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当下的民俗学丨周星：脱口秀与谐音梗——生动鲜活的口头交流实践

主持人语

脱口秀已成为当下最有代表性的新大众文艺形态之一。它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与传播的诸多阈限，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均能获得表达自己生活经历和感受的舞台空间。对于这一流行的文化现象，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亟待深入研究。本期专栏推出的周星教授近期发表的文章《脱口秀与谐音梗——生动鲜活的口头交流实践》，聚焦脱口秀现象，尤其通过对其中“谐音梗”与谐音民俗传统相关性的分析，生动展现了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至今仍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语言交流生活中拥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脱口秀视为一种新兴的口头叙事表演和口头交流实践，这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超越传统的“民”和“俗”的局限，以口头表演的视角探索更广大鲜活的当代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关照点。

——专栏主持人：杨利慧教授

主持人介绍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师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政协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出版《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持续30年的整体研究》《神话与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合著）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和译文百余篇。荣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等奖励。

作者介绍

周星，现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教授、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指导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兼任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海外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及东亚民俗学，主要著作有《史前史与考古学》《民族学新论》《民族政治学》《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乡土社会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本土常识的意味——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生熟有度——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一项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百年衣装——中式服装的谱系与汉服运动》《死给你看——对一类自杀现象的法人类学研究》等。

脱口秀与谐音梗

——生动鲜活的口头交流实践

摘要

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异军突起地兴起了脱口秀，无论是小剧场表演，还是作为电视综艺节目的一部分，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途径，欣赏脱口秀的主要消费者群体，多是城市里的青年人。在某种意义上，热衷于追捧脱口秀，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作为一种临场发挥的口头叙事表演和口头交流实践形式，脱口秀当然也是语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民俗学重点研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语言民俗事象，这些语言民俗事象大都是从人们的日常口头交流实践中产生的。在以汉语（包括各种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口头交流实践中，经常出现大量的谐音字词，于是，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就被普遍应用到以汉语为载体的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各种口头文学的体裁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基于谐音原理而形成的谐音民俗，脱口秀中寻常可见的“谐音梗”正是对谐音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可见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至今仍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语言交流生活中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

谐音；谐音民俗；脱口秀；

谐音梗；口头交流

近年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里，脱口秀异军突起，无论是小剧场表演，还是作为电视综艺节目的一部分，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途径，欣赏脱口秀的主要消费者群体，大多是城市里的青年人，因此，热衷于追捧脱口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作为一种临场发挥的口头叙事表演和口头交流实践形式，脱口秀当然也是语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民俗学重点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并努力尝试去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家主要是通过母语文去记录、整理和研究其所面对的基本上也是由母语（包括方言）所承载、表象和形塑的世界，因此，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高度重视民众的口头交流实践及口头文学表现的各种体裁及其形态，还特别发展出“语言民俗学”这一专业性的学术方向。从语言即世界的理念出发，我们不难理解语言民俗学在民俗学的整个知识体系之中，其实是具有基础中枢性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自己亦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里无数寻常可见的语言民俗事象。在以汉语（包括各种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口头交流实践中，经常出现大量的谐音字词，于是，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就被普遍应用到以汉语为载体的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各种口头文学的体裁之中。本文关注汉文化中基于谐音原理而形成的谐音民俗现象，进而对脱口秀中寻常可见的“谐音梗”进行必要的分析，明确地指出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至今仍在包括脱口秀在内的普通民众的语言交流生活实践中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谐音与谐音民俗

很多年前，笔者曾经关注过“谐音民俗”的相关文化事象，搜集了不少资料，发表专题论文讨论“谐音”作为一种意义的生成机制，可以在原本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两种事物之间建立起意想不到的关联性，并由此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中促使生成了很多谐音民俗。后来，在笔者和邱立主编的“中华民俗丛书”中，还特别约请张廷兴撰写出版了《谐音民俗》一书，该书将谐音视为中国民俗的隐性语义系统，琳琅满目地呈现了谐音民俗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无所不在。黄涛也曾在《中国礼俗语言与传统文化》一书中，专设“吉利谐音与祈福文化”一章，分别讨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为常见的“谐音吉祥物”“谐音吉祥图案”“吉祥数字”“谐音祈福仪式”。由此可知，中国民俗学家对于谐音和谐音民俗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并形成了一些较为基本的学术共同认知。

