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考古学与……当前全球政治议程的紧密关联

《考古学为什么重要》，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兰尼著，苏勃译，华夏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68.00元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纳迪亚·杜兰尼（Nadia Durrani）的《考古学为什么重要》（Bigger than History: Why Archaeology Matters，2019；苏勃译，华夏出版社，2026年3月）是一部考古学导论性质的著作，从论述的主题、内容来看无疑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据称该书是美国各大学考古系广泛采用的通识读本，在我看来恐怕更适合大学里的其他专业作为通识读本，也更适合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界、知识界和政界作为通识读本。与一些考古学专业性较强的通论著作不同的是，该书在谈到的各种议题中都很强调与现实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下全球政治议程的紧密关联。原书出版于2019年，所论述的考古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议程的关联事例截至2018年，可以说至今仍然非常贴近当下的各种紧迫性现实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危机、性别认知、社会不平等趋势、种族与移民问题、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以及文化遗产守护与利用的公共决策等等。虽然是只有十来万字篇幅的通俗读物，但是作者的意图是通过介绍考古学知识而培养面对当下危机挑战与塑造未来愿景的理性思考者与行动者。书名中的“Why Archaeology Matters”（考古学为什么重要）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与责任感，激发着读者共同进入考古学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Matters”这个词在这里除了有“重要”之意，更有“紧要”“大件事”的含义，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感。至于“Bigger than History”（比历史更大），可以理解为考古学不仅是面向过去历史的研究，而且更是认识现实、面向未来的学问。更进一步来说，“Matters”和“Bigger than History”也可能反映出作者对考古学科在今天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状况的忧虑。就如作者所言，在当今全球贫困危机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挑战严峻的时代，考古学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追求，对改善现实无甚作用。因此，“在削减经费的名单上，考古学项目常常位列前茅——理由通常是它‘非必需’‘难以争取大额资助’且‘不能保证毕业生就业’。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考古学培养的，恰恰是能够对气候变化、多样性与平等、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根本议题做出理性判断的思考者——而这些领域正是当今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第2页）。这样来看“Matters”和“Bigger than History”，或许更能理解两位著名考古学家用这个书名的含义和心情。

两位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议题。从气候变化这一重大议题切入，展现考古学如何提供了独特视角理解祖先如何适应环境剧变，同时也向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提出挑战。从气候变化出发，继续深入追溯人类社会的演变：从考古发现中重新认识身份认同、种族与民族问题，颠覆人们基于外貌或所谓“血统”的身份认知。然后转向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群体：穷人、女性和儿童，由此延伸到性别认同的讨论，提供宝贵的考古实证依据。第五章展示了考古学如何与政治及民族主义议程交织，并且深入探索口述传统、原住民历史与考古实证之间的复杂关系，重建对当地人有意义的历史。在此作者强调了考古学最珍贵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既关注少数精英，也同样关注那些无名的大多数。当代考古学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考古学的研究重心正从单纯“发现”转向“保护”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脆弱历史档案和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城市扩张等飞速发展的趋势在不断吞噬着历史印记，因此亟须变革考古工作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坚信考古学在当今工业化世界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这是对人类数百万年生存经验的研究，而理解彼此，终究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前言，v）事实上，从该书出版到今天的短短几年，AI人工智能时代的急速降临已经把危机问题提到了人类自身存亡的份上，考古学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帮助人类坚守自己的生物属性、身份认同和文化基因，避免人类沦为被智能机器奴役的厄运。这才是考古学的更大的“Matters”。

