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据美国媒体9月25日报道，芝加哥大学生存风险实验室创始主任、《原子科学家公报》成员丹尼尔·霍尔兹在接受采访时，对人工智能风险作出公开警示。他将人工智能与核时代相类比，认为这一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已进入全球风险治理的视野。
采访中，霍尔兹表示：“人工智能是一项极其强大的技术，就像当年原子的力量一样，是一种全新的、非同寻常的强大技术。”在这句判断之后，他进一步将人工智能类比为当年的原子弹，并警告AI是一个“极其紧迫的威胁”。这一表述的关键，不在于把AI与核武器简单等同，而在于强调其力量级别、扩散速度和治理难度，已不同于以往多数技术议题。
类比“原子的力量”，指向何种风险
霍尔兹认为，AI的风险堪比核武器。核武器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典型的生存性风险，是因为其破坏力与战略稳定性问题相互叠加。霍尔兹把AI放入同一类比框架，指向的是类似级别的风险认知：当一项技术足够强大，且其后果可能超出既有制度控制范围时，治理就不能只停留在应用层面。
在他的表述中，AI治理的难点还被归结为两个现实条件：技术扩散快，规则滞后。扩散快，意味着能力不会长期停留在少数机构手中；规则滞后，意味着现有治理工具难以同步覆盖技术演进。两者叠加，使AI风险更难治理。这也是他将AI称为“极其紧迫的威胁”的背景。对于通信行业和科技产业而言，这一判断并非遥远议题。AI能力正在进入网络、算力、终端、内容与数据系统，安全边界随之变化，治理议题也从行业合规扩展到跨部门、跨国家的风险协调。
公开讨论“灭绝风险”为何是第一步
霍尔兹还表示，愿意公开讨论AI灭绝风险本身就是迈向安全的第一步。这里的“第一步”不是技术方案，也不是制度答案，而是议题设置：极端风险只有先被公开承认、被纳入讨论，才可能进入政策、产业和公共治理的议程。若相关风险长期不能被命名、不能进入讨论，安全治理便缺少起点。
这一逻辑与当前AI安全讨论的困境相呼应。技术能力快速演进，但规则、标准和国际协调机制往往滞后。此时，公开讨论本身具有信号意义：它要求各方先承认风险存在，再讨论如何分配责任、如何建立边界、如何提高透明度。霍尔兹的发言，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AI风险从技术问题推向公共安全问题。
末日时钟85秒下的AI治理信号
霍尔兹的观点与末日时钟被调至距午夜仅85秒的背景相呼应。作为《原子科学家公报》成员，他的表态也延续了该议题对生存性风险的关注。末日时钟并非对单一事件的预测，而是一种风险紧迫度的象征表达。AI被放入这一语境，意味着其安全治理已不再只是产业内部的伦理讨论，而被视为可能影响全球稳定与人类安全的议题。
从这一角度看，霍尔兹此次公开发言的核心信息可以概括为：AI是一项全新的、非同寻常的强大技术，其风险堪比核武器；由于技术扩散快、规则滞后，治理难度更高；而愿意公开讨论AI灭绝风险，是迈向安全的第一步。这一观点引发对AI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也提示行业、政策与公众讨论需要更早进入同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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