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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一直是诊断肥胖的主要工具。然而BMI无法区分瘦体组织和脂肪组织,也无法反映脂肪组织分布的差异。为弥补BMI的不足,很多诊断指标被提出来,包括腰围、腰臀比(WHR)和腰围身高比(WHtR)。
多个主要专业学会提出了新的诊断框架,超越了BMI的单一指标:
2024年7月,欧洲肥胖研究协会(EASO)发布了肥胖症诊断、分期和管理框架。
2025年1月,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关于临床肥胖症定义和诊断标准的委员会(简称“Lancet委员会”)发布了新的建议。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和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AACE)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发布了肥胖症综合临床指南。
(以上肥胖诊断框架和指南,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下载全文PDF合集)
近期,《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发表了一篇综述,总结了当代人体测量学指标和身体成分测量方法,整合了近2年来发表的肥胖症诊断和分期框架与指南,并指导如何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人体测量学指标
BMI
BMI的计算方法为体重(kg)除以身高的平方(m²)。传统上肥胖定义为BMI ≥30 kg/m²,美国CDC进一步将I级肥胖定义为BMI 30至<35 kg/m²,II级肥胖为BMI 35至<40 kg/m²,III级肥胖为BMI ≥40 kg/m²。美国CDC的BMI阈值未考虑种族差异。因此,WHO建议将亚裔成人的肥胖定义为BMI≥27.5 kg/m²,这一分层标准也获得了美国糖尿病协会的认可。
BMI因其测量简便、可重复性好而被广泛用于肥胖筛查,但其准确性存在局限性。BMI检测脂肪过量的灵敏度低于直接测量脂肪组织的方法,在老年人中尤为明显,且因性别和种族不同而存在差异。2010年一项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显示,用BMI阈值识别脂肪过量个体的合并灵敏度约为50%,即BMI漏诊了约一半体脂百分比偏高的人群。这种漏诊在体脂含量高但体重偏低的个体中尤为突出,例如老年人和部分女性。
腰围
腰围是在髂嵴上缘测量,因其简便性及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关联,是评估中心性肥胖和心脏代谢风险的实用工具。腰围与血脂不佳、血压升高和血糖异常的关联强于BMI。BMI正常但腰围偏大的个体,死亡风险也高于仅凭BMI诊断为肥胖的人群。
成人脂肪过量的标准腰围阈值为男性≥102 cm、女性 ≥88 cm,获得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AACE)、美国内分泌学会(ACE)和肥胖学会等多个专业学会的认可。对于亚裔人群,推荐采用较低的阈值(男性≥90 cm,女性≥80 cm),以反映其在较低脂肪水平下即出现较高心脏代谢风险的特点。
与单独使用BMI相比,腰围常能更好地识别ASCVD、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的高危个体。这对于CDC定义的BMI处于正常(18.5–24.9 kg/m²)或超重(25.0–29.9 kg/m²)的个体尤为重要,腰围可帮助检出原本可能遗漏的内脏脂肪组织过量。
腰臀比(WHR)
WHR的计算方法为腰围除以臀围,同时涵盖了腹部和臀股部脂肪,可提供超越单独腰围的脂肪组织分布信息。WHR在南亚人群、非亚裔人群的血脂异常评估以及慢性肾脏病(CKD)患者中具有参考价值。ACC、AHA和肥胖学会认可的成人中心性肥胖WHR标准阈值为男性≥0.90,女性≥0.85。AHA指出亚裔人群可能需要更低的阈值,但种族特异性的WHR阈值尚未达成普遍共识。
总体而言,WHR提供了有用的补充信息,在脂肪组织分布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尤其重要。但在日常实践中,WHR的使用频率低于腰围,且并非在所有结局中均始终优于其他指标。WHR与腰围及其他人体测量指标的比较证据仍存在异质性。
腰围身高比(WHtR
WHtR的计算方法为腰围除以身高。作为中心性肥胖的简便指标,WHtR在不同人群和民族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心脏代谢风险分层能力。由于其考虑了体型因素,WHtR对BMI正常但存在中心性肥胖的患者尤其有用。
WHtR≥0.5被广泛用于识别成人心脏代谢风险增加,并获得NICE以及ACC的认可。更高的阈值可更好地反映脂肪含量和风险的梯度变化。经双能X线吸收法(DXA)验证,男性WHtR≥0.53、女性≥0.54与脂肪过量的一致性优于WHtR≥0.50。WHtR≥0.55与全因死亡率增加相关,WHtR≥0.57–0.58则与严重中心性肥胖和更高的心脏代谢风险有关,但这些数值尚未被临床指南统一采纳。更高的阈值(≥0.59–0.60)似乎与内脏脂肪强相关,并与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增加相关。一项基于人群的分析提示,随着WHtR分类升高,死亡风险总体增加。
在儿童中,来自国际研究和Meta分析的数据表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儿童及青少年适用较低的WHtR阈值(≥0.46)。然而,在西班牙OBEMAT2.0试验中,被诊断为肥胖的儿童中,WHtR≥0.55是心脏代谢风险的最佳预测阈值。
2025年,Busetto等人提出了一种”达标治疗”框架,其中WHtR≤0.53且BMI≤27 kg/m²反映疾病缓解状态,即心脏代谢风险降低或恢复正常。SURMOUNT-5试验结果支持该框架,显示77%达到WHtR<0.53的参与者实现了低疾病活动度至缓解状态,且WHtR阈值与心脏代谢结局的关联强于单独使用BMI。
身体成分测量
MRI是直接定量脂肪组织分布的金标准,具有高度可重复性。由于MRI在检测异位脂肪沉积和辐射安全性方面的优势,在儿童中优先选用。MRI识别内脏脂肪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也优于DXA。但MRI费用昂贵,且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耐受。