说到这里，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该书的第一作者布莱恩·费根。费根是世界知名的英国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 ，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荣休教授，1997年获美国考古学会公共教育贡献奖，2017年获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他编写了八部考古专业方面的大学教材，主编《牛津考古学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1996），他撰写的《开端：考古学导论》与《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是被高校考古专业广泛采用的经典教材，并经历了多次修订再版。另外他还写了一系列的考古学、历史学、海洋史、气候史等方面的普及性著作，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写作考古学》（Writing Archaeology，2nd edition，2010），讨论考古学家们应如何为公众撰写普及性著作。费根在求学时期就对考古学应该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应该与现实政治相联系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一边在北罗得西亚的利文斯顿博物馆（Livingstone Museum）担任史前文物管理员，并参与了该国南部农耕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边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他在一段自述中说这段经历使他对为普通读者撰写考古学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认识到“我们必须把考古学从学术界的象牙塔中带出来，使之与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相关”（http://brianfagan.com/about-brian-fagan）。把考古学与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联系起来，话说得很有深意，在学术普及之外还有考古学与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关系等问题。1966年他被聘为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客座副教授一年，从1967年到2003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担任人类学教授。他说：“我没有成为非洲考古学的专家，而是决定成为一名向学生和普通观众传播考古学的专家。……我作为考古学多面手和考古学作家的职业生涯将我带向两个方向：编写教科书和更多的普通书籍。”（同上）

费根把专业教学和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看作是与学术研究同样重要的工作，这使他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声誉。从我个人的阅读经历来说，布莱恩·费根可以说是一位“老朋友”。我最初读费根的著作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读他的那部《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文物出版社，1991年），后来此书被人借去后就一直没有归还。2009年我去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大观路的一家少数民族书店淘书时幸而又买了回来。前几年读费根《考古学与史前文明》（Ancient Lives: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2012；袁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费根在这本书中对于“作为政治工具的考古学”有深刻的阐释。他指出，“文明开始之后，统治者和政府一直在用历史来为当代服务”。他举的例子是1426年，特拉凯利尔作为十五世纪墨西哥高地阿兹特克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说服其领主焚毁该峡谷其他城市的历史记录，捏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白手起家的故事，讲述阿兹特克人如何从寂寂无名发展成为墨西哥的主宰者——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的选民。因此，“新的故事就是直白的政治宣传，目的在于捍卫长达一个世纪的军事帝国主义，正是这种军事帝国主义使阿兹特克人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考古学与史前文明》，24页）。他认为考古学之所以容易被政治操纵，是因为它涉及的是普通人知之甚少的古代社会和事件，能够掌握的考古资料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大多数出于种族和政治目的利用考古学的人都想为自己编造一段光辉的历史故事，为捍卫其政治政权服务。……他们无非是颠倒历史事实以助长偏执、民族主义与欺诈，甚至更糟”（同上）。从揭露统治者利用考古学为政治权力服务，到揭露当下的政客通过极力否认考古学证实的历史事实来推行自己的政见，这一直是费根作为考古学家的公共关怀。

《考古学为什么重要》的第二章“探查气候变化”论述了考古学如何为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议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科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全球变暖几乎可以肯定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尤其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没有任何权威科学机构对此结论提出异议。然而，2003 年美国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曾公开宣称所有气候变化研究都是“伪科学”，他甚至怀疑：“说全球变暖是人为影响，这是否是美国人民所遭遇的最大骗局？”2017年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也表示气候本来就持续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尚不明确。对这些言论，费根提醒人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知名支持者。一场持续的误导性宣传正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公众面前展开”（20页）。英霍夫的所谓“骗局”论的确有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声称联合国及其他机构做出的气候变化预测是错误的，他说“在我看来，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对世界实施的最大骗局”，并且攻击各国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预测和积极应对举措是出于不良目的，都是错的（https://www.sohu.com/a/937988637_121124542）。恐怕既是为某些行业背书，也是为了攻击联合国和研究机构。在论述了世界各地的古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案例之后，费根认为，当然不能直接用古代气候变化预测未来，但是考古学能帮助我们研究人类对短期与长期气候变迁的反应。“考古学正致力于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大问题提供论证依据与解决方案——特别是揭示人类活动如何导致气候变迁。如今除了坚定的意识形态者，已无人相信当前变暖世界的气候波动只是类似过去数百万年发生的自然循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驶向未知气候海域的世界。在这里，人类通过消耗化石燃料和破坏环境，已成为主导气候变化的核心力量。”（150页）这是考古学对于所谓“骗局”论的驳斥，也为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敲响了警钟。

