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会还没比完,朝鲜代表团就传出有人想赛后留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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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韩媒爆料称,代表团中有两名成员不愿回国,正在考虑向日本申请庇护。两人为什么偏偏想留在日本?日本方面如果收到申请,又会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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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韩国《月刊朝鲜》报道称,朝鲜赴日参加亚运会的代表团中,有两人表达了不愿回国的意向,考虑向日本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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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亚运会9月19日开幕,10月4日才结束。韩媒报道时,比赛仍在进行,代表团还没有到集体返程的时候。
两人被指有留日意向,不等于赛后已经离队,也不等于已经向日本政府提交申请。
路透社跟进这条消息时,同样没有确认两人最终会怎么做;报道当天又是日本假日,路透社未能立即得到日本政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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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人最后真的提出庇护申请,事情还要按日本的程序走。想留在一个国家,与依法获得在留资格,是两回事。
日本主管部门需要审查申请人的理由和材料,再作出认定。外界目前不知道两人有什么个人经历,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倾向于日本。
没有这些信息,就不能替他们编故事,更不能提前断言日本一定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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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条消息,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两人会不会提出正式申请,日本政府会不会回应,以及比赛结束后他们是否随团离境。
在此之前,留日意向仍是一条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报道,不能当作已经完成的“避难事件”。
这条传闻也把目光带到了日本。亚运会期间,比赛场馆需要工作人员,城市的交通、住宿和服务都要有人维持;赛事结束后,商店、医院和社区仍得照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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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不能找到足够的人做这些事,是比一场比赛更长久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最近公布的数字,比任何猜测都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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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务省统计局9月20日公布,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为3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9.6%。按这个比例,每十人中将近三人已经年满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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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数据来自2025年:65岁以上就业者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长,占全部就业者的13.8%。老年人继续工作,在日本早已不是少见的事。
亚运会期间,年长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也容易引起注意。但志愿者与领工资的就业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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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退休后愿意参加活动,有的人希望保留收入,也有人身体和经验都允许自己继续工作。看到老人还在岗位上,就断言他们都是“被年轻人不够用逼出来的”,说得太满了。
日本人口变老是真的,具体到每个人为什么工作,不能只凭年龄猜。
我觉得更实际的问题是,既然越来越多人会在65岁以后继续工作,岗位有没有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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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年轻时能连续站八小时,年纪大了未必还适合相同的排班;做了几十年的工作,也可能积累了新人短期学不到的经验。
如果企业只想让老人按原来的强度填补空缺,很难长久。调整工时和任务,让经验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更可能让愿意继续工作的人留下。
日本官方统计显示,老年就业者在批发零售、医疗福利等行业人数较多。这些行业每天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关:商店要营业,照护机构要有人值班,社区服务也不能等下一代人长大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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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数量变化,企业就得重新安排人手;老人希望继续工作,岗位也要适应他们的身体情况。赛事结束,问题仍在。
日本老年人口多,与战后的出生高峰有关。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团块世代”,人数集中,同一代人曾先后进入学校和职场,如今又逐渐进入高龄阶段。
他们需要医疗和照护,其中不少人也仍有工作意愿。到了家庭和企业,年龄变化就成了谁来照顾老人、谁来接替工作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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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变多,长寿是原因之一。联合国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73.3岁。医学进步、生活条件改善,让更多人能够活到更高年龄,这是好事。
全球平均每名妇女的生育子女数从1990年的3.31降至2024年的2.25。寿命延长,出生人数的增长放慢,老人所占的比例便会逐渐改变。
但日本今天的情况,不能直接当作全世界的明天。有些国家仍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国家已经面临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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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计,要到本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65岁以上人口才可能超过18岁以下人口。
把65岁以上老人和五岁以下儿童放在一起比较,再说“老人已经比孩子多”,问题在于“五岁以下”不能代表所有孩子。比较的年龄段一换,结论就不一样。
变化也正在向一些曾以年轻劳动力见长的地方延伸。越南官方公布,2024年总和生育率为1.91,已低于通常所说的人口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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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意味着越南明年就会没有年轻工人。出生人口变少,要过很多年才会改变新增劳动力的规模。
人口问题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等到用工、养老和照护的压力一起出现,再想调整,往往已经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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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增加,最容易引出“以后几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的担忧。这句话能说明一部分压力,却不能把养老金的账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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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养老金的筹资方式不同,劳动者缴多少钱、企业承担多少、财政补多少,都会影响结果。
不过,年龄结构的变化确实摆在眼前。经合组织估计,在成员国中,平均每100名20至64岁人口对应的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25年的33人增加到2050年的52人。
比例变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使用医疗和照护服务的人会更多,而处于传统工作年龄的人占比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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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考虑钱怎么筹,企业要考虑人从哪里来,家庭要考虑老人退休后的收入和照护。
有人担心养老金缩水,有人担心退休年龄往后推。但未来采用哪种办法,要看各国自己的制度和经济情况,不能凭一个人口预测,就替所有人宣布同一个结局。
新加坡已经开始调整规则。2026年7月起,新加坡的最低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符合条件者的再雇用年龄提高到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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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思是,雇主需要向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继续工作的机会,并非要求每个人都干到69岁。政策能否起作用,也得看工作强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是否合适。
人口变老还会改变市场,但变化不会整齐划一。老人退休以后,可能减少日常通勤,却增加医疗、旅游、上门服务和适老住房方面的花费。
有人留在原来的城市,有人搬去靠近子女的地方。房价更不可能只由老年人口比例决定:同样在日本,人口流出的地区与就业机会集中的大城市,住房需求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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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本部分地区房价长期低迷全算在老龄化头上,解释不了城市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比讨论老人会不会卖房更迫切的,是一个普通家庭怎样安排生活。老人需要定期照护,子女有工作,家里的孩子还要接送和托管;如果服务不够,一个人就可能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
年轻夫妻考虑生孩子,也会把住房、收入、托育和照顾长辈的压力一起算进去。养老和育儿并不是两笔互不相干的账,它们常常同时出现在一个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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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想提高生育率,通常会增加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或休假安排。这些措施能减轻家庭负担,但不会让已经存在的人口结构马上改变。
今年出生的孩子,许多年后才能成为劳动者;现在需要照护的老人,也不可能等到那一天。让愿意继续工作的老人有更合适的岗位,让家庭找得到可靠的照护服务,都可以从眼下做起。
人口变化是长期过程,应对它也不能只押在某一项政策上。
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6亿。这个数字提醒各国及早准备,但各地的产业、收入、人口流动和公共服务不同,面对的难题也会不同。
日本眼下很鲜明的一点是,老人既需要服务,也仍在工作岗位上。把他们一律看成负担,既解释不了943万人仍在工作的现实,也看不到岗位正在怎样改变。
再看这届亚运会,两名朝鲜代表团成员究竟会不会留在日本,仍要等待新的可靠消息;日本的老年人口已接近三成,则是官方已经公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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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答案可能在比赛结束后揭晓,另一个问题不会随闭幕而消失,今后日本的商店、企业和家庭如何安排工作与照护,才是这组人口数字每天都在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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