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2年10月，香港某公司向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订舱，委托其将一批价值约人民币499万元的电子产品，自上海港运至巴拿马曼萨尼约港。
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在接受订舱、接收货物并装船出运后，却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自身面临牵连制裁风险为由，拒绝签发提单，且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拒绝在目的港交付货物。
面对无法提货、交易受阻的困境，香港某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法院强制新加坡某船务公司签发提单。
上海海事法院于2023年8月依法发出海事强制令。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虽依照强制令签发提单，却在强制令案件处理期间，擅自将货物退运回上海港。上述提单背面条款第25.1条载明“本提单所证明或包含的合同应适用新加坡法律……”
香港某公司随后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及某船务（中国）公司违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义务，应连带赔偿货物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
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认为，根据提单背面条款约定适用的新加坡法律，其有权以存在制裁风险为由进行退运，其退运行为不构成违约，并提起反诉，主张香港某公司未在上海港及时提取货物，诉请其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50余万元。
香港某公司就反诉辩称，其作为托运人，在起运港并无提货义务，且涉案货物在国内并无适销性，香港某公司有权在起运港拒绝提货，因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违约退运所产生的风险、费用及责任，均应由其自行承担。
承运人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作为承运人，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为由，拒绝履行目的港交货义务，并将货物强行退运，构成根本违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作为强制性规定，应当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直接适用于本案。依据该法第十二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本案中，新加坡某船务公司称，其顾虑受他国对我国企业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牵连，而拒绝履行运输义务，该行为的本质，属于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违反《反外国制裁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其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的合法事由。
香港某公司作为托运人，在货物被无理退运后拒绝提货，系正常行使权利，未违反减损义务，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据此，上海海事法院判决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赔偿香港某公司货款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该案系我国法院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确立了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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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Effy 审发：王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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