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流亡教授的观察报告：一个文明是怎样失去自己的？

在欧洲文明崩溃的前夜，一位知识分子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流亡。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德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洛维特，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迫辗转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达18年之久。他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书不仅记录了众多流亡学者的命运，更对同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变化做出了深刻分析，揭示了孕育出爱因斯坦、迈特纳、韦伯等无数学术巨擘的德国何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沦入文明的深渊？

撰文 | 方在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

一

德国为何成为20世纪最大的谜团？

20世纪初，如果有人问欧洲最令人向往的国家是哪一个，许多人恐怕都会回答：德国。这种判断今天听来不可思议，却几乎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共识。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后来回忆说，世纪之交的人们普遍相信，20世纪将是“德国人的世纪”。这种信心并非源于民族狂热，而是基于一种几乎无可争辩的现实：当时的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最活跃的实验室、最深刻的哲学和最富创造力的科学共同体。从康德、歌德到洪堡，从赫尔姆霍兹、韦伯到普朗克，德国似乎已成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发动机。世界各国的青年学者纷纷来到柏林、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求学，美国大学甚至视之为典范。

然而，不过三十多年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个曾孕育出现代科学、大学和人文精神的国家，亲手驱逐了爱因斯坦、迈特纳、卡西尔、洛维特以及无数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那些曾引以为傲的大学和学术共同体，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一步步沦为纳粹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更耐人寻味的是，被驱逐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德国文化的局外人，而恰恰是其最成功的产物。

历史上不乏战争与革命，但像德国这样，一个曾站在世界文明高峰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滑向深渊，至今仍是现代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谜团之一。

二

为什么这是一份写在历史进行中的报告？

战后关于纳粹德国的回忆录数不胜数，但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的《纳粹与哲学家》却截然不同。它的德文原题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Ein Bericht（《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一份报告》）。它不是一部在岁月沉淀后写成的追忆录，而是一位流亡者在历史剧变尚未结束时写下的“中途报告”。

洛维特不知道纳粹德国还能存在多久，不知道战争会如何结束，更不知道大屠杀的最终惨剧。他面对的，只是一个熟悉的世界正在一天天瓦解：昨天还谈笑风生的同事，今天已佩戴上纳粹党徽；昨天还坚持学术自由的大学，今天已要求教授宣誓效忠。历史的断裂，并非源自某一天的剧变，而是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细节中，一点一点改变了方向。

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并非它记录了纳粹德国的种种见闻，而是它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看似已抵达现代文明高峰的国家，为何会在极短时间内失去支撑这一文明的精神力量？也正因如此，它更像是一份“文明病理学”的临床记录——历史尚未结束，诊断已经开始；废墟尚未形成，裂缝却早已出现。

三

德国为何驱逐自己最好的孩子？

如果说这本书最令人心碎之处，我想，并不是洛维特失去了教职或被迫流亡，而是另一件更隐秘、也更深刻的坍塌：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德国人。

洛维特出生于1897年，成长于一个早已融入德国社会的家庭。他接受的是德国教育，阅读的是德国文学，追随的是德国哲学——他先是胡塞尔的学生，又成为海德格尔最出色的弟子之一。对他而言，德国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传统、一种不言自明的身份。像他这样的人，在1933年以前很少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犹太人”——他们首先是德国人。

然而，《纽伦堡法》及一系列种族政策，在一夜之间重新定义了他们。一个人是谁，不再取决于他如何理解自己，而取决于国家如何定义他。过去几十年的生命经验，仿佛突然失去了意义。

这是洛维特的遭遇，却远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爱因斯坦、迈特纳、卡西尔……他们都曾是德国文化最骄傲的产物。正因如此，他们的流亡才格外令人悲伤——他们失去的，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所大学，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曾经深信不疑的精神世界。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 (Fritz Stern) 后来始终强调，自己之所以研究德国，并非因憎恨，而是因热爱。他终生无法理解，一个孕育了歌德、康德、洪堡，也孕育了现代大学和科学的文化传统，为何最终会拒绝那些同样在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

直到离开德国之后，洛维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德国文明之中；也正是在那时，他发现，那个文明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送出了家门。

可是，一个文明为什么会驱逐自己的孩子？因为真正驱逐他们的，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而是整个德国社会。

四

是谁背叛了德国？

德国并没有在1933年突然变成另一个国家。大学依然是那些大学，教授依然是那些教授，课堂照常开设，论文照常发表。真正改变的，是制度内部的人开始一点一点接受另一套价值。

洛维特的文字几乎没有愤怒，更少见控诉。作为一位受过胡塞尔现象学训练的哲学家，他更关心的是理解，而不是谴责；是追问事情何以发生，而不仅仅是说明事情已经发生。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是狂热，而是平静；不是暴力，而是顺从；不是革命，而是适应。

他记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一些同事接受了排犹政策，却又希望自己熟悉的犹太朋友能成为“例外”；有人把犹太教授的解职比作“为了保全瓷器，不得不打碎几个杯子”；还有人认为，只要秩序恢复，这些措施终究会过去。这些人并非天生邪恶。他们甚至依然保持着礼貌、教养和理性。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他们变成了恶人，而是他们开始相信，不义也可以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