面对危害人类生存的气候问题，费根和他的合作者还是秉持着乐观的信念：“空前规模的气候威胁让人意识到：尽管政客们激烈争论，但在共同生存危机面前，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终将消退，人类正逐渐觉醒于全球共同体的理念。所幸，深层历史的考古视角向我们揭示：当真正面临危机时，人类终将采取行动——这理当给予我们面向未来的希望。”（41页）但是，当前极为复杂的全球政治局势对于把气候变化作为“共同生存危机”的议题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芬兰气象局局长、世界气象组织（WMO）前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厄尔尼诺过程的强度甚至可能达到创纪录水平，受其影响，全球平均气温纪录将会再次被打破。极端天气（如热浪、洪涝、干旱）的发生频率本身已因气候变化而明显上升。他指出：“当前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战争和地缘冲突正在遮蔽气候议题，压缩国际社会在减缓与适应方面的行动空间。”他进一步阐述说，现在全球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更多聚焦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争。这些事件正在不断分散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从而遮蔽了气候议题。这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政策制定者通常会更关注公众最在意的问题。由于战争以及许多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气候议题实际上已经被挤出了很多公共讨论空间（据“澎湃新闻·澎湃世界观”，2026-04-24）。因此应该看到，要让公众对气候危机问题的紧迫性产生共识已经是不容易的，相互协作、共同行动更是要克服很多人为的困难。

在当前的全球政治中，性别身份及相关权益也是备受瞩目的议题，尤其是在选举党争中对选民有很大影响。“当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被不断揭露，当无数人为界定自我性别身份而抗争，当自然法则与道德伦理在法律政治层面激烈碰撞——考古学又能为这场讨论贡献怎样的独特视角？”（66页）两位作者这样提出了问题。考古学关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挑战性，“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正在挑战某些关于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固有认知。在具体说明之前，需要先厘清两个关键概念：当谈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时究竟指什么？这两个术语在现代日常用语中常被混用（这种混用本身也折射出我们的认知方式）。具体到考古学领域：研究生理性别是通过骨骼遗存来辨识个体属于男性还是女性；研究社会性别则是考察历史上男性、女性及双性人群体的角色如何变迁”（66-67页）。对于现实政治的争议来说，社会性别及其权益当然是最大的热点，但是要让公众接受从考古学研究获得的知识来匡正死亡方法与价值观念，显然比气候变化议题更为困难。虽然早在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人类-狩猎者”（Man and Hunter）学术会议已经对男女分工的固化认知提出了质疑，性别考古学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就连女性考古学家在学术界的比例、地位也仍然存在差距（71页）。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来看，性别不平等无疑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作者提出通过认识到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多元角色，反思关于性别的固有认知。例如在考古研究中就发现在美洲印地安人的丘马什（Chumash）社会中存在第三性别，而且这并非某个地方的孤例。因此，性别考古的议问题不在于寻找符合现代“男性”“女性”标准的行为证据，“更有效的方式是换个角度思考：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哪些共同经验？这些共性有时比差异更为重要。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摆脱偏见，不先入为主地认为不平等始终存在于性别关系之中。事实上，基于生理性别的不平等从来不是历史的必然。”（85页）女性主义考古学家罗斯玛丽·乔伊斯（Rosemary Joyce）曾经指出：“探索古代性关系与性别角色的特殊性，关键不在于研究方法本身，而在于我们秉持的基本立场——承认自身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会影响对过去的认知；尊重人类尊严，包括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全力对抗当代世界一切维护不平等的企图。”（同上）关键在于我们的基本立场，这的确是反对所有不平等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说到考古学研究与不平等问题的关联，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蒂莫西·A·科勒（Timothy A.Klhler）、迈克尔·E·史密斯（Michael E. Smith）主编的《不平等的一万年》（Ten Thousand Years of Inequality：The Archaeology of Wealth Differences，2018；王杨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提供了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前沿研究报告。编者说：“本书的研究旨在解决有关古代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关键问题：1.社会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2.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持续存在的？3.该如何解释时移世易下社会不平等发生的变化？”（《不平等的一万年》，第7页）“具体来说，我们力求与当前可能会对财富不平等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一系列相关因素（例如生产方式、社会规模、政治复杂程度、技术提升和制度变化）进行对话。”（32页）毫无疑问，假如能够了解人类社会财富不平等的产生原因、有史以来人类如何承受或反对财富不平等、自古到今的财富积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思考和选择当下的政治与经济应对决策当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人们用基尼系数（Gini index）来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以0和1之间的比例数值来显示。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超过这条线就是贫富差距过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考古学家使用基尼系数进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考古学研究，但是在每一项议题和每一个步骤中都会出现很多困难，因此，正如费根和杜兰尼所说，“研究古代不平等现象极具挑战性，即便考古学家收集的数据日益庞大”（152页）。但是他们坚信，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生动例证一定会给人们的历史认知带来深刻见解，“而这些见解对今天我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3页）。