图1 张延兴：《谐音民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华民俗丛书》周星，邱立主编。

“谐音”的本义，是指不同的汉字却有相同或相近的发音，于是，在语文创作或日常的口头交流实践中，人们便经常使用同音或近音字来替代本字，由此可使语言表现活泼有趣。谐音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字的一种修辞手法或口语表现游戏，谐音这种修辞或表现手法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之中。不仅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古典小说等文人墨客的创作当中，而且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寓言、格言、相声、说唱、民谣、儿歌、谚语、谜语、成语、咒语、吉祥语、歇后语、委婉语、流行语，进而还有笑话、行话、俗话、俚语、俏皮话、脏话、黑话，以及叫卖吆喝等各种口头文学中，谐音现象均大量存在并始终发挥着独特的语文功能。此外，在语言表现的避忌以及称谓、命名等方面，也都有谐音机制隐含其中，并为人们所心照不宣。显然，在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或载体的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及其象征隐喻被应用于其中，因此，谐音的修辞表现理所当然地就成为语言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尤其重要的是，谐音双关的修辞或表现手法，事实上还促成了很多独特而有趣的谐音民俗，例如，用蝙蝠、豆腐、麦麸等谐音象征“福气”，用大葱去谐音象征“聪明”，用8和发菜谐音象征“发”和“发财”，或者送人礼物，忌讳送梨（离）、送伞（散）、送终（钟）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常借助谐音而发展出许多象征来，由此得以形成的谐音象征机制一旦具备了稳定性，它就不再只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而是成为一种民俗生成的机制性原理。基于此种谐音象征机制而成立的民俗事象，在中国各地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我们需要采用“谐音民俗”这样一个范畴来归纳它。汉语方言众多，各地民众对于一些汉字的发音虽有所不同，但通过汉字谐音所形成的民俗隐喻，有很多超出了方言的分布范围而趋于大众化，甚或在全国成为“常识”。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性的谐音民俗不大为外地的人们所知晓，但它们作为谐音民俗的基本原理与机制，大体上仍是全国可以通约的。

旧时在北京，妇女们有在上元之夜去摸正阳门上的铜钉，以求生子添丁的习俗，此俗盖因“钉”“丁”同音相谐之故。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元宵节灯俗之中，因为“灯”“丁”音近相谐而生成的祈嗣类民俗事象，也是颇为常见的。比如，闽南和广东一些地方的村落，正月祭祖时，村里凡当年生了男孩的人家，就要在祖宗祠堂升起花灯，向列祖列宗报告添丁之喜。江苏淮安一带，旧时在元宵节至二月二这期间，有“送子”之俗，亦即给无子之家送去小红灯或从某个特定地方取来的砖块。砖块表示“弄璋”之喜，小红灯则因“灯”“丁”音近相谐，故成为添丁的吉祥之物。类似“灯”“丁”这样的谐音象征，同时也是民间文化中常见的一种隐喻。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常是语言字面意义的延伸。虽然在汉语字典里检索不出“灯”具有“丁”的含义，但在象征和隐喻的文化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灯”可以引申出“丁”的意义或“丁”可用“灯”来表象。基于同音或近音文字之间的谐音，“灯”“丁”这一组关系得以生成，它一旦生成，就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的层面，而是发展出能够在各种具体仪式上形象化展示的民俗形态。经由谐音在两种不同汉字所表象的事物或意义之间形成关联，进而促使某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象征，这种情形十分普遍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隐喻被认为是一个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一事物的若干方面可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事物之上，以至于后者仿佛就是前者。通过隐喻而发生此类语义转移过程的情形多种多样，其中谐音便是促使语义能够转向调整的机制，由此，一个事物能够成为另一毫不相关的事物的隐喻，这也就意味着在两种事物或现象之间发生了意义的转移和扩张。上述“灯”“丁”这一组谐音象征，作为一个重要隐喻使“灯”符号化，于是，“灯”就成为一个“物态象征”，并经常在具体的民俗活动或仪式上得到人们的重温和体认。

