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终于出中译本了！当代西方最重要的诗人、意大利诺奖得主在晚年写下了的这本自传体小说回忆“愚蠢琐碎，却又重要”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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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独特的诗歌创作，运用高度的艺术敏感度，诠释了人类价值，并展现了一种不抱幻想的人生观。”——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提到蒙塔莱，大众熟悉的是在1975年以诗歌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诗人。而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他提到“我写过诗，也因此得过奖。但我还当过图书管理员、翻译、文学和音乐评论家，甚至因为对一个我无法爱的政权缺乏忠诚而失业过。”

自1925年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到1956年的《暴风雨及其他》，在悲观、冷峻、晦涩的词句中，诗歌的主题从存在到记忆，再到从历史到个体。

而在1956年集结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意大利蠢事集》中，蒙塔莱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可以说是更加的生活化的，他写旅馆、火车、餐馆、朋友、女人、知识分子、陌生人、记者、艺术家，以及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人物。他不再写“诗人眼中的世界”，而开始写“世界本身有多么可笑”。

在诗中纵情歌唱

1896年10月12日，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六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多明戈是一位化工产品商人。早年，他在家乡热那亚生活，曾学习会计。同时，他致力于成为一个男中音，跟随歌唱家埃内斯托·西沃里追求音乐事业。

然而，一战期间的军旅经历，以及1923年西沃里的去世，使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职业歌唱家的道路。但他对音乐的热情和天赋却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基石。正如他在对诗歌创作的初次尝试中描述的那样：“我顺应了一种对音乐表达的渴望。我希望我的文字比我认识的其他诗人的文字更加切题。我对切题的追求是音乐性的、本能性的，而非程式化的。”

蒙塔莱童年照片（图源：“Eugenio Montale: life and works.” *Il secondo mestiere*）

蒙塔莱的姐姐玛丽安娜是他早年间的精神伙伴，两人时常交流阅读心得、建议和感悟。蒙塔莱的文化熏陶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记录在《热那亚笔记》（Quaderno genovese）中，这是一部始于1917年的文学日记，直到蒙塔莱去世后才出版。

在一战入伍期间，蒙塔莱结识了同龄人塞尔吉奥·索尔米，一位品味高雅的现代主义诗人兼评论家。1918年，他作为步兵军官赴前线，在特伦蒂诺地区的瓦尔拉萨等地作战。战后，他先后被派往瓦尔普斯泰里亚和都灵附近的战俘营，1920年退伍。在战场上朝不保夕的经历对他早期的诗词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索尔米的影响下，他深深融入了都灵的文化和思想氛围。当时，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皮耶罗·戈贝蒂同时在都灵活动，戈贝蒂主持并出版了周刊《自由革命》（La rivoluzione liberale）和《巴雷蒂》（Il Baretti），蒙塔莱很快便受邀为这两份刊物撰稿。通过都灵的文学圈，他结识了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既有像翁贝托·萨巴这样成熟的诗人，也有像罗伯托·“博比”·巴兹伦这样才华横溢、神秘莫测的人物。

周刊《自由革命》（La rivoluzione liberale）

1922年，他在戈贝蒂圈子的另一份都灵杂志（Primo Tempo）（由评论家贾科莫·德贝内代蒂创办）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他的第一批诗歌。三年后，1925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在戈贝蒂的出版社出版。

Ossi di seppia（《乌贼骨》）外版封面

从存在到记忆

在《乌贼骨》时期，蒙塔莱的诗是沉默的，严肃的，是从旁观者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是近乎无情的。

在著名诗篇《生活之恶》中，他用具象的、压抑的自然事物，把主题指向了生命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痛苦、阻碍与消亡 ，如何释放这种痛苦，蒙塔莱没有直接给出希望，他也不知晓其中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拯救，只有一种神圣的沉默能够给这苦难予回答。

生活之恶

我时时遭遇

生活之恶的侵袭：

它似乎喉管扼断的溪流

暗自啜泣，

似乎炎炎烈日下

枯黄萎缩的败叶，

又似乎鸟儿受到致命打击

奄奄一息。

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

它似乎一尊雕像

正午时分酣睡朦胧，

一朵白云

悬挂清明的蓝天，

一只大鹰

悠悠地翱翔于苍穹。

在同期收录的诗篇《夏日正午的漫步》中，似火的骄阳却给他带来莫名的心酸，面对高墙只能孑然前行，感叹道“莫非就是全部的苦难和人生”。

夏日正午的漫步

似火的骄阳令人晕眩

一阵莫名的心酸涌袭心间

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

环绕它无休止地踽踽而行

莫非就是全部苦难和人生。

此时的意大利正处于法西斯统治的阴影下，整个欧洲知识分子阶层笼罩在幻灭、失望和焦虑的氛围中。

诗中的“生活之恶”不仅指个人生存的艰难，更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异化与当代人的精神危机，在1925年，蒙塔莱签署了由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发起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他的诗歌也逐渐纳入战争、法西斯主义和时代动荡的阴影。早年的参战经历，使战争的创伤成为他理解历史与个体命运的重要背景。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政党，时任佛罗伦萨维埃塞文化馆馆长的蒙塔莱被解除职务。

佛罗伦萨的“Le Giubbe Rosse”咖啡馆（图源：“Eugenio Montale: life and works.” *Il secondo mestiere*）

在1939年出版的诗集《境遇》中，他写道：

“Ed io non so chi va e chi resta.”

