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和建制派的差异被严重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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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自由派和建制派的分期被严重夸大了，他们的相似性其实远远多于差异性。

东大自由派心中的理想社会，与真实的美国并不一致，甚至很多原则完全相反。

他们热爱的，是80年代宣传中的“美国”，而那个美国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从未在现实中落地。

自由派和建制派都相信真理是唯一的，存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同质化的。

自由派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建制派并无不同。

他们认为中央集权和有效率的官僚制是必要的，政府对大部分事务负有责任。

一个社会应该有良好的秩序、基建和治安，哪怕是为了秩序和治安牺牲一点隐私和自由。

他们都认同考试是最公平的选拔模式，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绝不应该削弱，反而应该加强。

他们都反对举荐制，汉唐的举孝廉和美国的推荐信同样受到批判。他们对于阶层流动都有极高的追求。

自由派也是极端的优绩主义者，我很少看到自由派中产或者知识分子不鸡娃，他们甚至鸡的更狠。

很少有人意识到，被认为最开明的70后、80后，鸡娃的力度远高于他们的父母。

自由派和建制派都相信，很多价值观是不言自明的，是绝对正确的。

他们都支持解放妇女、普及教育，认为一个社会大学生越多，社会越先进。

自由派绝不能容忍重男轻女的地区存在，尤其不允许很多山区父母阻止女儿受教育，在打击人口拐卖上也最为积极。前一阵云南“野孩”事件，基本常识等自由派也冲到了第一线。

自由派也是破除宗族文化和传统迷信的急先锋，他们一样非常重视科学文化的普及。

这一点，美国完全做不到，美国有禁止堕胎的州、反科学的邪教社区，还有歧视女性，生活在“愚昧”之中的阿米什人社区和哈瑞迪犹太人社区，也有天天吸毒、不务正业的黑人社区。

这些与进步主义、现代性相悖的社区在东大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派比建制派更激烈的反对这些东西，建制派有时反而比自由派更尊重地方秩序。

一些自由派因为亲美对基督教有好感，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将基督教视为认识西方先进文化的工具，他们本质仍是世俗主义者。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因为堕胎问题大打出手，很多自由派第一次知道美国很多红州竟然禁止堕胎，感到信仰崩溃。

美国社会要比自由派知识分子保守的多，或者说，对保守社区和价值观的容忍度要高得多。

除此之外，自由派也是比较极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他们是里根和撒切尔的信徒。

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与洛克、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并不相同。

用一句话概括，里根、撒切尔、弗里德曼，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个人以原子化的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他们反对任何人通过小共同体，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博弈。

所以，他们反对工会，反对罢工，反对任何排他的行业组织，他们也极端反对最低工资和价格管制。

他们考虑的是抽象的全社会帕累托最优，认为个人应该服从这看不见的客观规律和整体利益。

但是，他们的理想在西方从未实现，一个普选社会，缺乏强制力，不可能打击罢工和行会，他们一直郁郁不得志，因此时常抨击时政。

很多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东大比美国更符合他们的理想。

实际上，不少人都指出，美国的中世纪色彩太浓（事实也确实如此），不够现代。就现代性来讲，东大是领先美国的。

承袭自里根、撒切尔，东大自由派的观点与他们自然也是一致的。

所以东大自由派最为捍卫大公司、平台经济，最反对反垄断和任何管制。

比如奥派古老板在滴滴的会议上就公开为滴滴辩护，认为滴滴司机主张提价只会造成市场混乱，赶走消费者，几乎所有的滴滴司机都反对他，认为他何不食肉糜。

总之，东大自由派是现代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优绩主义者，他们同样信奉单一价值观，追求绝对真理，对家庭和社会的异质性容忍程度较低。

东大自由派一样追求理想的国际秩序，他们希望美国去当世界警察，而这和MAGA们的目标并不一致，MAGA追求的恰恰是美国退回本土，放弃世界警察的身份。

也许美国的知识分子和东大自由派一样，但美国社会与他们存在根本分歧。

美国社会最大的特质，当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多元性，美国社会对异质性，无论它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拥有极高的包容性。

无论你是天才还是疯子，是科学家、知识分子还是邪教头子，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容身之所。

美国可以容忍最进步，最支持女性解放和lgbt的社区存在，也可以容忍最保守、最压迫女性的社区的存在，美国最大程度保留了文明的多样性。

美国社会的构建逻辑最为符合达尔文的思想，东大人对达尔文的理解是错误的，达尔文说的是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

白垩纪恐龙比哺乳动物强大的多，但是恐龙灭绝了，哺乳动物因为身子小，消耗资源低反而幸存了下来。

适者即适应环境的基因，一个生物基因多样性越高，就越可能在环境的变化中幸存下来，它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东西。

达尔文的思想导向的是价值模糊主义，即容忍异质性，不去强行消灭“错”的一方，这与所有东大人的思维都截然相反。

东大自由派并不喜欢美国模式，他们只是被一时的宣传蒙蔽了，他们心中的理想模式也许是新加坡，但新加坡与美国的差异，那可太大了。

还有一点被人忽视，就是东大自由派很多出身于体制内，也是考试选拔出来的做题家，他们成长的过程就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和建制派有太大差异。

美国社会是一个轻视官僚，重视教士和企业家的社会，教士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价值观和共识，而不是做行政工作。

美国成功的政治家、议员和社区领袖大都有教士属性，东大类似这一生态位的是罗永浩、张雪峰、司马南，而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多类似古代的“清流”，他们并没有脱离传统政治的逻辑范畴。

中美两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社会运行模式差异极大，很多原则甚至完全相反，无论花多少精力去研究对方，终归只是雾里看花，这是文明的底层逻辑不同，非人力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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