

他们希望她叫一声“爸妈”。

她没有叫。

她说：“我已经有父母了。”

这句话被很多人解读过。有人说她冷漠，有人说她清醒，有人说她不孝，有人说她勇敢。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件事：这句话不是一句狠话，它是一个人对自己二十年生命经验的诚实交代。她不是不爱，她是不能假装。

假装自己是在那个家里长大的。假装那些喂饭、擦汗、深夜守着发烧的日日夜夜，发生在杭州而不是密歇根。假装“爸爸妈妈”这四个字，可以像换一件衣服一样，从一对父母身上脱下来，穿到另一对父母身上。

她做不到。这不是选择，这是事实。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回到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初到两千年代中期，有超过八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这个数字在最高峰的2005年达到将近八千名一年。你把这个数字摊开来看，每一个“一”背后，都是一个被放在某处的孩子。菜市场门口、福利院台阶上、公共汽车站旁边。包裹里可能有一张纸条，也可能什么都没有，连出生的确切日子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重男轻女”。这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溺弃女婴在宋明清各朝都有记载。但九十年代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古老的观念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环境——严格的生育数量限制。

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如果你想再要一个，那就是超生，要罚款，罚款金额可能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好几年的积蓄。而如果你第一胎是女儿，想要儿子的愿望又没有被制度满足，会发生什么？

有些家庭选择了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有些家庭选择了生下来之后“处理掉”。有些家庭选择了把孩子放在一个“能被发现”的地方——菜市场、福利院附近、人多但不认识自己的街头。

这不是替谁开脱。只是想说，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自己后来也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那张纸条上写“万般无奈”四个字，读起来轻飘飘的，但写的人大概是真的觉得走投无路了。

当然，跨国收养这件事本身，从来不是单纯的“善意救助”。

你要知道，九十年代到两千年代，美国人到中国收养孩子，并不完全是因为“爱心泛滥”。美国国内收养体系有它自己的问题：程序繁琐、费用高昂、等待时间长，而且可收养的健康婴儿数量本身就不够多。与此同时，中国福利院里有一大批健康的女婴，收养程序相对透明，等待时间也短得多。

有一个美国收养机构当时打的广告语很直白，说中国收养项目“稳定、可预测、无腐败”。

“稳定、可预测”。你品品这几个字。像不像在描述一条供应链？

我不是说所有收养家庭都是这样想的。Pohler夫妇——就是收养了那个苏州女孩的那对美国夫妇——他们在福利院看到孩子的时候，Pohler太太说“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很多收养父母确实是这样，他们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但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跟个体的情感是两回事。

一个系统性的跨国儿童流动，背后一定有制度性的驱动力。美国联邦税法给收养家庭提供税收抵免，2025年每个孩子最高能抵一万七千多美元，其中五千美元还是可退款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家没交那么多税，政府也会给你现金返还。各州的补贴更直接，有的州对“医疗脆弱儿童”的补贴一个月能到两千美元。

我不是说收养家庭都是为了钱。绝大多数不是。但你不能假装这些经济激励不存在。当一个系统给“接收儿童”这个行为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补贴，这个系统的性质就变得复杂了。

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干净的。

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写过一本书，叫《竹林的女儿们》。她在书里引用了一个估计：大约百分之十的被收养中国儿童是被绑架和贩卖的，而且大多发生在2000年之后。瑞典政府委托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过去几十年里，瑞典的国际收养制度存在非法和不道德行为，许多儿童在亲生父母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被领养，涉及数千名儿童。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那些“被好心人送到福利院”的故事背后，可能藏着另一种版本：孩子不是被父母放下的，是被偷走的。父母可能一直在找，找了二十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去了地球另一端。

当然，不是所有案例都这样。但当我们讨论“跨国收养”这个制度的时候，不能只挑那些温暖的故事来讲。

说回那个女孩。

她被Pohler夫妇带回密歇根之后，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家门口有草坪，屋子里有壁炉，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后来变成了四口——她多了一个哥哥，金发碧眼，亲生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牵着她的手进校门。

在美国，领养亚洲孩子不算特别稀奇的事。她所在学校里后来陆续有从韩国、非洲来的被领养孩子。但“不算稀奇”和“完全没有困扰”是两回事。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女孩出现在全是白人面孔的班级里，总会有小孩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她哥哥帮她挡过一些。

