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时，有人好奇地问他：毛泽东算不算一位科学家？他当时如何回答的？

1973年7月19日，韶山冲的日头很毒。

稻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烫，蝉在屋后的樟树上叫得没完没了。一辆黑色轿车从长沙方向开过来，沿着土路颠了将近两个小时，停在了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前面。

杨振宁走下车的时候，衬衫后背已经洇湿了一片。

他抬手遮了一下阳光，眯着眼看了看那座院子。土砖墙，木格窗，屋檐不高，门框上贴着褪了色的对联纸。院子前面有一口池塘，水面很静，倒映着几棵柳树。

这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杨振宁站了一会儿，没有马上进去。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催他。

两天前，他刚从北京中南海的那间书房里走出来。那场谈话持续了九十分钟。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个五十岁的物理学家，从基本粒子谈到了庄子，从宇称不守恒谈到了辩证法。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杨振宁对杜致礼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想去韶山看看。

不是外事部门安排的行程。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工作人员有些意外。韶山在那个年代，接待过很多外宾，但主动要求去的科学家不多。何况杨振宁刚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按理说该回北京继续学术交流才对。

但他执意要去。

7月19日上午十点左右，他到了。

走进堂屋的时候，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土砖墙很厚，窗户又小，屋里比外面凉快不少。正中间摆着一张方桌，几条长凳靠在墙边。桌上放着一只粗瓷茶壶，壶嘴有缺口。

杨振宁在方桌旁边站住了。

他低头看了看桌面。桌面上有几道很深的刀痕，横横竖竖的，像是常年切菜砍柴留下的。木头的颜色已经被磨得发白发亮，边缘的棱角全部圆了。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道刀痕的边缘。指腹沿着凹槽慢慢滑过去，没有抬起来。

然后他走到了灶台边。

灶台是土砌的，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锅底黑得发亮。灶膛里还有一层薄薄的灰，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烧过火留下的。铁锅旁边放着一把铁钳，柄上缠着布条，布条已经硬得发脆了。

杨振宁蹲下来看了一眼灶膛。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他今年五十一岁了。

随行的人员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们看着杨振宁一个人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不太说话，也不敢问。

卧室更小。

一张木床占了半间屋子，床板上铺着一层薄草席。草席的边角已经散了，露出里面干枯的草茎。床边有一张书桌，桌面上放着一盏油灯。灯盏是陶土的，里面早就没有油了，灯芯黑黑的一小截，搭在灯盏边缘。

杨振宁在卧室里做了一件事。

他开始用脚步丈量这间屋子。

从门口走到窗边，一步，两步，三步。走得很慢，步子放得很小，几乎是把脚尖贴着脚跟往前挪。走到窗边之后，他转过身，又从窗边走到床边，一边走一边低着头，好像在默数什么。

在场的工作人员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

杨振宁量完了长度，又开始量宽度。从床沿走到对面的墙壁，又是一步一步地走。

量完之后，他站在屋子中央，抬头看了看房顶。房梁是原木的，没有上漆，木头表面被烟熏得发黑。屋顶的瓦片之间有几处缝隙，能看见外面透进来的细细的光线。

他没有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有人问过他这件事。他说，他想知道一个人成长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知道两天前他在中南海那间书房里经历了什么，就会明白这个举动的分量。

7月17日下午，杨振宁在周培源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毛泽东坐在书房里的一张椅子上。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头发花白，面容清瘦。八十岁的人了，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杨振宁快步走上前，微微躬身，握住了那只手。

毛泽东没有寒暄。开口第一句话是，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

杨振宁说，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结构。

毛泽东点了点头。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杨振宁意外的话。他说，我读过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认为基本粒子是可分的，电子也是可分的。

毛泽东说，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个八十岁的政治家，读过日本物理学家的粒子物理论文。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

坂田昌一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教授，1956年提出了坂田模型，认为强子由三种基本粒子组成。1964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基本粒子新概念的文章，主张基本粒子不是物质的最小单元，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之后，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他说，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谈论基本粒子的问题。

1955年1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中国正在搞原子弹，钱三强、李四光都在场。毛泽东说，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

那时候夸克还没有被实验证实。说质子可以再分，在当时的主流物理学界看来是一种哲学猜测，不是科学结论。

但毛泽东坚持这个判断。

他的依据不是实验数据，是辩证法。

1964年8月，坂田昌一带着日本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科学讨论会。8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坂田。两个人谈了很久。坂田对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看法非常兴奋，说要把这个哲学观点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这件事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回到那间书房。

毛泽东和杨振宁的谈话从基本粒子延伸到了哲学。毛泽东问杨振宁，物理学里面的思想和理论有什么区别。

杨振宁解释说，思想是一种直觉的把握，理论是经过严密推导的体系。思想可以引导理论的方向，理论可以验证思想的正确。

毛泽东听了之后说，你这个说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致的。

两个人从基本粒子谈到了宏观宇宙，从研究方法谈到了辩证法。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兴趣非常广泛，那次一个半钟头的见面，从哲学到物理学，到怎么样做研究，都是他们谈的话题。

毛泽东还提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想搞科学，为国家和人民做点贡献，但种种原因都没能实现。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从杨振宁身上移开，望向了窗外。

窗外是游泳池的水面，夏天的阳光打在水上，波光一片。

一个多小时后，谈话接近尾声。杨振宁起身告辞。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他坐在沙发上，一时站不起来，伸出手说，你拉我一下。

杨振宁伸手把他拉了起来。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在近代科学方面做一些贡献，可是后来没做到，我很高兴你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成绩。

杨振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用力握了握那只手，说了声谢谢。

然后他按照当时的惯例，说了一句祝词。祝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听了以后摇了摇头。他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这个细节，杨振宁记了一辈子。