在考古学家的全球政治关怀视野中，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叙事之中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为复杂以及充满冲突的场域。“考古学为什么重要”的议题也在这里遇到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作者指出，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场完全现代的运动，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西欧民族国家正进行重组与巩固，通过明确的疆界、远高于传统国家的行政强度，以及对内外事务的政治自主权来确立自身。也是在这时，考古学几乎与民族国家同时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人类学家担心自己成为殖民主义的‘侍女’，我们也可以说考古学一直扮演着民族主义的‘侍女’——或至少是其工具。”（89页）在现代史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兼史前史学者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f Kossinna）首次提出了“雅利安人种”概念，为纳粹帝国屠杀犹太人提供了恐怖的依据。直到今天，虚构的种族理论仍然在政治议程中占据位置，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的进程。在2017年对英国最完整古人类遗骸“切达人”（Cheddar Man）的DNA分析证实了这位生活在约一万年前的不列颠先民是黑皮肤、深色卷发和蓝色眼睛，与极右翼组织“英国优先”所设想的白人祖先模样相去甚远。但是一些英美民族主义团体并不接受远古DNA的证据，仍然声称“英格兰人”拥有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生物血统。在2017年底英国脱欧谈判期间，独立党领袖亨利·博尔顿（Henry Bolton） 以所谓原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说法煽动排外情绪，这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浪漫化、高度政治化的虚假的身份建构（96页）。两位作者深刻地指出：“我们知道，每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凝聚国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当权者在构建‘我们’的历史时，往往有意抹去了被压迫民族的过去。即使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许多西方人仍习惯以欧洲接触为起点来定义其他地区的历史……”（98页）因此，“面对民族主义为维护现状而不断虚构的过去，考古学或许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105页）。著名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1937-2006）认为“考古学永远无法避免它所实践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新的政治问题，诸如环境保护、新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与恐怖主义斗争会对考古学家的思想施加印象，并影响到他们对现代世界和考古成果意义的理解”（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07页）。这里提到了环境问题、新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反对恐怖主义与考古学的联系，显然说明考古学在当代全球政治议程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冲突场域中无法置身事外，考古学作为一种知识与思想的武器对于当代政治与经济问题的介入无疑是合理的。

该书最后一章“考古学为何重要”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尽管考古学为我们理解‘人类是谁’提供了深刻洞见，但它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仍常受质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短暂、追求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短期思维几乎成为必然，长远视角与规划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当万物皆在变动，如何为长远做打算？但答案恰恰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在面临那些或迫在眉睫或远在未来的人类重大挑战时。当前，以下这些问题已被广泛讨论：持续攀升的人口密度（城市尤为突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通过这本小书，我们已见证考古学如何运用科学工具检验乃至驳斥这类主张，它常为我们提供对抗偏见的强大武器。”（148-149页）应该再次强调的是，考古学与当前全球政治议程有紧密的关联，这就是考古学为什么重要的理由。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