养父母从来没有瞒过她的身世。这是美国很多收养家庭的普遍做法，让孩子尽早知道自己的来处，比藏着掖着要好。但“知道”和“怎么面对”是两回事。

她长大之后，跟很多被跨国收养的华裔孩子一样，面临过一个选择：要不要去找亲生父母？

美国收养协会做过一个统计，百分之七十二的被收养人在青春期渴望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收养，百分之六十五想见亲生父母，百分之九十四想知道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数字背后的动机，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很多人想找亲生父母，不是因为“想认亲”，而是因为“想知道信息”。

想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想知道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想在做基因筛查的时候手里有数据。想搞清楚一些可能影响自己健康决策的事情。

亲生父母在这些孩子眼里，首先是“信息提供者”，然后才是“情感对象”。

这跟中国传统寻亲叙事里那种“骨肉团圆、血浓于水”的框架，差别很大。在中国文化里，血缘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纽带，找到了就是一家人。但在美国长大的被收养者，他们对“家人”的定义更多建立在共同生活的经验上，而不是生物学关系上。

这不是谁对谁错。这是两种不同的家庭观念在具体的人身上发生了碰撞。

那个苏州女孩，她在决定寻亲之前，跟养父母坐下来谈过一次。她跟他们保证：找亲生父母不是为了“回家”，也不是要抛弃他们，只是想知道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

养父母听完，没有拦她。反而鼓励她去。

这里有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细节：Pohler夫妇收养她二十年，连她确切的生日都不知道。档案上写的是“未知”，她的美国生日是被定在收养那一天。对一个习惯用生日标记人生节点的文化来说，这始终是个缺口。

所以他们支持她去找。不只是为了情感，也是为了信息。

你看，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件复杂的事。

后来，她通过福利院和社交媒体联系上了亲生父母。视频通话的时候，她不会中文，他们不会英文。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中间翻译。

屏幕那边是一个黑发黑眼的年轻女性，但短发、穿着、说话的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亲生父母后来在采访里提到，他们有一瞬间的迟疑——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

他们脑子里大概早就给这个“失散二十年的小女儿”画了一幅像：扎着小辫子，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可能还带着点苏州口音。结果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个完全“美国化”的年轻人。

不是她变了。是他们想象的她，从来没有存在过。

2017年，她去了中国。

那趟旅程对她来说不轻松。她在杭州、苏州、淮安之间走走停停，对这个“血缘上的祖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她终于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城市；陌生的是，她要重新学怎么用手机扫码买东西，怎么在完全不同的社交规则里跟人打交道。

中秋节那天，亲生母亲在家里做了一桌菜。有大闸蟹，有月饼，有典型的江浙家常菜。在中国家庭的逻辑里，迎接一个远方回来的孩子，用最丰盛的家常菜、亲手剥好蟹壳、把菜夹到她碗里，是最自然的表达方式。

亲生母亲把拆好的蟹肉递过来的时候，眼神里全是说不清的东西——有喜悦，有愧疚，有一种“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急切。

但她不自在。

不是嫌弃。是文化冲突。她从小被教育要独立，吃饭自己动手，没有人会在餐桌上喂她。在她的认知里，只有婴儿才会被喂饭。而在亲生母亲看来，这是唯一能稍微弥补一点二十年前那个动作的方式。

语言不通把这种微妙放大了。她用刚学的中文努力回应，一句话一句话往外蹦，用词还不自然。亲生父母夹杂着方言和普通话，也没办法流畅表达自己复杂的情绪。饭桌上的沉默，背景是厨房的油烟味和电视里的中秋晚会。

然后，那个问题还是来了。

亲生父母希望她叫一声“爸爸妈妈”。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气氛有些凝重。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用平和的语气说了那句话。

“我已经有父母了，不能再叫别人爸妈。”

我不觉得这句话残忍。我觉得它诚实。

一个人被养大，不是靠血缘自动完成的。是靠每天早上被叫起床，靠有人给你做早饭，靠生病的时候有人整夜坐在床边，靠有人教你怎么骑自行车，靠有人在你毕业典礼上鼓掌。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血缘”能自动提供的。它们需要时间，需要陪伴，需要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另一个人的成长里去。

