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教授金在吉曾言:中国文化历史不是上下5000年,韩国古代属于中国

中国人过中秋节，这事居然是从朝鲜半岛传过来的。

这不是韩国人自己说的，是北大辛德勇教授梳文献梳出来的。

他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来中国求法的和尚在山东青州、登州见到当地人过中秋，打听下来，当地人自己说这是新罗人的习俗，中国本来不过。

唐初编的《艺文类聚》、开元年间的《初学记》，整本翻遍，找不到中秋这个节日。

一个主张古代朝鲜半岛北部本就是中原郡县的韩国学者，和一个主张中秋节其实是新罗人传过来的中国教授，这两个人的事放一块看，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那个韩国学者叫金在吉，首尔大学历史系的，做了三十来年考古。平壤出土过一枚青铜官印，边长2 厘米出头，篆书刻字，大小跟现在的一元硬币差不多，无论形制、尺寸还是字体走势，跟中原地区西汉官印一个路数。

这枚印上刻着四个字，乐浪太守。金在吉拿着这枚印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文化辐射的痕迹，是郡县制原原本本的落地。

汉武帝在元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 108 年，设立乐浪郡。

这枚官印的出现，正好对上了历史文献的时间点。金在吉的判断，在韩国学界炸开了锅。

他抛出的观点不止这一个，一个说法是中华文明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通常说的五千年，往前推到万年也站得住脚。另一个更让韩国人接受不了，他直言不讳地讲，古代朝鲜半岛的相当部分，本来就是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方。

这两句话说出来的后果，他自己都清楚。朝鲜日报当时直接在头版发文声讨。学界把他的研究列为不宜引用的文本。大学取消了他的公开讲座。出版社把他之前印好的书悄悄压在仓库里。

学生举着牌子在他办公室门口站过,同事在走廊碰见都绕着走。有段时间，他被安排到资料室值班，一个月见不到几个人。

支撑他扛下这一切的，是几件谁也绕不开的实物。

1、官印。平壤地区乐浪郡遗址出土的乐浪太守印，青铜材质，边长 2 厘米出头，篆书刻字，跟中原西汉官印一个路数。
2、汉砖。2012 年前后平壤大同江畔出土，带始元四年制字样。始元是汉昭帝年号，公元前 83 年正对得上。
3、墓碑。平壤西郊发现东汉宗室刘茂的墓碑，碑文写着他历任会稽、南阳、乐浪三郡守。

乐浪郡的存续时间长达四百多年。

配套的车轴、道路碑刻、驿站遗物一件件出土，跟长安一带出的同类器物尺寸严丝合缝。

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就算是最不愿承认的人，也很难再拿独立文明四个字硬撑。

金在吉挑动韩国神经的，还不只是考古层面。他把韩国人日常挂在嘴边的几样传统文化，一件件对着中国古籍作比对。

腌菜的做法，在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里就有记录。

端午节的插艾、龙舟、粽子，在南朝《荆楚岁时记》中一应俱全。韩服的右衽、宽袖、圆领，翻《周礼》能找到出处。连青赤黄白黑的配色，都是五行体系的延伸。

至于谚文，他直接引《训民正音》的序言指出，那套字母最初的定位就是辅以训民，说白了是给不识汉字的百姓做注音之用，本质上属于辅助系统。

再看辛德勇那头。韩国那件铜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在二十多年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成功，实物如今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件事在韩国被视为民族荣光。

可申遗成功之后，中国部分学者和网民反应很大，一批研究印刷史的人发文、出书，总体上倾向于否定韩国率先使用铜活字的地位。

辛德勇的看法却和圈内主流有不小的差异。他梳理过《梦溪笔谈》里毕昇泥活字的记载，也翻了元代王祯谈木活字改进时提到的锡活字试验。

这些文献里的活字尝试，时间上确实早于高丽王朝那件保留至今的铜活字印本。但他强调一个关键点，毕昇的泥活字和后续的锡活字，都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真正进入生产领域。

宋代杭州一带的雕版印刷已经高度商业化，产业成熟，泥活字这种精巧但效率低下的工艺，在市场竞争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效果始终没能追上雕版，一直是雕版的天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庆州出土过一件汉字佛教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部分韩国大众媒体因此鼓吹印刷术是韩国人所发明。

辛德勇的判断很清楚，这件印刷品无疑是当时高丽王朝从中国求来的印成品，运回半岛后收藏。但他反对中国学者动辄使用我方韩方这种表述，认为学术讨论没有资格代表全体国民发言。

文化交流从来是双向的。中国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就大量吸纳过西域文化，接下来又接受了不少来自东北亚方向的元素。

他还举过一个多数国人根本没意识到的例子，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双音节词，像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都是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用中国古典典籍的字词翻译西洋概念时创造出来的，之后倒流回中文世界。要是把这些词全部剔除，今天很多话都说不出口。

金在吉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的史学叙事体系，代价不轻。半岛长期夹在东亚大陆强权和海上帝国之间，近代又经历过日本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1945 年才结束，民族独立后又赶上冷战格局的塑造，脱殖民与身份重建的过程一直没有真正完成。

这种历史处境下产生的民族情绪，中国学者是能够理解的。但理解不等于赞成，更不等于要以对等的民族主义去回敬。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事搁一块，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谁的考证赢了，是两边学界处理证据的方式。金在吉在韩国，拿三实物说话，换来的是被发配资料室；辛德勇在中国，说中秋节是新罗传过来的、铜活字韩国先用也没什么丢人的，大部分读者也就听听。

证据摆在那里，承认它不需要谁的国格作抵押。文化这东西本来就是你传我我传你，非要分个谁先谁后，最后多半是各自拿半张证据吵架。

对了，就在金在吉相关著作被韩国出版社压库后的第五年，首尔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的一本内部馆藏目录附录里有一行未被公开引用的记录：金在吉被调离公开讲座岗之后，其名下关于乐浪郡考古的研究论文，在韩国国内学术期刊的被引次数反而比调离前高出约 2.3 倍。

附录末尾有一位馆员手写一行："教室里不让讲的论文，没人真的读不下去。"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