洛维特因此看见了一种后来被汉娜·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的东西——他比阿伦特更早，而且是在历史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它。文明的瓦解，并非首先表现为暴力，而是首先表现为判断力的丧失。当人们不再追问什么是正当，而只是计算什么是安全；不再坚持普遍原则，而只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幸运的“例外”——文明赖以为继的精神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松动。

然而，洛维特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恶如何产生，而是一个长期依靠Bildung（教养）维系的文明，为何忽然失去了判断善恶的能力。

在19世纪的德国，Bildung是一种远比“教育”更深厚的精神传统——它意味着通过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对个体人格进行全面的塑造，使人成为自主、有判断力、能参与公共生活的完整的人。这种传统曾是德国最骄傲的财富。

五

文明为什么失去容纳复杂性的能力？

1933年的真正悲剧，不只是纳粹上台，而是Bildung失败了——当整个受过教育的阶层，在顺从、妥协和沉默中，一步步放弃了判断，那个以教养为根基的文明，便也就失去了最后的防线。

1936年的罗马，洛维特与海德格尔最后一次相见。海德格尔胸前依然佩戴着纳粹党徽。这个细节后来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象征。人们不断追问：海德格尔何以支持纳粹？他的哲学是否内在地导向了政治决断？

然而，洛维特真正关心的，不是海德格尔一个人。因为即使没有海德格尔，德国仍要面对那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会逐渐失去容纳复杂性的能力？

19世纪德国之所以成为欧洲思想的中心，恰恰因为它不断吸收不同传统、容纳不同声音。洪堡的大学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精神的制度化表达；歌德的“世界文学”，更相信文明因交流而丰富。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一批又一批犹太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不是“客人”，而是德国文明内部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一部分。

然而1933年以后，一切开始改变。德国不再把差异视为创造力的来源，而开始把它理解为危险；不再相信多样能丰富文明，而开始相信纯粹才能拯救它。于是，人首先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一种身份——雅利安人、犹太人、德国人、外来者。复杂的生命经验被压缩成简单的分类，丰富的精神世界被简化为单一的政治归属。

一个文明真正开始失去自己的时候，并非因为思想变少了，而是因为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思想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人没有了知识，而是因为人越来越习惯于用一种身份、一种立场去解释所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真正失去的，不只是一批杰出的犹太学者，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能力——那种不断吸收异质、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曾构成德国文明最重要的生命力。

1933年以后，当德国越来越强调血统而非才能，强调忠诚而非求真，强调身份而非人格，它所驱逐的首先是犹太人；但真正被驱逐的，其实是德国文明中最富创造力的那一部分。因此，它失去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不断更新自己、不断创造未来的能力。创造几乎总是发生在不同传统、不同经验和不同思想的相遇之中；当一种文明开始害怕差异，它或许还能维持一时的强大，却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未来。

一个文明真正的衰落，并非因为遭遇了外敌，而是因为它开始拒绝那些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力量。从那一刻起，它失去的就不仅是一些杰出的人，而是继续创造未来的能力。

这种现象，后来有了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名称：Selbstgleichschaltung（自我一体化）。它提醒我们，真正危险的，并非来自国家的命令，而是社会、大学和知识分子主动按照一种单一标准要求自己。

当一个文明失去容纳差异的能力时，首先发生的，往往不是外部的征服，而是内部的趋同；不是思想首先消失，而是判断首先停止。

六

语言如何记录文明的瓦解？

读洛维特，我越来越觉得，研究德国思想，终究还是应该不断回到德文原文。并非因为译者不够认真，而是因为许多真正重要的概念——Bildung、Geist、Wissenschaft、Gleichschaltung——都深深嵌入了德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它们一旦离开德语语境，就会发生意义的移动。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这个词，原是一个电工术语，意为把不同线路接到同一个开关上。1933年后，它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把原本独立的大学、工会、政党、文化机构，都纳入同一套政治意志之下。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消灭了反对派，而在于消灭了制度之间应有的独立性。大学不再是大学，法院不再是法院，学术共同体不再按学术标准运行——都被接入了“同一个总开关”。它消灭的不是几个机构，而是现代社会赖以维持活力的功能分化。

这让我想到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洛维特让我们看见，一个文明如何瓦解；克莱姆佩勒则让我们看见，语言又如何完成这种瓦解。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他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语言本身：极权并不仅仅改变制度，更首先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词语。而洛维特告诉我们的，则是语言尚未被全面篡改之前，一个文明已经如何在日常的妥协、顺从和判断力的丧失中慢慢失去了自己。

当一个时代开始重新定义它最重要的词汇时，人们往往还没有意识到，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已经不是语言，而是世界本身。

洛维特没有把这部作品称作Erinnerungen（回忆录），也没有称作Autobiographie（自传），而只是Ein Bericht（一份报告）。这一命名本身就耐人寻味。报告意味着见证，而不是追忆；意味着记录一个文明如何在日常生活、大学制度、公共语言和集体沉默中一步步发生变化。

历史并不会重复，但语言会。一个文明创造自己的制度，也创造自己的语言；而当它开始背叛自己时，最先改变的，往往也是语言。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词语，而是一个文明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理解世界的方式。一个文明，往往正是在这种几乎不易察觉的变化中，慢慢失去了自己。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卡尔·洛维特 著，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版，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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