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土地项目“民转刑”引争议：民事判还6.31亿，又以刑事判赔5.7亿，被指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来源：滚动播报

　　核心导读

　　2020年12月2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决正式生效。判决书确认，一起涉及32.8亿元暂定总价、深圳龙华区首批土地整备利益统筹试点项目的合作纠纷，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下的合法合同关系，判令深圳市玉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玉石物业”）向郑州锦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锦嵩公司”）、深圳文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文传公司”）返还投资款6.31亿余元及资金占用费，文传、锦嵩公司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回转登记。

　　判决生效后，一个反常的局面出现了：本应申请强制执行收回款项的资方文传、锦嵩公司，迟迟不予配合；反倒是败诉方玉石物业在2021年至2024年间，多次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和恢复执行申请，称因对方将股权反复质押、多轮查封，导致判决确定的股权回转义务无法履行。

　　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民事执行尚在进行之际，这起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纠纷的案件，突然以诈骗罪的名义重新启动刑事程序。2026年4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玉石物业实际控制人李威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责令赔偿5.7亿元。李威聪不服上诉，案件目前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一份生效民事判决，一份正在二审的刑事判决，针对的是同一组协议、同一笔款项、同一系列行为。这种“民事判决落定，刑事重案再起”的司法图景，在近日一场针对该案的法律专题研讨会上，引发多位权威法学专家的集中质疑。

　　中国政法大学房保国教授、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律师、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璞玉律师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区分“民事欺诈履约瑕疵”与“刑事诈骗非法占有”，而破局的关键不在于重新定性，而在于严守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以刑事手段介入已经由民事司法程序处理的经济纠纷。

　　一、一份民事判决的完整叙事

　　要理解刑事判决为何引发如此强烈的专业质疑，必须回到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框架。

　　2015年11月，深圳龙华区三联地块被列入土地整备利益统筹试点。李威聪通过其控制的玉石物业等公司，设立深圳市龙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玛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并与属地河背股份合作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确认龙玛公司为项目唯一合作方。

　　此后，文传公司、锦嵩公司作为出资方加入，各方于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间先后签订《深圳市三联地块土地整备项目合作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约定项目占地面积15.8万平方米，暂定合作价款为32.8亿元，资方按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款项，李威聪一方负责完成征地、办证等工作，并将龙玛公司95%股权逐步过户至资方。

　　文传公司、锦嵩公司依约支付了第一阶段1.9亿元和第二阶段3.8亿元，共计5.7亿元。根据协议，第二阶段3.8亿元“部分用于本项目的拆迁补偿”。李威聪一方在收到款项后，确实将龙玛公司的相关股份转给了对方，也从龙马新村地块原权利人手中收购了相关地块，并将权利凭证登记至其指定人员名下。

　　2018年底，因政策调整原因，项目实施方案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文传公司、锦嵩公司依据补充协议中的退出条款，选择退出合作。2019年，资方向深圳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解除协议、返还投资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玉石物业提起反诉，请求确认资方返还股权、解除资料共管。

　　深圳中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确认案涉全部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判决支持解除协议，并判令玉石物业返还6.31亿余元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资方则将持有的龙玛公司全部股权回转登记至玉石物业名下。

　　这份判决于2020年12月生效。资方锦嵩公司曾提起上诉，但因未在指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423万余元，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从民事判决的逻辑看，这是一起标准的商事合同纠纷：合同有效，一方因约定条件成就而退出，另一方负有返还投资款义务，其转出的股权对方也应当回转。判决没有认定任何一方存在欺诈行为，也没有否定合同的效力。

　　二、从民事执行困局到刑事追诉的转折

　　民事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迅速陷入僵局。

　　判决确定的履行顺序是：先设立共管账户、解除资料共管，再由玉石物业将款项转入共管账户，然后资方回转股权，最后解付款项。但资方文传、锦嵩公司迟迟不配合解除资料共管，理由是担心玉石物业转移共管资料中的地块权利凭证。玉石物业则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对方履行解除共管和股权回转义务。

　　2023年8月，深圳中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3年12月，玉石物业申请恢复执行。在此期间，锦嵩公司持有的龙玛公司股权被多家法院轮候查封，原因是锦嵩公司自身面临多起债务诉讼。