在汉语的字词增殖及语汇扩张的历史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大量以“子”为词尾的名词，诸如枣子、筷子、扇子、栗子、带子等，这些以“子”为词尾的双音词，后来就经常被人们通过谐音机制用来表达祈嗣求子的念想。于是，婚礼中撒帐用的枣子、栗子、花生、桂圆等，就成为“早立子”或“早生贵子”之类物态象征；同样，石榴多籽，自然就可成为“多子”的象征。云南省有些地方旧时在婚礼上撒帐时，有“五子”一说，亦即多用松子、瓜子、莲子、白果子、枣子。“五子”皆可谐音，又都是果实，作为“种子”便成为生殖繁衍力的隐喻，甚至还可作为表示“五子登科”的象征物了。在不少地方，“筷子”往往也在婚礼上扮演重要而有趣的角色。“筷子”谐音“快子”，寓意“快生子”；筷子成双成对，还被用来表现新婚夫妇的相亲相爱。在湖北省的神农架地区，新娘上轿前，手持一把筷子，把它撒落在娘家堂屋；贵州省黔北一带的婚礼，新娘在出门时“甩筷子”，要由她的胞兄或胞弟用双手或衣襟接住，意思也是祝福新娘“快快生子”。重要的是，无论是婚礼操持者，还是结婚当事人，抑或围观看热闹的邻里乡亲，大家都知道这些“子”的隐喻，同时也都有意无意地在当天的口头交流中反复谈论这些谐音象征物。

图2 年画《猫蝶富贵》

谐音隐喻或谐音象征，无所不在地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语言形式以外的其他表意方式，诸如图画和隐喻性实物等。中国的吉祥图案和吉祥物，大量采用谐音隐喻的表现手法，当一幅图案中出现猫和蝴蝶，或将它们与其他寓意长寿的象征物（寿石、菊花等）组合在一起时，它就是一幅典型的祝寿图。猫和蝴蝶彼此本无关联，它们原本也都与长寿无关，只是因为古语有“耄耋”一词，七十曰耄，八十曰耋，好事者便基于“猫蝶”与“耄耋”同音，创作出用于祝寿的吉祥图案。类似这样，“芝仙祝寿”，由灵芝、水仙、竹和寿石构图；画出“鹿鹤桐椿”，用来表现“六合同春”的美好祝福等等。我们通晓了谐音民俗的原理，就能很容易地看图读音，破解吉祥图案的内涵。通过这些例子可知，在象征物（符号）和意义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必然的对应指称关系，而是有一定的随意性，就是说，相同的意义如祈嗣求子，可以用多种符号来表示；反之，某种符号因场景文脉不同，其所搭载的意义也可有所不同，如此就为热衷于谐音创意的语言游戏者预留出很多可以发挥创作能动性的空间。

如果进一步去追问谐音民俗事象的语言学与民俗学的原理，可以发现，除了通过谐音机制在两种原本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促成直接语音关联的“明谐”，例如，松子谐音“送子”、莲子谐音“连子”等，还有在两种事物的属性之间，通过谐音建立起关联的情形，亦即所谓“暗谐”，例如，石榴多籽可类比成为人类繁衍的象征，石榴并不直接和“多子”谐音，而是其特点多籽，使人联想到“多子”。我们追问类似于“语文巫术”的谐音民俗，既以洞悉“野性的思维”中所谓互渗律的力量，还能实证性地确认，语言灵物崇拜之类古老的文化观念与日俱进，时常存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谐音双关的语言技巧，并非只见于汉语文的口头交流实践，它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所有语言体系中均有应用，属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语言技巧，但由谐音双关发展出大量的“谐音民俗”，或许堪称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

二、脱口秀与谐音梗

在当代中国民众的语言生活中，尤其是人们普通的日常口头交流实践，包括各地方言在内，谐音及其相关的语言游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方面的最新例证，可以用最近流行的脱口秀和时不时爆红的“谐音梗”来予以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脱口秀作为新兴的文化娱乐产业之一快速崛起，令人意外地将原本属于人们日常口头交流中常见的这一类语言游戏，又以“谐音梗”这一概念，重新凸显为一个新的话题。

