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4月，湖南长沙，原军统湘西情报站站长方天印向省公安厅厅长夏印提出请求：由他亲自进山，劝说盘踞沅陵滴心洞的罗文杰下山投诚。这个提议，牵动的并不只是一个土匪头目的去留，也关系到湘西数千武装人员能否避免一场硬仗。
罗文杰不是普通的地方武装头目。1906年，他出生于永顺两岔乡，因排行第二，被当地人称为“罗二爷”。湘西山地交通闭塞，旧时匪患反复，许多势力既能占山为王，也能被地方当局收编。罗文杰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来聚集人马，走上了亦匪亦兵的道路。
1928年，罗文杰接受国民党当局收编，先后担任泸溪县警备队长、桑植县代理县长以及常德稽查处处长。这样的经历，使他熟悉地方武装和行政系统，也结识了不少军政人物。可是，他始终难以适应内部派系倾轧。1944年，罗文杰再次回到山中，凭借旧日关系和手中武装，迅速成为湘西有影响力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他的身份并不单一。罗文杰曾任军统湘西情报站站长，后来又受命组建暂编第四师。1948年11月，国民党方面授予他少将师长名义，并提供枪械，要求他在桃源一带扩充队伍。很快，他拉起约三千人，但这些人员成分复杂，训练不足，真正作战时很难抵挡正规部队。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抵桃源，罗文杰所部迅速溃散。他本人带伤退入沅陵滴心洞。此处悬崖陡峭，洞口险要，强攻不仅耗时，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对当地部队而言，如何把人劝下山，比单纯攻占山洞更重要。
方天印正是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他曾是罗文杰的副手，后来接替罗文杰担任军统湘西情报站负责人；罗文杰出任暂编第四师师长后，方天印又成为参谋长。两人有多年交情，彼此熟悉脾气，也知道对方最担心什么。更特殊的是，长沙起义前，方天印还曾参与过针对程潜的行动，因此被湖南方面列为重点查缉对象。
1950年4月12日，方天印选择投诚，并交出了湘西地区潜伏人员的名单。面对夏印，他没有只求自保，而是说自己熟悉罗文杰，愿意进山劝降。夏印认为这或许能减少流血，可省公安厅和省政府讨论时，仍有人提出疑问：“他若一去不返，谁来负责？”
争论没有立即结束。
当时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对这类决定，他清楚其中风险：方天印身份复杂，罗文杰又握有武装，若劝降失败，既可能暴露行动，也可能让山中势力更加警觉。可若一味强攻，湘西的局面很可能继续拖延。
黄克诚最终拍板：“出了事，我负责。”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表态。它意味着省委把政治后果和行动风险一并承担下来。黄克诚还给罗文杰写了一封信，劝他看清形势，尽早放下武装。与此同时，公安部门抓获了罗文杰的亲信黄忠义，得知罗文杰此前负伤，情绪十分不稳定，山中粮药也越来越紧张。
方天印便与黄忠义一同带信上山。
罗文杰见到旧部，既意外又戒备。方天印说明来意后说道：“我不是来害你的，是想给你留条路。”随后，他把黄克诚的信递了过去。罗文杰看完没有立即答复，只是沉默。对他来说，真正难解的不是下山，而是下山以后会不会被追究旧账。
方天印没有催逼，留在洞中等候。几天里，两人反复谈到湘西局势，也谈到队伍的前途。罗文杰明白，国民党主力已经无力支撑，继续据守只会让手下跟着冒险；但多年占山经历，又让他很难相信一句宽大承诺。
试探最终从长沙开始。
罗文杰下山后，夏印亲自接待，没有摆出审讯姿态，也没有要求他立刻交代全部旧事。罗文杰受到触动，说道：“你以诚待我，我也不能失信。我回去把队伍带下来。”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提出把儿子罗善达留在长沙。
夏印没有接受这个条件，只说孩子不能离开父亲，双方应当凭事实建立信任。这个处理让罗文杰放下了部分戒心。他返回山中后，开始做部下工作。1950年10月，罗文杰兑现承诺，带领队伍下山投诚。
罗文杰的行动很快产生了影响。一个有数千人、在湘西经营多年的头目都放下武器，其他山头便失去了继续坚持的理由。此前，陈渠珍等地方人物的转变，也为瓦解旧式武装提供了条件。持续多年的湘西匪患，正是在争取、分化与军事压力共同作用下逐步平息。
投诚后，罗文杰把儿子送入解放军队伍，希望孩子接受教育。后来，他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政府担任参事。遗憾的是，在后来的镇反运动中，罗文杰受到处理，最终吞鸦片自尽。罗善达此后撰写父亲往事，相关回忆被收入湘西和湖南文史资料，留下了这段复杂历史的另一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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