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雍正七年（1729年），北京军机处因西北用兵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先后进入这一中枢机构。一个来自安徽桐城，一个来自江苏常熟，他们的父亲也都曾位列大学士。若把这件事放回清代官制中考察，所谓“父子宰相”，并不是简单看父子二人是否都做过大官。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宰相便不再成为正式官名。清代沿袭明制，内阁大学士掌理机要，官场和民间仍习惯称其为“宰相”。雍正年间军机处出现后，真正能够参与最高决策的，往往是兼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
因此，清代的“宰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都可能被这样称呼；严格说来，只有进入军机处、参与军政大事的人，才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宰相。若标准过宽，名单会不断增加，若标准过窄，又会漏掉许多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大学士。
张英父子，是清代汉臣父子位居宰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张英生于1637年，康熙六年（1667年）中进士，后来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皇帝身边的重要文臣。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英升任文华殿大学士，跻身朝廷最核心的决策层。
张英的长处不在锋芒毕露，而在于稳重、谨慎和熟悉典章。他长期任职翰林与内阁，参与经筵讲学，也处理过军政、财政等事务。康熙朝汉臣能够获得这样的信任，本身就说明张英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他的儿子张廷玉生于1672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与父亲相比，张廷玉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在雍正朝受到重用。军机处创设之初，他便参与其中，成为最早一批军机大臣之一，后来还长期主持吏部事务。
张廷玉办事细密，擅长将皇帝意图落实到章奏和政务之中。雍正皇帝曾评价他“器量纯全”，这类评价在当时并非泛泛而谈。乾隆即位后，张廷玉虽屡受猜疑，但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时，仍获配享太庙，成为清代少数享有此荣典的汉臣。
另一家是山东诸城刘氏。刘统勋生于1698年，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入翰林后逐渐转入都察院、六部和军机处。他处理河工、漕运、吏治等事务时，敢于直陈利弊，不轻易迎合上意。
乾隆朝中期，刘统勋升任东阁大学士，并担任军机处的重要职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刘统勋去世，皇帝亲临祭奠，称其为“真宰相”。这四个字，既是对其地位的肯定，也说明刘统勋在乾隆心中并非普通的内阁大臣。
刘墉是刘统勋之子，生于171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他早年多在地方任职，后来担任过地方督抚、都察院和六部要职。与父亲相比，刘墉并未长期处于军机处核心，仕途也有过起伏，曾因办事疏忽受到乾隆申斥。
嘉庆二年（1797年），刘墉升任体仁阁大学士。严格而言，他进入最高决策圈的时间并不长，但既然官至大学士，仍可列入清代父子宰相的广义范围。刘墉的名声更多来自清正形象和书法，而非军政权力上的显赫。
第三家是江苏常熟蒋氏。蒋廷锡生于1669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中进士，长期供职翰林与内阁。雍正初年，他历任礼部、户部要职，后来升任大学士，并参与军机事务。
蒋廷锡与张廷玉同属雍正朝重臣，只是后世对他的记忆更多集中在书画、藏书和文献整理方面。他精于花鸟画，也重视典籍搜集，政治声望虽然不如张廷玉，却不能因此低估其官场地位。
其子蒋溥生于1709年，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后来任户部尚书，乾隆年间升为东阁大学士。蒋溥承继父亲的学术与艺术修养，政绩不算突出，却确实完成了从进士、尚书到大学士的仕途跨越。
第四家是江苏无锡嵇氏。嵇曾筠生于1670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后来长期负责河务，先后担任河南巡抚、河道总督以及兵部、吏部尚书。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升任文华殿大学士。
嵇曾筠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靠文章声名进入内阁，而是凭治理黄河、整顿漕运逐步得到重用。清代河工牵涉财政、粮运和民生，责任极重，稍有决策失误，便可能造成大片灾患。
他的儿子嵇璜生于1711年，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同样把主要精力放在河务上。嵇璜历任河道总督、工部尚书等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任文渊阁大学士。父子二人都因治河入阁，这在清代官场中极为少见。
所以，题目所说的“仅有两家”，是指在张英、刘统勋两家之外，另外还有蒋廷锡父子、嵇曾筠父子两家，合计四家。若把协办大学士也一并计算，名单还会扩大，但那属于另一种统计口径，不能与正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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