“脱口秀”作为一个汉语译名，基本上是对英文“Talk Show”的音译，但在另一些场景下，它又被认为是“Stand-up Comedy”的汉语译词。“Stand-up Comedy”主要是指喜剧演员个人，直接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讲述笑话或各种逸闻趣事的演出形式，因此，它有时又被译为“单口喜剧”“单口秀”“站立喜剧”等。中国眼下的“脱口秀”其实更接近于“Stand-up Comedy”，因为它以“站立演讲”的形式，直面观众，口头讲述各种“段子”，通过追求即兴幽默的效果，引起观众的共鸣。当然，在启发听众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输出讲述者的感受、立场与观点。此种脱口秀或单口站立喜剧，因为是个人表演，所以，风格上千差万别。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幽默讨论具有公共性的话题，追求解构、颠覆或批判性，尤其是当脱口秀演员以冷眼旁观者的立场自我嘲讽、揶揄社会或解构日常生活，他或她就比较容易让生活中很多“常识”变成喜剧。二是追求娱乐至上，通过搞笑为观众提供某种乐趣或消遣。当然，脱口秀最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嘲讽批判与娱乐消遣结合起来，使之融会贯通。

虽然中国时下的脱口秀确实有一些“舶来”的属性，例如，部分地可以说是通过模仿、学习和翻译海外理论等方式引进的，但它同时又和本土的讲故事、说笑话、相声、二人转、说书等口头表演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单口相声”（包括上海的“海派清口”等），主要是从传统相声和民间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通常就是由擅长于通过语言技巧以及即兴互动而制造笑点的演员，单独面对观众讲段子、说笑话，所以，说它就是脱口秀的本土原型，也并无不妥。由此，很多脱口秀演员均需要向中国传统的口头表演艺术学习，尤其是将单口相声视为可以汲取的智慧资源，与此同时，单口相声演员转行说脱口秀，往往是如鱼得水，比较容易进入状态，没有大的障碍。当然，脱口秀在中国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全新的本土化实践，例如，导入必然会引发“内卷”的领笑员和淘汰赛制，的确堪称是一种中国特色。

无论是在民间笑话中，还是在传统相声中，谐音双关的技巧都颇为常用。传统相声演员要有说、学、逗、唱等基本功，其中，“逗”就指逗哏，亦即制造笑料，被认为在这几门功夫里最为重要，而通过谐音制造笑料，又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的基本功。语言学家吕叔湘曾写过一篇“笑话里的语言学”，把“谐声”视为笑话里的第一修辞手法，他指出，很多笑话是利用同音字，而谐声又往往利用现成的文句。所谓笑话产生的语言学原理，就是通过谐声、拆字、歧义等，形成对于读者或听众而言“不符合预设”的状态，从而产生幽默的效果。换言之，谐音双关就是笑点的语言奥秘之一。由此可知，脱口秀演员在追求全球共通的喜剧理念或幽默效果的同时，也继承中国传统的口头表演艺术的滋养，包括抖包袱、逗哏以及谐音双关等搞笑技巧，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虽然脱口秀的表演形式多少给人一点国际化的印象，但其中的谐音梗却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创造，因为它主要是在母语汉语（包括各地方言在内）的口头表述和表演中生成的。谐音梗的“梗”，相当于相声中“逗哏”“捧哏”的“哏”，应是“哏”的谐音讹变。“哏”在汉语的北方话里，通常是指滑稽、幽默、诙谐、风趣、有趣的人或事儿，当然也包括令人好笑的说法和举止等。例如，在传统的口头表演艺术“八角鼓”中，站在右首的丑角演员分工负责穿插笑料，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表演，叫做“斗亘”或“斗绠儿”，其角色定位与相声中的“逗哏”颇为相似，都是丑角表演时用来引人发笑的口头技巧。后来，“哏”作为相声领域的专业用语，延伸到脱口秀行业里现在大家常用的“梗”，其实也都是相同的逻辑和语义，都是指笑料、笑点，进而引申为好笑、可笑的包袱、段子、插曲或典故、谈资，有时也指某个话题的某段可笑的情节等。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所谓“谐音梗”，无非就是在相同或相近的汉语词汇之间，通过谐音双关形成表意的过渡、转折或关联，从而制造出一点令人意外的幽默效果。

