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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军控、贸易与投资,以及在乌克兰、中东问题上开展合作,能够为中美战略稳定赋予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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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
以下是The East is Read对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的专访,主题是即将进行的中美元首会面。
问: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仅数月,中美元首再度会晤。自那之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辉耀:短短几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超很多人的预期。
但我认为中美关系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各方话语常围绕“战略竞争”展开,如今我们更多听到的是 “战略稳定”。
当然,双方分歧依旧存在。不过两国都愈发认清一个现实:谁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方。我认为一种新的平衡正逐步形成。
中美元首在上次峰会结束仅数月便再度会面,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双方坐下来探讨双边与全球议题,这一场景向两国乃至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即中美关系并非必然走向对抗。
问:你所说的 “新的平衡” 具体指什么?
王辉耀:中美两国正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美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也不会谋求在全球取代美国的地位。两国制度不同、不同的优势和不同的利益,但彼此都必须学会共存。
从经济层面也能看到这一点。历经数年关税博弈、技术限制与反制措施之后,双方都清楚有能力伤害对方,同时也明白这种损害并不是单向的。
中美两国经济深度交织,完全 “脱钩” 并不现实。因此我认为两国关系正走向一种更加务实的平衡:竞争仍将持续,但双方都拥有更充分的理由避免不断升级对抗。
问:这种新的平衡可能将中美关系引向哪种走向?
王辉耀:冷战时期,人们常提到 MAD,也就是“相互确保破坏”(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我认为,如今中美可以尝试从MAD走向我所称的MAC——“相互确保建设”(Mutually Assured Construction)。
我们已经清楚两国可以给彼此造成多大伤害。更有价值的议题是双方能够共同建设什么?
竞争不会就此消失。但一旦双方都接受谁也无法消灭、重塑对方这一事实,那么在贸易、技术、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的空间就会更大。
在我看来,这正是战略稳定可能的发展方向。
问:贸易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棘手的板块之一,双方是否有可能达成一份长期贸易休战协定?
王辉耀:我认为目前的势头相当不错。
双方已经在探讨针对部分商品下调关税。如果可以先从双方各约 300 亿美元规模的商品入手,并就产品清单达成一致,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范围。
有很多领域并不需要把贸易变成安全问题,包括农产品、粮食、药品以及大量普通制造业产品。
投资是另一个可以发力的领域。特朗普多次谈及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中国企业有兴趣在美国进行绿地投资,一些企业已经证明它们能够在美国创造就业岗位。
在经历了多轮关税、制裁和反制措施之后,双方似乎也认识到,局势升级的代价很高。贸易休战协议一次又一次得到延长,就是一个信号。
问:你是否认为中美关系会走向 “可控相互依存”,而非走向脱钩?
王辉耀:如今来看,彻底脱钩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美国大型企业依旧高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国企业同样离不开全球市场。
过去数年已经证明,双方都拥有经济杠杆。美国可以实施芯片与技术限制,中国同样拥有应对手段。
当双方都明白冲突会带来双向损失,主动激化矛盾的动机就会减弱。
因此我认为更可能的方向是务实共存:搁置部分争端,削减部分壁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维持商业往来。
问:人工智能预计也将成为讨论议题,双方可能会探讨哪些方面?
王辉耀:我认为有三个领域可以讨论。
第一是人工智能军备竞赛风险。中国长期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们是否可以针对人工智能探讨同样的思路,例如约定不率先使用武器化人工智能,或是达成某种共识,不把先进人工智能用于针对对方的进攻行动?
当然,人工智能与核武器并不相同,甚至“人工智能武器”的定义都将非常困难。但我认为,这一理念值得讨论。
第二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阵营碎片化。当下各类国际人工智能倡议纷纷涌现,如果这些倡议最终固化为美国和中国两大相互割裂的阵营,最终可能会形成两套人工智能体系、两套标准,彼此几乎没有协调。
双方可以探讨不同体系如何开展互动,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更广范围的人工智能治理当中扮演何种角色。
第三是经济层面。美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万亿美元,但其商业模式仍处在验证阶段。中国投入规模远不及美国,但更加看重人工智能在工业、医疗、教育、机器人等领域的实际落地应用。倘若美国人工智能热潮最终演变为严重泡沫破裂,其影响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美国经济。中国庞大的市场与应用基础,有助于实现 AI 商业化落地。
这些是不同的优势,在某些领域可能具有互补性。我不认为一次峰会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哪怕建立起更加常态化的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对话,也会十分有价值。
问:加强中美对话能否对乌克兰战争与中东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王辉耀:中国已经在参与相关事务,只是很多工作是依托低调外交开展的。
中国和俄罗斯、乌克兰均保持重要的经济与外交联系,同时,中国也是伊朗以及海湾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这让中国拥有接触冲突各方的沟通渠道。
在局势紧张时期,王毅外长也同许多国家外长开展沟通。中国不一定需要对外高调宣布自己正在斡旋调停。
未来如果俄乌之间,或是美伊之间达成协议,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可以帮助使协议更加持久。中国可以成为见证方、支持方,或者根据具体情况,为相关协议提供支撑。
特朗普已经明确表态希望结束战争,中国同样高度关切地区稳定。双方立场未必完全一致,但依旧存在对话空间。
问:特朗普有时使用“G2”(两国集团)这个说法,本次峰会是否会朝着类似方向发展?
王辉耀:中国大概率不会正式接纳 “G2” 这个提法,因为中国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国家,坚持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
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中美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诸多领域,都是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大国。无论是否使用这一标签,两国共同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未能共同采取什么行动——其影响都将远远超出双边关系本身。
如果两国能够在和平建设、全球公共产品、经济稳定等方面开展合作,那将产生积极意义。
这并不代表中美要替全世界做所有决定,只是承认一个事实:当两国发生严重对抗时,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会受到影响。
问:在你看来,峰会落幕时,什么样的成果才算有实质意义的进展?
王辉耀:首先,会晤本身就具有价值。中美元首在上次峰会短短数月之后再度会面,这本身就为双边关系注入稳定性。
其次要看贸易和投资领域是否取得实际进展,双方能否继续在经济层面保持克制,常态化对话机制是否进一步稳固。
人工智能可能也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人工智能安全和全球治理。但我不认为双方必须立即达成一项宏大的协议。
我同样会关注中美能否拓展空间,为乌克兰、中东,长远来看还有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贡献力量。
一些看似细碎的事情同样重要:签证、学生交流、记者往来以及其他人文交流。
没有哪一场峰会可以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但只要峰会过后,双边关系更加稳定,对话渠道得以维系,还为棘手的国际议题打开部分合作空间,在我看来,这就是取得了进展。
这将是从“相互确保破坏”走向“相互确保建设”的又一步。
文章选自The East is Read,202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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