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屈原：相隔千年的异代知音

元744年，长安。

李白收拾行装离开了这座他曾经做梦都想来的城市。两年前，他奉诏入京，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两年后才发现，唐玄宗欣赏他的诗，却未必准备把国家大事交给他。

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离开长安以后。

李白的诗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已经去世近千年的楚国人——屈原。

一个活在盛唐，一个活在战国；一个饮酒仗剑、四处漫游，一个被逐江南、最终沉入汨罗。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为什么偏偏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隔着近千年突然“认出了”彼此？

答案，或许就藏在李白那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里。

离开长安以后，李白的失落为什么如此强烈？

答案要往前倒推。

如果只看后世留下来的“诗仙”形象，很容易以为李白年轻时的人生规划就是游山玩水、喝酒写诗，顺便成为天下闻名的大诗人。

实际上，诗名很早就有了，真正让他反复奔走的，却是政治理想。

开元十三年，也就是725年前后，二十多岁的李白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此后的许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结交名士、官员、隐者和道士。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极其浪漫的漫游；可放进唐代士人的仕进环境中再看，李白的目的并不只是欣赏山河。

他在寻找进入政治中心的道路。

这也解释了李白身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他一边写山水、饮酒、神仙，一边又始终放不下功名。

因为李白想要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当官。

他曾表达自己拥有济世之才，希望能够参与国家治理、建立功业。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年轻时候的他相信，只要自己的才能足够耀眼，总会有人看见。哪怕暂时没有机会，他仍然可以等待下一个机会。

因此这一时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往往带着强烈的自信：现实可以暂时冷落我，却无法真正埋没我。

所以742年的那道诏书才会显得如此重要。

几十年的等待之后，皇帝终于看见他了。

李白进入长安，来到唐玄宗身边。从表面看，他年轻时设想的那条道路几乎已经实现：没有经过漫长的科举与官场升迁，凭借自己的名声和才华，直接来到帝国最高权力附近。

可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开了一个玩笑。

于是一个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才华被承认，与理想被接受，原来完全可以是两回事。

等到744年离开长安，这种落差已经无法再用年轻时那种单纯的自信消化。

也正是在这里，李白开始真正接近另一个人的人生。

近千年前的楚国，也曾经有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走到君王身边，也曾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政治改变国家。

后来，那个人被一步步推离了朝堂。

他的名字，叫屈原。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再看屈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地方，或许并不是被放逐。

而是两个人都曾经离自己的理想非常近。

屈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漂泊江南、行吟泽畔的人。相反，他早年曾进入楚国政治中心，受到楚怀王信任，担任左徒，参与国事、典章与外交事务。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执行命令的官员，而是有一套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内希望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

这意味着，年轻时的屈原与后来走进长安的李白，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心理起点：

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才能能够用于现实政治。

但真正的转折，也都发生在靠近君王以后。

屈原受到楚怀王信任时，楚国仍然是战国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可西方的秦国正在不断扩张。

秦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齐楚联盟破裂。张仪入楚后设法离间齐楚，楚怀王最终与齐国交恶。

随后楚国出兵攻秦，战事失利，汉中等地受到严重损失。公元前312年前后的连续失败，使楚国在秦楚较量中逐渐陷入被动。

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屈原已经无法像早年那样影响楚怀王。

上官大夫等人的攻击，使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对于一个普通官员而言，这可能只是职位变化；对于屈原而言，却意味着自己明明看见危险正在逼近，却越来越没有机会影响国家的选择。

这才是他后来痛苦的重要来源。

而一千年后的李白，面对的是另一种靠近之后的失望。

于是两个人出现了两种不同、却又能够彼此映照的困境。

屈原是曾经参与政治，后来被逐渐排除出去；李白则是终于来到权力中心附近，却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真正走进去。

一个在郢都，一个在长安。

一个面对的是秦国步步紧逼下的楚国，一个生活在盛唐繁华的表象之中。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政治处境更不能简单等同，但两人的人生都出现过同一种剧烈落差：

我以为君王看见了我的才华，就会接受我的政治理想。

事实证明，并没有这么简单。

屈原后来仍然不断关注楚国局势。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取楚国八城，又邀请楚怀王入秦。屈原反对楚怀王前往，但怀王最终还是入秦，并被秦国扣留；

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到了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的危局终于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李白当然没有经历屈原完全相同的国家悲剧。

但744年走出长安以后，他终于拥有了理解屈原的另一把钥匙。

年轻时读屈原，他看到的或许首先是《离骚》的瑰丽、楚辞的奇崛；等自己也经历过一次政治理想从接近实现到突然落空，再回头看那个被楚怀王疏远的人，感觉已经完全不同。

所以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李白为什么喜欢屈原。

而是为什么偏偏在长安梦破以后，屈原才越来越频繁地走进李白的诗里？

从这里开始，两位相隔近千年的诗人，才真正成为异代知音。

744年以前，李白当然知道屈原。

有研究统计，李白传世诗歌中约有16处涉及屈原，既有屈原、屈平，也有楚臣、屈大夫、骚人、怀沙客等称谓。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涉及屈原的作品主要出现在744年以后。

离开长安以前，李白表达政治理想时，更喜欢那些能够建立功业的人物。

他相信才能终究会获得机会，即使眼前不得志，也不意味着未来没有出路。

可长安两年的经历，让这种自信第一次遭遇现实的正面撞击。

于是他再写历史人物时，关注点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行路难三首》其三中，他把伍子胥与屈原放进诗里；在《悲歌行》中，他又写到李广不被汉帝记取以及楚王放逐屈大夫。

李白为什么反复使用这样的典故？

因为他其实是在借历史人物处理自己的现实。

这是李白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写古人，并不意味着要复述古人的故事，而是会从古人的命运里寻找能够承载自己情绪的部分。

屈原恰好提供了一个李白此时最需要的历史形象，才华没有消失，理想也没有改变，可现实偏偏不给你施展的空间。

因此，李白与屈原真正发生联系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的怀才不遇。

他们都曾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极有信心，也都把个人价值与现实事业联系得很紧。正因为期待很高，遭遇挫折时产生的落差才格外强烈。

但李白欣赏屈原，还有另一个原因。

《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把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的愤懑、坚持、追问和想象完整地保存下来。

屈原尤其擅长把神话、日月、风云、草木等纳入宏大的想象世界，使个人的现实困境突破具体事件，进入更加辽阔的诗歌空间。

所以李白写下屈平辞赋悬日月，绝不只是对一个前代名家的客套赞美。

他已经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

当年的楚怀王掌握着决定屈原政治命运的权力，可一千年后，人们仍然阅读的却是屈原。

这对于离开长安后的李白而言，或许格外容易理解。

唐玄宗可以决定他是否留在翰林，却无法决定他的诗能够走多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744年以后，李白一次次写到屈原，表面是在回望战国，实际上也是借那个楚国人的命运重新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