脱口秀中谐音梗的机制并不复杂，它和谐音的修辞表现在所有其他的口头文学体裁里被广泛采用的情形一样，都是经由谐音而使话题达成某种意外的转折，并引发在场者会心一笑。谐音梗的创作难度不大，如果是随机或即兴创作，它可以说是喜剧演员的一种语言机智，也就是“抖机灵”；如果是刻意为之，那就是一种语言策略。谐音梗之所以令人好笑，主要就是因为它既令人意料之外又能使人会意的不正经。在小剧场脱口秀或《吐槽大会》之类的综艺节目等，所有在场的人们均共享母语媒介这一口头交流的场景下，谐音梗在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比较容易形成共鸣，通常可以产生意外却又能领悟的效果，由此可以促成笑场甚或炸场的氛围。

图3 综艺节目《吐槽大会》

无论是相声，还是笑话或脱口秀，演员口头表述的话题段子，或自嘲、自我揶揄，或调侃、吐槽他人，其最为常用的手法，往往就是通过制造和现实社会中的“常识”形成强烈反差的悖谬、错位、别扭、误读、歧义、冲突等局面而形成笑点。由于谐音梗可以在风马牛不相及，用相声演员郭德纲的表述，就是“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的两个事物之间，仅通过字词言语的谐音而构成关联，故其话题或段子的转折，很容易使人感到突兀、裂变、荒诞、无厘头、无条理、反逻辑，从而人为地制造出笑料。此种经由谐音梗而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制造不相对称的局面，从而实现解构的效果，何尝不是所有喜剧均想达成的效果。说到“解构”，笔者想起自己经验的一个例子：在见到小侄子时问他：“快开学了，暑假作业还没做完，怎么办？”小侄子回答：“凉拌。”这样的问答，就把长辈基于“常识”的过问或关心完全解构掉了。显而易见，类似这样口头交流中的语言游戏，在脱口秀的讲述实践中以“谐音梗”的方式得到拓展，实属理所当然。

在喜剧演员和在场观众之间轻松活泼、密集互动的脱口秀现场，谐音双关能够突破词汇的常规本义而凭添趣味，因此，有些脱口秀演员愿意在谐音梗上花费更多的功夫，甚至获得“谐音梗王”的名号。在脱口秀的谐音梗创作实践中，既有较为成功的，也有显得生硬或勉强、不怎么自然的。如果构思巧妙，双关语义的过渡较为自然，在脱口秀表演现场的接受度就会比较高，那就是成功的谐音梗，它或可成为新的语言民俗的片段，在随后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表述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演员鸟鸟的“中杯”（悲）、“大杯”（悲）、“超大杯”（悲）和王建国的“24孝第一孝，是仰天长啸（孝）”等创意，因其段子有叙事逻辑做铺垫，谐音梗出现得恰到好处，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例子。当然，更多用来搞笑的谐音梗，往往是临时起意、现场消费，随后便过眼烟云，被人遗忘。还有一些谐音梗听起来很勉强、不够自然，若不能当场引起共鸣，就会产生逆反效果，听众不适，表演者尴尬，就是失败的谐音梗了。

图4 丹·本-阿默斯（1934-2023）

围绕着相声的创作、表演、欣赏而在相声演员和观众之间形成了所谓的“圈层”，包括谐音梗在内，很多梗其实是先在圈层内部存在，随后才在小剧场演出中披露，即在线下口头表演的文化语境中获得共鸣。在多数情形下，沉浸其中的表演者和观众能够共享谐音梗之类的语言游戏所带来的乐趣或幽默，但是，其笑点何在对于以小剧场为共享空间的圈层以外的人们来说，并非不言而喻。脱口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借用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思有关“民俗”的定义，民俗乃是“小群体内部的艺术性交流”，我们不妨把谐音梗视为是脱口秀从业者的小伙伴群体内部共享的逗趣笑料，说它是相声圈及脱口秀圈自身的文化之一也未尝不可。在搞笑艺人，例如，脱口秀演员们的小群体内部，成员们在彼此互动中插科打诨，共享笑料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搞笑技巧训练。但在眼下的互联网时代，包括谐音梗在内的内部笑料，通过电视节目和小视频等形式，实现了远超出圈层或小群体的传播，于是，具体到某一个谐音梗是否好笑或是否“高级”，就有了更多人参与评判的可能。