Pohler夫妇做了这些。二十年。日复一日。

而亲生父母做的事，是在她出生第三天把她放下，然后站在断桥上等了两次。这不是说他们的等待没有意义。等待也是有分量的。但等待和养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重量。

她愿意叫亲生父母“叔叔阿姨”。她愿意听他们讲苏州的故事。她愿意了解自己的出生细节。她甚至和亲生姐姐关系很好，愿意叫她“姐姐”，愿意一起逛街吃饭说心里话。

但她不愿意把“爸爸妈妈”这个称呼，从密歇根那两个人身上转移过来。

你可以说她固执。也可以说她清楚。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一个不那么温暖的一面。

2018年，有媒体报道了一对美国夫妇虐待他们从湖南福利院收养的中国女孩的事。那个女孩被收养的时候才十四个月大。她在地下室被关了多年，脖子上拴着狗链，做不好事就挨打。最严重的一次，被罚光脚踩在烧红的木炭上，冬天被赤身裸体扔进雪地里。

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徒手挖穿了一面墙逃了出来，挖到双手鲜血淋漓，伤口深可见骨。

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制造对比。是因为它们都是“跨国收养”这个制度的产物。同一个制度，可以送一个孩子去密歇根的一个有壁炉的家里，也可以送另一个孩子去一个地下室。

所以当我们讨论“跨国收养”的时候，不能只讲那个温暖的故事，也不能只讲那个黑暗的故事。要讲的是：一个系统，如果没有足够严格的监管，没有把“儿童最大利益”真正放在首位，它产生的结果就是随机的。有的孩子运气好，有的孩子运气坏。

而孩子的运气，不应该是一个系统最不重要的考量。

2024年，中国正式停止了国际收养计划，只保留了血亲收养的例外。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

这个决定对不对，可以讨论。中国国内的收养体系在过去二十年里确实有了很大进步，愿意在国内收养健康婴儿的家庭越来越多，外国人等待的时间从一年多延长到了四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儿童权益的保护意识也在提高。这些变化让跨国收养的必要性下降了。

但那些已经跨出去的孩子呢？那些在密歇根、在俄亥俄、在得克萨斯长大的中国面孔呢？他们的故事不会因为政策停止而结束。他们还在那里，还在处理“我是谁”这个问题。

有研究把被跨国收养的中国女性分成了三类：一类已经整合了自己的收养身份和文化身份，一类还在挣扎和矛盾中，还有一类对寻根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想跟中国彻底切割。

没有哪一种反应是“正确”的。每一种都是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应对方式。

那个苏州女孩，她大概是第一类。她接受了“我有两个家庭背景”这件事，但她对“家”的定义很明确：家是养大你的地方。

她后来在江苏的一所国际学校找到了工作，教英文。她在中国的课堂上讲美国的故事，也在中国的街道上适应扫码支付和地铁人流。她和姐姐保持联系，偶尔见面。她对亲生父母保持距离，但不回避。

有人说她应该更“感恩”。感恩亲生父母给了她生命。

但“给了生命”这件事，你真的能要求一个孩子用一生的称呼来偿还吗？

生命是一个被动的礼物。孩子没有选择被生下来。如果一个人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人就有责任让孩子活下去、活好。如果做不到，那至少不应该要求孩子为此感恩。

而养育，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你选择每天早上起来给一个人做饭，选择花时间陪一个人长大，选择把自己的资源、精力、耐心投进去。这个选择，比生孩子重得多。

所以当她说不愿意叫别人“爸妈”的时候，她不是在否定血缘。她是在肯定养育。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被“认回”一个家庭，也没有跟亲生父母彻底决裂。她就是找到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平衡点：认姐姐，认出生故事，认这片土地，但不认另一对“爸妈”。

这个平衡点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亲生父母大概会失望。有些读者大概会觉得她太冷。

但如果你是她——三天的大的时候被放在菜市场门口，二十年后站在一间屋子里面对两个几乎不认识的人，他们希望你用你生命里最亲密的称呼来叫他们——你会怎么做？

你大概也会沉默一下。然后说一句你能说出口的、不会背叛你自己二十年生活的话。

她说了。

那句话不温柔，但它真实。

而在这个充满了“应该怎样”的世界里，一个孩子选择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而不是表演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剧本——这本身，就值得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