一个被亿万人民喊万寿无疆的人，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判断它是否符合事实。这种本能，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面对一个数据时的反应，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天后，杨振宁站在了韶山冲那间卧室里，用脚步丈量着毛泽东从出生到少年时期生活过的空间。

他量完了卧室，又量了堂屋。

堂屋比卧室大一些，但也不宽敞。一张方桌摆下去，周围就没多少走动的余地了。墙角放着一把竹椅，椅背磨得发亮，竹篾已经断了好几根，用麻绳草草绑着。

杨振宁在竹椅旁边站了一会儿。

他想象着一个孩子坐在这把椅子上读书的样子。毛泽东八岁开始读私塾，先后在韶山冲的几处私塾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十三岁离开私塾之后，白天帮家里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自己读书。

那盏油灯就放在卧室的书桌上。

杨振宁走到书桌前，低头看了看那盏陶土灯盏。灯盏很小，口径大概只有几厘米。灯芯早就烧没了，只剩一截焦黑的残端。他想了一下，这种油灯的光照范围有多大。一盏桐油灯，灯芯不过一根棉线的粗细，点燃之后的光圈大概能照亮桌面的一小块地方。

一个少年就是在这种光线下读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盛世危言》。

参观完旧居，一行人走进了韶山陈列馆。

陈列馆比旧居大得多，展室里陈列着大量的历史照片、手稿和文物。杨振宁看得很仔细，在每一块展板前都会停下来。

他注意到了一些细节。

展柜里有一本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书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全是毛笔小楷。杨振宁凑近了看了一会儿。字很小，但笔画很清晰，能看出写字的人非常认真。

还有一封毛泽东早年写给朋友的信，信纸已经泛黄，边角有破损。信上的字迹比那本书上的批注要潦草一些，行笔很快，有些字连着写，笔画之间带着一股急切的劲头。

杨振宁在信前面站了很久。

参观结束后，工作人员请他们到休息室歇脚。

休息室是新装修的，墙壁刷得雪白，天花板上装着好几盏日光灯。灯全开着，屋子里亮得有些刺眼。

杨振宁走进去，眯了一下眼睛。

他环顾了一圈，然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他说，灯光的设置和房间的面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不是说灯光越亮效果就越好。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

杨振宁已经掏出了笔。他问有没有纸。有人递过来一张白纸。他把纸放在茶几上，弯下腰，写了起来。

一连串的数学公式出现在纸上。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公式里有积分符号，有平方根，有一些工作人员完全看不懂的希腊字母。写完之后，他把纸递给工作人员，说，建议你们以后按这个公式配置灯光。

工作人员接过那张纸，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看懂。

杨振宁直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山间的风涌进来，带着稻香和泥土的气息。他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随行人员走到他身边，问出了那个一直盘旋在所有人心里的话。

毛主席究竟算不算科学家。

声音不大。但休息室里每个人都听到了。

杨振宁的手停在窗框上。

他没有回头。

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动他额前的头发。远处的蝉鸣声一阵接着一阵，填满了这个短暂的沉默。

这个问题不是随口问的。

1973年，关于毛泽东和科学的关系，学界已经有过不少讨论。搞自然科学的人说，毛主席没有在实验室里做过一天实验，没有发表过一篇物理学期刊论文。搞哲学和社科的人说，毛主席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判断，启发了物理学家的思考方向。

两种人依据不同的标准，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杨振宁缓缓转过身来。

他看着提问的人，目光平静。

他说，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定义科学家。

声音不高，语速不快。

他说，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用实验和公式去探索自然规律的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走的是这条路。用数学语言描述宇宙的运行，用实验结果验证理论的正确。这条路，他走了一辈子。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

他说，还有另一种人。不一定在实验室里工作，不一定用公式推导方程。但他们拥有对自然规律极其深刻的直觉。用哲学的目光审视世界，用思想的力量穿透表象。这种人，不能说不是科学家。

杨振宁接着提到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判断。

他说，毛主席不是用数学公式去理解物理，而是用哲学直觉去把握物理世界的本质。这种直觉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然后他提到了那件事。

他说，在那次中南海会见结束的时候，他按照惯例说了一句祝词。祝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听了以后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休息室里安静极了。

窗外有风吹过，树叶沙沙响了一阵。

杨振宁重复了那三个字。不科学。

他说，一个人能在那样高的位置上保持对事实的尊重，对真理的谦逊，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科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再补充什么。休息室里的人也没有再追问。

那天下午，杨振宁在韶山陈列馆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字迹工整，笔力很稳。然后他放下笔，最后看了一眼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

阳光斜照在屋顶上，瓦片泛着暗红色的光。池塘的水面被风吹皱，柳树的影子在水里晃来晃去。

他上了车。车子沿着来时的土路开回去，扬起一路黄尘。

杨振宁那次韶山之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公开报道。但两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的那个哲学判断，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响。

1977年，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美国夏威夷召开。

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在会上发言。格拉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在发言中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比作剥洋葱。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提议。

他说，如果发现夸克和轻子是由更深层次的物质组成的，那么他建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统一命名为“毛粒子”。

以纪念毛泽东。

格拉肖的理由很直接。他说，毛泽东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主张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个哲学判断，对物理学探索物质结构的深层方向，有启发意义。

“毛粒子”这个命名最终没有被物理学界正式采纳。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这件事本身，说明毛泽东关于物质可分的哲学思考，在物理学界留下了痕迹。

钱学森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件事。他说，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光辉地预见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

这不是客套话。钱学森是搞导弹和航天的人，他对物理学前沿的判断有专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