根据笔者的观察，脱口秀的谐音梗还发展出一些全新的局面。汉语文的谐音梗原本主要是在母语同频者之间，即特定的口头交流场景下，形成大家默认的“中式”幽默感；但在脱口秀演出现场的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约定俗成地共同拥有彼此较为接近的网络新词知识和近似的英文理解程度的前提之下，谐音梗出现新的发展就不难理解了。大量汲取网络新词和流行语，在网络空间里活跃的一些年轻网友中间，很早就有“杯具”（悲剧）、“洗具”（喜剧）、“餐具”（惨剧）之类的表述，因此，当脱口秀现场出现“中杯”“大杯”“超大杯”的谐音梗时，就容易形成联想，调动听众的想象。中英文单词之间的谐音双关尝试，把鱼香肉丝说成“鱼香Rose”，把拖泥带水表现为“Tony带水”，把thank you通过谐音表现为“栓Q”，此外，还有“贪生pass”（贪生怕死）、“star皆空”（四大皆空）等，此类中英文组合的谐音表述，在具有英语学习经验的人们中间，能够促成幽默感共鸣。有一个段子自嘲说，虽然制定了plan，但因为lan（懒），结果就完成了个p（屁），这是把英语单词拆解，分别与汉字和英文字母相谐，稍懂英文的观众都可接受。中国人学习英语，往往喜欢采用谐音标注方式记忆单词，当代消费脱口秀的年轻人，很多人是汉语、英语的操双语者，这就为中英结合的谐音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语言的跨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出发，不妨将汉英词汇相互谐音的情形，视为汉语文持续“欧美化”的一个中间片段的状态。

虽然谐音梗作为一种创作技巧或搞笑策略，在脱口秀的口头表演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它在脱口秀从业者社群里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即将谐音梗视为不够高级的创意笑点。在格雷格•迪安（Greg Dean）的脱口秀教程里，虽鼓励脱口秀演员自创词汇和新编词语，以便制造笑话生成的机制——预期和意外，但仍提醒慎用双关梗。脱口秀演员过度依赖谐音梗，或太过随意、频繁地使用谐音梗，就会给人贫嘴、浅薄、耍小聪明，或创作不够认真、段子没有深度的敷衍印象。当然，也有人认为，谐音梗只是为了搞笑，无伤大雅，对它不必过于较真。这些分歧反映出在脱口秀从业者彼此之间存在认知差异。在有些人看来，脱口秀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它在追求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追求意义的解构和重构，也追求深刻的创意。在这个前提下，较有品质的谐音梗，尤其是和段子主题相扣的谐音梗，作为人们口头交流表述实践的一种技巧，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深刻创意，那当然是可以接受，甚或鼓励的，但相比而言，演员更应在段子的创意方面多下功夫。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脱口秀只是一种娱乐形式，提供人们休闲消遣时开心一笑，所以，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谐音梗只要能引起共鸣，当然不应受到指责。希望在脱口秀的口头表述实践中，克制滥用谐音梗的冲动，这是出于对脱口秀作为喜剧表演应该承担更多的意义，并非否认谐音梗本身的价值。无论哪种看法，都承认谐音梗是脱口秀中口头表述的重要技巧。

