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NAZA》或将成为改变公众看待加沙问题的转折点。随着对加沙的支持声浪日益高涨《NAZA》这部影片中呈现的证词让以色列难以轻易否认其指控。或许是因为人们始终怀抱希望，但在过去一周，公众似乎更接近理解并接受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罪行，以及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巨大代价。这一变化源于音乐和电影界的双重冲击。麦克尔莫尔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后，罗伯特·卡夫引发的“斯特赖桑效应”反而波及他本人和艾德·希兰。几天内，希兰巡演的其他暖场嘉宾相继退出，演出安排陷入不确定，他本人也感到尴尬。
随后，更多音乐人和公众人物纷纷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其中一些人显然将此视为对美国商界的一种反击。同时，以色列威胁称，如果《NAZA》联合导演拉谢尔·佐尔和尤瓦尔·亚伯拉罕返回以色列，可能剥夺两人的国籍，甚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似乎表明，这部正在电影节巡回展映的纪录片所揭示的内容，或许确如早期评论者所说，具有强烈的指控意味。
用“令人震惊”来形容佐尔和亚伯拉罕在片中揭示的暴行，可能还不够。影片揭示了以色列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持续、有计划且不断升级的罪行。《NAZA》入选本届纽约电影节。片中，亚伯拉罕采访了24名以色列军事情报人员，了解他们的日常行动，并由此触及这一体系中存在的非人道行径。由于以色列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报复措施，受访者均匿名接受拍摄；他们的声音经过数字处理，访谈在夜间于特拉维夫的屋顶进行。
这无疑让那些否认显而易见事实的人更容易质疑影片内容。但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摄像设备，这一点既可怕又具有某种作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已被充分记录，其中也包括佐尔和亚伯拉罕的作品。两人曾是2024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唯一的家园》的4名联合导演之一。不过，在这一关键时刻，最频繁、也最冒险的记录者，是那些流离失所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希望保存故土、生活与家人的记忆，也希望世界持续关注，不要移开目光。
如今，他们所经历的恐怖困境恰好与亚伯拉罕和佐尔的第二部纪录片相互呼应，这一目标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如果世界不认真倾听，不愿承受其中的沉重内容，也不停止假装加沙发生的大规模杀戮并非系统性行为，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NAZA》这一片名源自以色列军方的一个缩写，指一次空袭中预计会有多少平民丧生。片中，军官以背乘法口诀般的漫不经心报出数字：10、15、20、25个NAZA。在以色列“10月7日”后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中，这一数字还可以继续扩大。
以色列政府反复称，哈马斯武装人员利用平民作人盾，或竭力隐藏踪迹以躲避打击。但片中受访军官表示，在不足3年内死亡的7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视为可以牺牲的对象。NAZA并非单纯的意外，也不是所谓战争伤亡。那是数以万计被认定要为少数人行为承担责任的无辜者；在以色列军方人员看来，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
影片对信息收集方式的描述更令人不安。受访人员称，NAZA人数由高度侵入性的监控手段决定，包括加沙的建筑编码所提供的建筑居住者信息，以及由外包人工智能程序处理的数据。人工智能会分析已知哈马斯人员手机的通信信号模式，再与加沙数十万人的信号进行比对。如果有人恰好住在某名哈马斯人员附近，或在其大致活动范围内停留足够长时间，手机信号就可能让人工智能认定此人同样为哈马斯工作。这种判断为真的可能性很低。但当任务目标是杀死任何可能、哪怕只是间接或在不知情情况下与该组织有关联的人时，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
影片有一节标题颇具意味，名为“爸爸回家了”。以色列军官描述，他们侵入小女孩的手机并进行监听，等待她们高兴地喊出父亲回来的那一刻——这名父亲被以色列军方认定与哈马斯有关。
在孩子结束漫长一天、与父亲重逢的天真喜悦中，空袭随即发生。以色列官员为确认任务是否完成，会继续监听，听着试图救女儿的母亲发出痛苦尖叫，也听着家属呼救、哀求得到援助和救命机会。一名官员对亚伯拉罕说：“这就像电子游戏一样。”这只是《NAZA》揭示内容的冰山一角。有时，观众会发现自己难以一次性消化这些信息，这种感受既令人不安，也令人沮丧。
影片呈现了大量可怕而难以忘记的内容，其中不少此前已由《卫报》、“本地呼声”和《+972》杂志披露，却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多少反应。影片也让人意识到，人工智能战争并非一种未来威胁，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这些内容确实令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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