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8月，莫斯科街头局势骤变，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站在军队与政治风暴之间，最终作出了一个影响个人命运的选择。那一年，他67岁，距离苏联解体只剩几个月。
亚佐夫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敌起家。恰恰相反，他的仕途上升，与戈尔巴乔夫有直接关系。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型飞机降落红场，苏军防空体系颜面尽失。戈尔巴乔夫借机调整军队高层，国防部长索科洛夫等人被免职，亚佐夫由此进入权力核心。
这个出身前线的将领，1924年出生于鄂木斯克州。卫国战争爆发后，他还未满18岁便参军，后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长期在远东军区任职。1984年，他成为远东军区司令员。对于军队而言，他属于能带兵、懂装备、熟悉边疆局势的实干派。
1987年之后，亚佐夫被调往莫斯科，先任国防部副部长，随后出任国防部长。1990年4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位获此军衔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凭借个人政治号召力登顶，而是在高层整肃与权力重组中被推到了关键位置。
因此，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带有一种复杂的矛盾感。他承认对方有改革意愿，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并非心怀恶意的人；但在晚年谈及这位领导人时，他反复强调，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军队庞大的国家，不能只靠愿望推动改革。
亚佐夫曾有过一句很重的话：戈尔巴乔夫“能力不足”。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而是对治理方式的批评。戈尔巴乔夫试图同时推进经济改革、政治开放和对外缓和，却没有建立起足够稳固的秩序。旧制度松动了，新机制却迟迟没有形成，权力中心因而不断失血。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共高层并非看不到问题。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去世，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去世，契尔年科又于1985年去世。两年多内连续更换最高领导人，使年迈的政治局成员急于寻找一个较年轻的接班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问题在于，年轻并不等于成熟。戈尔巴乔夫有强烈的改革冲动，却缺少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手段。他把公开性带来的舆论释放，看成推动改革的动力，却低估了它对联盟结构、民族关系和党内权威造成的冲击。
对外政策也体现了这种倾向。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本有现实需要，但戈尔巴乔夫在谈判中不断退让，给东欧各国留下了苏联不会再干预的明确信号。1989年东欧剧变后，华约体系迅速瓦解，联盟内部的离心力量也随之增强。
亚佐夫最不能接受的，是政治决定反复冲击军队。格鲁吉亚、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发生冲突时，军队被推到前台，却没有得到清晰而统一的政治指令。亚佐夫后来曾对身边人说：“命令可以下达，但责任不能总让军人承担。”这句话，折射出军方对最高权力的不满。
1991年8月19日，亚佐夫与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等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阻止联盟进一步解体。亚佐夫下令部分部队进入莫斯科，但他很快发现，军队内部缺乏一致意志，社会也不愿接受这种方式。8月21日，政变失败，亚佐夫被捕，后来获释。
这场失败说明，苏联的问题已经不是更换一位领导人就能解决。军队可以控制街道，却无法恢复经济信心；命令可以维持表面秩序，却不能重新建立各共和国对联盟的认同。亚佐夫想保住国家，但他选择的手段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责任，不能被压缩成“亲西方”三个字。他面对的是经济停滞、军备负担、民族矛盾和政治僵化交织的困局。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渐进改革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平衡，反而让改革彼此冲撞，最终使中央权威迅速崩塌。
亚佐夫晚年对叶利钦的批评更为严厉，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付出了过高代价。他对普京的评价则明显积极，原因并不神秘：普京上台后重新整顿国家权力，恢复军队待遇，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采取强硬行动，使联邦政府重新掌握了局面。
但亚佐夫的评价也有局限。作为苏联军人，他更看重秩序、军队和国家统一，对政治开放造成的代价格外敏感。他赞赏能够集中力量的领导者，却未必能完整回答经济结构、地方权力和社会参与这些长期问题。
2020年2月25日，亚佐夫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5岁。他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遗言评语”，但晚年谈话和回忆中的判断，确实为评价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戈尔巴乔夫未必是怀着毁灭苏联的目的而改革，却在最需要谨慎的时候，低估了改革失控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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