　　转折发生在2022年。文传、锦嵩公司以“虚增土地价格、骗取拆迁补偿款”为由，向郑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李威聪等人涉嫌合同诈骗。郑州市公安局于2022年1月立案侦查，但仅5个月后即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案件。同年6月，资方又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报案，控告李威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龙华分局经审查后，于2022年8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同样认定“没有犯罪事实”。

　　然而，2022年11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向龙华分局发出通知立案书，要求对龙玛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龙华分局随后立案侦查。2025年1月，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李威聪、蔡燕妮、蔡志华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龙华区法院一审判决李威聪诈骗罪成立，蔡燕妮、蔡志华作为从犯被判处缓刑。

　　这意味着，在两地公安机关先后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案或不予立案的情况下，案件经由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程序，最终以诈骗罪进入刑事审判，并在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合同有效、款项应当返还的情况下，将同一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

　　据龙华区法院一审认定，李威聪等人收到第二阶段款项中的50%即1.9亿元后，开始从龙马项目地块原权利人手中收购土地，但其隐瞒实际征地数量和征地价款，仅将部分款项用于支付合同所需事项。李威聪没有实施其他常规的例如公告征地，寻找协商其他原土地持有人等积极履约行为，且李威聪将本用于征地的相关款项用于其他个人用途，征得的土地亦放在自己亲属名下。相关款项的支付情况亦不符合以股权转账款计算对价的支付情况，不符合市场正常交易习惯，且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相关款项为征地款，而非股权转让款。

　　基于以上情形，龙华区法院认为，李威聪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目前，此案正在深圳市中院进行二审。据知情者讲，一审时，辩护方曾就上述事实认定提交过多份反证据证，法院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和评价。二审期间，辩护方再次向法院提交了多份证据。

　　三、专家集中质疑：民事救济畅通，刑事追诉依据何在？

　　在近日的专题研讨中，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本案的刑事定性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房保国教授首先从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切入。他指出，诈骗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无履约行为”或“以履约之名行诈骗之实”为核心特征。而本案中，案涉项目真实存在，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李威聪一方实际完成了部分地块的收购，且一直在推进项目手续。一审判决将合作过程中的陈述偏差与资金调度违规认定为诈骗手段，“混淆了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房保国教授。

　　房保国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事实：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投资方可获返还投资款及利息，这意味着民事救济渠道完全畅通。“当民事判决已经为受损方提供了完整的救济路径，且该判决正在执行程序中时，刑事追诉的正当性基础就变得极为薄弱。”他进一步指出，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但一审仅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这是明显的程序瑕疵”。

　　连大有律师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诈骗罪的核心分水岭展开分析。他指出，李威聪有真实项目，且前期已投入逾2亿元用于项目推进；民事判决生效后，李威聪一方多次督促执行，未能履行的原因是对方将股权反复质押、导致股权回转义务无法完成，而非主观上意图非法占有。“民事判决确认合同有效，恰恰证明投资方的付款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刑事判决再认定同一笔款项的支付构成诈骗，逻辑上无法自洽。”

连大有律师。

　　连大有进一步指出，在民事救济管道畅通的情况下发动刑事追诉并判处十五年重刑，“与‘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明显相悖”。他援引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策立场——检察机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认为本案恰恰是这一政策需要重点审视的典型样本。

　　律璞玉律师则将分析聚焦于资金用途与损失因果关系。她指出，不能简单地将“资金未用于约定用途”等同于“诈骗”。本案需要重点审查的是：合同约定的盈利模式是否允许资金统筹使用；挪用资金占比是否影响合同根本履行；被害人损失不能弥补的本质原因，究竟是行为人恶意侵吞，还是项目周期、股权查封及资方自身资金链断裂等客观因素。

律璞玉律师。

　　律璞玉特别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资方文传、锦嵩公司在民事判决生效后，将判决确定的6.31亿元债权用于多轮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过12.8亿元，远超其实际支付的5.7亿元。“资方已经通过债权融资充分实现了其债权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其遭受了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损失’，需要极为审慎。”

　　四、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逻辑冲突

　　专家质疑的核心，在于本案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逻辑冲突。

　　民事判决明确认定，案涉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这意味着，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已经审查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并未发现足以否定合同效力的欺诈行为。如果合同是在欺诈下签订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合同。但资方在民事诉讼中并未主张撤销合同，而是主张解除合同——解除的前提恰恰是合同有效。

