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L两任CEO：反对出口管制，如果全面禁止中国企业购买光刻机，那么西方就没有芯片用了

前沿导读

ASML前任CEO彼得·温宁克、现任CEO克里斯托弗·富凯均反对限制对华出口，富凯表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需要大量成熟制程芯片，西方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很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以这些大量的成熟芯片都需要交给中国企业制造。

阻止ASML向中国企业销售光刻机，就相当于阻止了西方获取成熟芯片的渠道。富凯认为这种阻止别人生产你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技术依赖

车规MCU、功率器件、传感器、部分模拟芯片、家电和工业控制芯片，这些领域所需的芯片工艺大量落在成熟节点。

对于这些产品来说，采用28nm、22nm工艺制造都属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了，例如索尼最先进的光喻系列（LYT）手机传感器。更多的成熟芯片还是采用40nm、65nm及以上这种技术成熟度高、产业规模大、价格便宜的生产线制造。

这类芯片的性能指标并不强，但是市场需求量大、认证周期长、单颗芯片利润薄。

过去十几年，欧美的半导体企业更愿意联合英特尔、台积电去追求先进节点，成熟芯片这种需要规模出货的产品自然就向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企业进行转移，地价、人工、产业配套、客户响应都具有优势。

如今西方半导体产业链随着5G和ai的发展在先进芯片上占据主动地位，但是在汽车、电子制造业最底层的成熟芯片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国企业提供的产品。

实施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将制造成熟芯片的光刻机也纳入出口管制范围，影响中国企业芯片的生产效率，西方产业首先就会面临着缺货情况。

限制ASML出口设备、限制ASML为中国企业已经购买的设备进行维保服务，一旦中国成熟芯片的制造效率降低，那么欧洲汽车厂就无法获得稳定大量的成熟芯片，ASML也拿不到商业订单和售后服务的经济收入，完全是大家都亏损的格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出口管制越是严格，就越会激发起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决心。

ASML两任CEO均表示出口管制会倒逼中国芯片产业实现自立自强，出口管制的本质是继续拉大中国科技产业与西方的差距，但关键问题是这个差距到底需要被拉大到什么程度。如果差距被拉扯的太大，那么中国企业必然会研发可替代的自主设备。

对于ASML这家完全专注于光刻机业务的设备企业来说，光刻机不是卖完就结束了，后面还有耗材供应、软件升级、光学镜组校准、故障派工、备件更换等多个售后工作。

本身中国市场就占据了ASML全球20%左右的收入份额，一旦ASML丢失了中国市场，短期来看损失了经济，长期来看则是会影响ASML的技术投入，甚至是被竞争对手缩短差距。

意识形态

ASML前CEO温宁克对外表示，出口管制不是基于事实、内容、数字或数据，而是基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四个字的信息量很大，合理的出口管制会审查哪项技术、什么参数、被谁用于什么产业。但西方在科技领域实施的封锁，普遍从“中国整体科技崛起”和“长期威胁”的角度出发，比如大疆无人机。

大疆无人机最早从北美地区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因产品优秀的功能特性、稳定的飞行体验、合理的产品售价、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让大疆成为了风靡全球的中国无人机品牌，其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

大疆等中国品牌的崛起，冲击了美国本土的无人机和运动相机品牌，美国也因此持续多年对中国无人机品牌实施限制。

给大疆扣上“涉军企业”的帽子，声称大疆产品影响美国市场的信息安全，要求本土市场停止采购大疆的新产品，并且还提高产品的进口关税，试图在价格上面让中国无人机失去竞争力。

大疆多年前就已经公开表示从未涉足军工行业，而且还允许相关部门对大疆的产品进行信息安全的审查。

大疆还表示自家的产品安全性多年来被全球市场和多家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所验证，而且美国的许多部门单位都是自己的客户，他们常年使用大疆无人机开展工作，从未出现过信息泄露的问题，所以美方的指控完全不实。

芯片产业也是如此，担心中国企业获得尖端设备后制造先进芯片发展前沿技术，所以封锁了EUV光刻机的对华出口。可如今将制造成熟芯片的DUV光刻机也纳入出口管制清单，这完全就是无理由并且不公平的行为。

荷兰一方也是对DUV的出口管制颇有意见，早已经展开游说试图保护ASML的中国市场业务。

ASML处在最难受的位置，它垄断了EUV市场，但却不是这个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它的公司总部在荷兰，但是供应链和美国、德国深度绑定；它在中国有30多年的客户和技术团队，但是持续收紧的出口管制正在压缩这些资源的生存空间。

ASML现任CEO富凯考虑的是产业合作、经济效益、供应链稳定性，而前任CEO温宁克考虑的是ASML在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技术关系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两人虽然考虑的情况不同，但最终结论却是一致的。出口管制是错误的行为，对于处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