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1年6月12日深夜，江苏省沭阳县茆圩乡公墓，守墓人蒋大爷突然被一名持刀男子控制。对方没有索要钱财，也没有翻找其他物品，只问了一句话：“孙学英的骨灰盒在哪里？”
这句话让蒋大爷十分害怕。男子打落他的眼镜，又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指出位置。蒋大爷年事已高，视力又差，只能先保住性命。骨灰盒被取走后，男子迅速离开，整个过程没有留下清晰面容。
报警之后，案件很快陷入僵局。公墓没有监控，蒋大爷无法辨认来人，现场也缺少其他有效线索。奇怪的是，附近村民似乎并不觉得意外。有人私下认定，这起事情与孙学英的子女有关。
孙学英去世已有三年，骨灰为何仍未安葬？答案藏在一个特殊家庭的旧事里。
孙学英年轻时曾有过两段婚姻。1944年，她与于连松成婚，生下长子于康林。后来，于连松在战争年代被抓去修筑工事，最终客死他乡，尸骨也没有留下。
丈夫去世后，为了抚养孩子，孙学英改嫁于连松的弟弟于连分。此后，她与于连分共同生活，并生下于康军等六名子女。这样一来，于康林与后来的弟弟妹妹虽然同母，却并非同父。
这种关系在老人健在时并不一定显露，可一旦涉及养老和身后安排，旧日的差异便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
于康林认为，母亲去世后，应当依照当地“女奔前夫”的习俗，让孙学英与自己的生父合葬。由于于连松早已去世，且没有留下遗骨，他还考虑借助传统方式，以母亲的骨灰寄托对亡父的追念。
于康军等六名子女却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孙学英与于连分共同生活多年，晚年也是由他们照料，母亲的后事理应由这一家办理。双方争执不断，甚至发生过冲突。
孙学英生前曾多次表示，自己的身后事应由于连分和六名子女操办。于康军一方拿出了村委会证明及公证材料，称这些文件记录了老人的明确意愿。村干部也证实，孙学英曾亲自谈过子女之间的矛盾，村里因此留下了相关证明。
但于康林并不认可。他认为，母亲文化程度不高，未必真正理解公证内容，也怀疑这些手续是弟弟带着老人办理的。他还提出，家人过去曾达成调解意见，由自己承担养老送终的责任，身后事也不该完全排除自己。
矛盾迟迟没有解决。后来，在派出所调解下，孙学英的骨灰暂时存放于茆圩乡公墓灵堂，由蒋大爷看管。表面上，骨灰有了去处；实际上，围绕归属和安葬地点的争执并没有停止。
孙学英去世后，兄弟姐妹再次走进法庭。沭阳县法院结合老人留下的证明和生前意愿，支持于康军等人的主张。于康林不服，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就在上诉审理期间，骨灰盒被抢。案发第二天，于康军向警方提供线索，怀疑大哥一家最有嫌疑。于康林行动不便，案发时又有不在现场的证据，警方随后排除了他一家直接作案的可能。
这让案件更加复杂。于康军一方认为，抢走骨灰盒的人很可能与于康林有关；于康林则指责弟弟恶人先告状，认为对方同样可能为了改变安葬结果而采取行动。双方各执一词，却都没有拿出能够直接证明对方作案的证据。
不久，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于康林的上诉，原审判决得到维持。法律上的争议有了结果，可现实中的难题并未消失：判决书已经拿到，孙学英的骨灰却不知所踪。
村里人见到于康军，常会询问：“骨灰盒找到了吗？”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让这场持续多年的家庭纠纷更加沉重。兄弟之间争的是安葬方式、传统规矩和生前承诺，最终却连老人安静下葬的基本愿望都没有实现。
案发之后，警方仍需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证据查明骨灰盒去向。至于那名深夜闯入公墓的人，究竟受谁指使、骨灰盒又被带到了哪里，案情材料中始终没有给出确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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