CT是量化皮下和内脏脂肪组织的成熟工具,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和可重复性。与MRI类似,CT在区分脂肪组织和评估异位脂肪沉积(如肝脏和骨骼肌)方面尤为有效。但由于电离辐射风险,CT在纵向研究或儿科人群中的适用性不及MRI。
DXA因其可及性、患者舒适度和经济性,在临床和科研中均有广泛应用。DXA与MRI在定量总体和区域性脂肪组织方面高度相关,但在内脏脂肪较少的个体中常低估内脏脂肪,而在严重肥胖或瘦体组织含量高的个体中则高估内脏脂肪。与CT相比,DXA用于身体成分评估时辐射剂量更低。在AHA指南中,DXA被视为评估脂肪组织的金标准测量方法(优先MRI和CT),但也承认其在测量内脏脂肪方面的局限性。
生物电阻抗分析(BIA)是一种便携、经济、无创的身体成分分析方法,具有可及性强、操作快捷、便于床旁或社区使用等优势。与CT和DXA不同,BIA不涉及电离辐射,更适合反复评估和儿科人群使用。但BIA基于特定人群和设备的预测方程提供间接估算值,准确性受年龄、性别、水合状态、脂肪水平和基础疾病的影响。肥胖学会的指南认可BIA是低成本定量脂肪组织的方式,但也强调其准确性取决于仪器设备、患者个体因素和操作技术。
三维光学成像可快速、自动、无创地评估身体成分和人体测量学参数。研究表明,该方法在总体和区域性脂肪组织方面与DXA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精度以及强相关性。虽然三维光学成像无辐射且适合频繁监测,但设备目前昂贵且供应不足。新兴的二维成像方法,例如基于智能手机的数字图像分析,可利用机器学习估算全身和腹部脂肪组织。这些方法在肥胖筛查中比DXA和MRI更便捷、自动化程度更高、可扩展性更强,但尚未在多样化的临床人群中充分验证,且受限于图像质量和标准化方面的挑战。
肥胖的新诊断框架和指南
近两年来,众多专业学会提出了新的肥胖诊断框架,将对脂肪含量及其临床结局的多模式评估纳入其中。指南中使用的肥胖测量指标汇总于表1。
表1. 主要专业学会和组织认可的肥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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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满足其中任一标准定义临床前肥胖,临床肥胖则需额外出现器官功能障碍的体征或症状,或身体损害。b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关于临床肥胖症定义和诊断标准的委员会未规定新的数值阈值,而是参照现有的指南。ACC,美国心脏病学会;AACE,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BMI,体质指数;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KD,慢性肾脏病;DXA,双能X线吸收法;EASO,欧洲肥胖研究协会;MASLD,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T2DM,2型糖尿病;WHO,世界卫生组织;WHR,腰臀比;WHtR,腰围身高比。
(以上肥胖诊断框架和指南,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下载全文PDF合集)
临床实践中的肥胖诊断和管理
肥胖的诊断
在人群层面,BMI是应用最广泛的筛查工具;操作简单,重复性好。但常规纳入以腰围为基础的人体测量指标,对于识别肥胖至关重要。基于对当前肥胖指南的综合分析,建议所有成人在常规门诊中均应测量BMI,并每年测量腰围和计算WHtR。当代指南普遍认为,BMI≥35 kg/m²因其较高的灵敏度足以诊断肥胖。对于BMI<35 kg/m²的患者,腰围和WHtR可提供额外的信息并改善心血管风险预测。
肥胖的分期
临床医生可根据人体测量、身体成分评估和并发症情况等综合信息对肥胖进行分期(表2)。Lancet委员会定义的临床前肥胖与AACE 1期一致,即脂肪过量但是没有症状、功能损害或终末器官并发症。
在有症状的患者中,AACE和EOSS指南提供了严重程度分层的框架。2期反映存在轻至中度的脂肪相关慢性疾病,从无症状的实验室异常(如高脂血症)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3期代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并发症,如终末期肾病、肝硬化或心力衰竭。
表2. 肥胖分期框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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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关于临床肥胖症定义和诊断标准的委员会。AACE,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ASCVD,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CKD,慢性肾脏病;EOSS,埃德蒙顿肥胖分期系统;MASLD,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T2DM,2型糖尿病。
肥胖的管理
一旦完成分期,可根据初始诊断(1期)、伴轻至中度并发症的肥胖(2期)或伴严重并发症的肥胖(3期)进行个体化治疗。
1期肥胖的治疗,侧重于高强度生活方式干预、环境和行为支持以及危险因素监测。由专业人员提供高强度行为干预,通常在6–12个月内进行12–16次课程,与有临床意义的体重减轻(≥基线体重的5%)和合并症改善相关。
对于中度疾病或单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的肥胖相关合并症患者,应考虑药物治疗。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和GIP/GLP1双重受体激动剂(如替尔泊肽)是经过批准的治疗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可实现>10%的体重减轻,并在血糖控制和心血管风险降低方面具有额外获益。
对于伴有严重或多重并发症的肥胖患者,可考虑代谢和减重手术。肥胖医学协会和美国代谢与减重手术学会等学会的指南建议,存在代谢性疾病时可以调低手术的BMI阈值(例如,伴2型糖尿病时BMI≥30 kg/m²)。
本文整理自:Nat Rev Endocrinol. 2026 Jul 21. doi: 10.1038/s41574-026-01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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