三、鲜活的口头交流实践的意义

脱口秀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日益走向大众艺术。成立2014年的上海“笑果文化”公司曾有一个理念或口号，它宣称“每个人都可以做5分钟脱口秀演员”，成立于2017年的北京“单立人”公司，也主张“人人都能学会单口喜剧”。这似乎说明脱口秀行业的门槛不高，但凡有能力口头交流的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脱口秀演员，换言之，脱口秀演员和观众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在脱口秀得以展演的现场，两者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空间区隔。有意愿表演脱口秀和乐意欣赏脱口秀的人们，彼此能够共享很多生活经验与感悟，包括承受的压力、无从派遣的焦虑和烦恼，以及幽默、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姿态或立场。脱口秀眼下已是当代中国社会里一种具有大众文化属性的口头表演艺术，脱口秀演员也正在迅速地建构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社群。这个社群的文化特点就是“玩梗”，谐音梗则是其寻常的口头交流互动实践或基本的职业训练课程，在其内部有“谐音梗很烂，但讲起来很快乐”一说。对于他们而言，虽然没有哪个谐音梗能够永远好笑，但玩谐音梗永远好笑。好笑的谐音梗，即便有些时候听起来很无厘头，甚至有些愚蠢，但它在搞笑社群内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产生“自己人”的归属感。

图5 笑果脱口秀表演现场

类似情形也常见于网络空间里一些标新立异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当中，他或她们把帅哥说成“帅锅”，把飞机说成“灰机”，把好人说成“好银”，通过共享一些谐音梗去建构社群认同。亚文化社群的语言表述，往往具有抵制权威、解构主流价值、反对长辈说教的色彩，于是，教授成为“叫兽”，专家成为“砖家”，“耗子尾汁”成为化解、贬低“好自为之”之类表述的严肃性和陌生感，显然，这些流行语词，或多或少宣泄了年轻人的部分不满情绪。

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喜剧娱乐产业近些年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有全新的时代背景作为依托。中国脱口秀大约是在21世纪10年代逐渐兴起的，恰好迎合了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小康富足之后人民娱乐生活的需求。持续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民众生活方式的巨变，尤其是消费方式，除了传统的商品消费，进一步还发展出服务消费、音像消费、文旅体验消费，以及法国学者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所提示的经由脱口秀和搞笑视频节目等而得到满足的笑话和幽默消费。日趋复杂化、快节奏和高度不确定的现代日常生活，给年轻的Ｚ世代的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焦虑、压力和困扰，人们闲暇时通过相声、脱口秀、电子游戏和各种搞笑、搞怪的娱乐“轻消费”的方式，释放压力并获得治愈。

脱口秀现场引发的阵阵欢笑，正是因幽默的共享而获得使人身心轻松或治愈的效果。如果谐音梗能够提供可供消费的笑料或笑点，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标榜门槛低、人人皆可为之的脱口秀虽然也有对价值的追问和表达，但它更需要笑点亦即“梗”的密度，这就对脱口秀演员的创作构成压力，恰好谐音梗可以增加笑点密度。谐音梗因为稀松平常，不够正经，容易产生无厘头和戏谑效果，有助于脱口秀演员缓解因为可能的言语冒犯而产生的焦虑。

图6 观看脱口秀的现场观众

如果说脱口秀属于一种“轻文明”的口头表演形式，那谐音梗就是一种无须严肃对待和深刻思索的“轻幽默”。这也正是脱口秀深受年轻人喜欢的理由之一，因为它非常贴合年轻一代的轻奢文化消费需求。轻文学、轻食、小确幸、萌宠等，所谓“轻潮青年”追求的文化消费，恰好部分地可以由脱口秀来提供。此外，年轻人希望拥有个性化的娱乐和自我表现，而脱口秀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他们的“嘴替”。虽然脱口秀由个人表演，但它追求的幽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谐音梗因为母语讲述场景的共鸣，也有助于此种公共性轻幽默的发挥。除了幽默好笑，脱口秀也追求思考和话语表述，它比较擅长在公共空间讨论私密话题，从而在制造笑料的同时，形成社会冲击力。就眼下实际展开的脱口秀而言，其段子大都来自日常生活，话题涉及职场、人际关系、婚恋、消费等，因此，引发的社会共鸣及反应当然也就较为强烈而又广泛。

