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六十一岁的张即之写下了一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尾自题中写明，这是为亡父张孝伯“追荐”而书。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抄经，张即之出身名门，父亲张孝伯为参知政事，伯父张孝祥是南宋著名词人与书家。
他早年以父恩入仕，历官扬州通判、司农寺丞等职，政绩茂著，但最终选择退隐，特授直阁致仕。书写此经时，他早已远离宦海，将心力倾注于佛经抄写与书法创作之中，传世写经作品包括《金刚经》《度人经》《佛遗教经》等多部。
这件作品以行楷笔意写成，单字约两厘米，在极小的空间内展现出极强的力量感。横画起笔以侧锋切入纸面，入纸后随即提笔中段行笔，形成横画两头重、中间略轻的节奏。这个起笔方式来自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处理逻辑。
褚体横画的起笔往往带有明显的侧切入纸动作，入纸后通过提按变化来控制线条的粗细过渡。张即之保留了这一动作的核心逻辑，但他把侧锋切入的角度收得更小，入纸后的提笔幅度更大，使得横画的粗细对比比褚遂良更加明显。
再看竖画，中锋直下，笔锋保持在笔画中轴线上推进，收笔处不作明显回锋，以秃笔自然收束。这个动作与他长期使用长锋硬毫和秃笔的习惯有关，硬毫的弹性保证了竖画在快速下行中不出现疲软的迹象。
转折处直接折锋下行，转折的内角呈现出清晰的方硬棱角。横钩处，钩身短促有力，出锋方向明确但不夸张，钩的根部保留了明显的按压力度。有学者指出，张即之《金刚经》的结体受褚遂良影响最大，同时糅入了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等唐楷书体的元素。
但张即之并没有停留在唐楷的框架内。他在褚遂良的结字基础上，把字形的重心压低，使字呈现出略微扁方的形态。这种扁方结字与他伯父张孝祥的书风有关。部分字的笔画之间存在明显的牵丝连带，这种处理方式在隋唐写经中很少见，写经体通常每个字都独立完成，字内笔画也不做牵丝。
宋代书坛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尚意书风集中在行草领域，楷书长期沉寂。张即之选择在楷书领域深耕，用行书的笔意重新激活楷书的书写性，在苏黄米蔡之后为楷书开辟了一条新路。他也因此被称为“南宋殿军”“大字战神”。
这卷《金刚经》把唐楷的法度、写经的虔诚和行书的书写性放在同一个书写节奏中做了调和。褚遂良的方整稳健、米芾的爽利灵动、隋唐写经的规整肃穆，在张即之的笔下不是简单的拼合，而是被他的硬毫秃笔重新塑造了一遍。启功曾经赴美观展，看后说“张即之此书皆褚公笔意，清雅为余平生之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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