“而我也不知道，谁离去，谁留下。”

在《多拉·马尔库斯》中，“真正的故乡”记忆里文化思想绽放出生机的故土与如今弥漫着法西斯主义的地方让他感到陌生，

那是在木桥通向波尔托·科西尼、伸向高远海面的地方，稀疏的人影，几乎一动不动，沉入水中，或扬帆收起渔网。你抬起手，指向对岸——那看不见的地方，你真正的故乡。

然而，它已经写在那些人的目光里——那些人的鬓角高高隆起，而他们虚弱的面容被固定在巨大的金色肖像中；它又随着手风琴奏出的每一个和弦重新回来，就在天色变暗的时刻，越来越迟，越来越迟。

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他仅靠翻译和零星的合作维持生计。他翻译了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约翰·斯坦贝克等小说家的作品，积极参与由维托里尼主编的《美国文学选》（Americana），开启了辉煌的翻译生涯。

当诗人开始讲故事

蒙塔莱的一生并不只属于诗歌，他在20世纪40年代移居米兰，这是他待过的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城市。当甘地遇刺的消息传出，《晚邮报》负责人埃马努埃尔和米歇尔·莫托拉立即决定让蒙塔莱撰写社论《使命中断》，这次机会促成了他进入《晚邮报》编辑团队。

此后数十年间，他写文学评论、音乐评论、人物小品和旅行报道；他去过贝鲁特、斯特拉斯堡、圣地，也作为记者访问过英国、美国等地。他为《晚邮报》及其晚报版创作了大量文章。后来收入《意大利蠢事集》的许多文章，就是由报纸上的早报和晚报文章组成。这些作品描写了“看似荒诞琐碎却又意义非凡的事物”。

《意大利蠢事集》

《意大利蠢事集》收录的50篇短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散文，更像是一种文字速写，就像他最初决定在报纸上刊登它们一样，不必完全按照顺序阅读，更适合无意识中随便抽出几篇翻着看看。如果说，同期出版的《暴风雨及其他》是蒙塔莱用诗歌观察“历史”，那《意大利蠢事集》则是用短篇速写观察“人 ”。

Farfalla di Dinard（《意大利蠢事集》）外版封面

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极具意大利特色的人和事，写海滩漫步，他写陌生人的故事，写孩子们幻想中的布萨鸟，写海滩漫步，写关于意大利的一切。

在第二部分，他将视角转向了人，他写朋友、恋人、敌人。写在剧团当职业喝彩班子的人，写因为一丁点小事就迁怒于人的福克斯先生，写坐在小酒馆抓记忆中的鳗鱼，写梦到自己变成蜘蛛的女士。

在第三部分，内容逐渐变得戏剧性起来。他写自己向慢生活俱乐部提交了申请这里号召大家培养一种与社会完全脱节的习惯，运气好的话，等个三年应该就会有结果了。他写夜晚突然闯入室内的蝙蝠，一只接一只，最后主角杀死了蝙蝠，而女主在最后回想起来自己曾看过施特劳斯的《蝙蝠》。他写疑似高贵的俄罗斯王子的人，他写在每年都会去瑞士练习假扮英国人的意大利人......

在最后一部分，蒙塔莱回到自己一直探讨的问题——生活与死亡。他看到了死亡的幻象，他看到生活的苦难压倒了人们，他借陌生太太的话，给予回答：“我们都是可怜虫”。在庭院中邻里间讨论飞来的大鸟时，男人和女人发起了争执“雀鹰生活在山里，最后都会被做成标本，它们根本不幸福”“人为自己创造了无穷的义务，让自己在困境的海洋里挣扎，就是为了享受战胜困难时的喜悦。保持不幸福，但不要太不幸，是感受到微小幸福的必要条件。”后在与同僚的晚间交谈中，借乌尔里希的口说出“相信我，诗歌不存在。”在《迪纳尔的蝴蝶》中，意识到“也许我遇见的不是普通的蝴蝶，而是迪纳尔的那一只蝴蝶”。

蒙塔莱在诺贝尔奖

蒙塔莱晚年获得诺贝尔奖时 发表 《 诗歌还会存在吗？》的演讲，留给大众 谈论的是诗歌如何抵抗黑暗、历史与虚无。

可是回过头来看，《意大利蠢事集》也许告诉我们另一件事：人在巨大的历史面前，真正能够保存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宏大的判断，而是一只突然飞进房间的蝙蝠、一朵黄玫瑰、一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晚餐，一个多年以后仍然记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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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芸畅

编辑：阿洛

审核：Larry

来源：儒意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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