脱口秀的口头表述场景与交流形式，很多时候犹如日常与人聊天一样，重要的是如何让观众感兴趣并觉得好笑。中国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口头交流实践有非常丰富的样态和形式，它们都可以成为脱口秀创作的参考。北方各地常说的“拉家常”“拉家”“唠嗑”“谝闲传”“侃大山”，以及西南川渝地区的“摆龙门阵”等，既有邻里亲友之间日常闲聊的情形，又有小群体相聚谈天说地、追求趣味性讲谈或说故事讲笑话的情形，其共同特点是方言口语化、无主题、话题随性展开，言谈夹杂着调侃、吹牛、自嘲与玩笑，与此同时，包括笑话、歇后语、俗语等口头文学的语料资源以及谐音双关在内的各种口头表述技巧，都可随时随地自然地运用自如。这类日常性的口头交流实践，尤其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个人叙事，如能得到更好更多的发掘，那么，同为口头表述个人叙事的脱口秀，自然可以从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创作灵感。

类似上述那些民间的口头交流实践，如今也蔓延于网络空间，并以更为眼花缭乱的形式推陈出新。近些年来，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其中“玩”谐音梗的语言文字游戏也是无所不在。在网络空间，从拥有大量谐音词的汉字词库中，因追求输入速度的电脑打字而讹变的错别字，居然也可被网友将错就错地引申为谐音梗，例如，网友们在实名制之外选取的网名，就有很多谐音梗，用它来表现个性或独自的幽默感；网聊或朋友圈对话，常用886谐音“拜拜喽”、520谐音“我爱你”、518谐音“我要发”，既简洁明晰，又颇显俏皮；把“姐妹”用方言口音说成“集美”，与之对应地就有了“集帅”的称谓。在所谓“土味情话”中，也有大量谐音梗存在，“土豆可以变成土豆泥，玉米可以变成玉米泥，我可以变成我爱你”“你是我的WiFi，没有你我就连不上，因为你是我的无线眷恋”……谐音梗应时随意地被用来搭讪和表白，往往效果令人意外地好。用“猪事顺利”或“扬眉兔气”表达新年祝福，用“百衣百顺”“换味思烤”“真酷（裤）”作广告招牌，用“鸭梨山大”宣泄情绪，祈念高考生获得好成绩的“旗开得胜”，把“真相”说成“真香”，把“见机行事”说成“见鸡行事”，无数谐音梗的创作和使用，大都来自网络空间及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之间生动鲜活的口头交流实践。新近推向市场的多个茶饮品牌，不少也都采用谐音梗展开营销，因为迎合了年轻消费者“玩梗”、追求新颖酷感的需求，而获得不错的效果。

社会各行各业均脑洞大开地“玩梗”，这一类语言文化的交流实践成就了中国民众语言生活的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大量谐音词语的涌现，得益于汉字体系有大量的同音或近音字，汉字扩张词汇很早就在“六书”中形成了“形声”与“假借”的重要路径，促成了大量的谐声词汇，随后便成为可通过谐音建构语义关联的非常丰富的字词资源。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出现了利用谐音的语义双关而早熟的各种艺术、民俗和语文游戏传统，且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在通过谐音关联而生成的大量新词中，有一部分在使用场景，既符合对话的便捷经济原则，又符合趣味、委婉甚至礼貌原则，从而可以达成较好的沟通效果，未来或可丰富汉语词库。当然，也有一些谐音表述，脱离了使用场景或上下文脉就不知所云；更有少数新词，因为生硬、粗鄙或低俗，随后则有可能被淘汰。诸如“屌丝”“沙雕”“逼格”（来自英文的big或bigger）等网络谐音新词，虽然它们具有自嘲、讽刺等语义，且在人们实际的口头交流中较多采用，但因被列为“网络低俗语言”而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演出、追求公共性幽默的脱口秀中出现。

有关谐音梗的语言文字及口头交流的实践，确实能在反复试错的过程推动词汇滋生新义，甚或生成新词，从而有助于丰富和提高汉语的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学习和掌握汉语的青少年们，经常会有“脑筋急转弯”之类的训练，其中谐音往往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孩子们如果过度热衷于通过谐音“玩梗”，就可能出现滥用，导致大量错别字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局面，从而影响甚至破坏汉语的规范性和形式美感，这同时也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提高汉语写作和表述的能力，因此，社会各界应该给予必要的引导。

文章来源：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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