　　刑事判决则认定，李威聪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财物。这意味着，刑事判决实质上推翻了民事判决关于合同有效性的认定，但没有通过再审程序纠正民事判决，而是径行作出了与民事判决直接矛盾的刑事认定。

　　更深层的冲突体现在损失认定上。民事判决判令玉石物业返还6.31亿元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并判令资方回转股权。这是一套完整的、可执行的救济方案：资方收回款项，玉石物业收回股权。但刑事判决认定“被害人损失”为5.7亿元，并责令李威聪个人赔偿。如果刑事判决最终生效并执行，资方将从李威聪个人处获得5.7亿元赔偿，同时仍持有民事判决项下的6.31亿元债权——这意味着资方可能就同一笔投资获得双重受偿。而玉石物业的返还义务是否因此消灭，刑事判决并未涉及。

　　“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对同一事实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认定，却没有任何机制来协调这种矛盾。”一位与会专家在研讨中指出，“这是刑民交叉案件中最危险的情形——两个司法程序各自运行，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结论，最终受损的是司法公信力。”

　　五、程序正义的追问：七人合议庭为何被忽略？

　　除了实体定性上的争议，本案一审的程序问题同样引发了专家们的严肃关注。

　　《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及“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

　　本案完全符合上述两项情形：李威聪被指控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涉及龙华区首批土地整备利益统筹试点项目，涉及数百户原权利人的拆迁补偿，社会影响重大。然而，一审法院仅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房保国教授在研讨中明确将这一问题作为程序瑕疵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存在“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等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三名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与七人合议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审慎程度上存在实质性差异。”一位不愿具名的刑诉法学者对记者表示，“特别是涉及复杂商事交易和刑民交叉问题的案件，七人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专业法官因长期从事刑事审判而形成的‘入罪惯性’。”

　　六、“民转刑”困局的制度警示

　　本案所折射的，远不止一起个案的是非曲直。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强调“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2024年12月，最高检发布《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并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刑事案件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2025年3月，最高检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将“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然而，本案呈现出的图景是：在民事判决已经生效、民事执行程序正在进行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程序，将同一组行为以诈骗罪推入刑事程序，并在一审中判处了十五年重刑。这一过程是否符合“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政策精神，值得深思。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案中资方文传、锦嵩公司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为模式，与刑事控告之间存在的张力。资方在民事判决中获得了完整的救济——返还投资款、支付资金占用费、股权回转。但判决生效后，资方并未积极申请执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资方在刑事控告中表现得极为积极，不仅向两地公安机关报案，还在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后，推动检察机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当民事判决已经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当事人却选择通过刑事手段来追求民事判决未能立即实现的经济利益时，司法机关需要格外警惕。”连大有律师在研讨中表示，“刑事手段不应成为民事执行的替代工具，更不应成为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施压的杠杆。”

　　七、二审的十字路口

　　目前，李威聪诈骗案正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与此同时，相关司法材料显示，深圳中院已经将玉石物业持有的龙玛公司20%股权以及锦嵩公司代玉石物业持有的60%股权上架至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准备进行拍卖处置。

　　这一时间节点引发了辩护方的强烈担忧：在刑事二审结果尚未出炉的情况下，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股权拍卖如果先行完成，可能会使刑事二审的审理失去实际意义——即便二审改判无罪或发回重审，股权的归属已经因拍卖而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刑事二审尚未判决，民事执行却先行处置核心资产，这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的协调问题。”一位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无论刑事二审的结果如何，这种‘抢跑’式的资产处置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本案的二审判决，将不仅决定李威聪个人的命运，更将成为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司法样本：在民事判决已经生效、民事救济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刑事追诉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生效民事判决与刑事指控对同一组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时，司法系统应当如何协调？当“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政策要求与具体案件中的追诉冲动发生冲突时，司法机关应当如何选择？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中国营商环境中无数商事主体的行为预期。如果一份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合同关系，可以被后来的刑事判决以“诈骗”之名推翻，那么合同的法律确定性和司法的可预期性将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与会专家在研讨总结中呼吁，二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本案的刑民边界，审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并对一审的程序瑕疵予以充分关注。“在民事救济渠道完全畅通的情况下，刑罚权的发动应当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房保国教授的建议，代表了与会专家的共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