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延安缺衣少粮，毛主席深夜急召一人，对方仅用1年解决温饱

1941年的延安，日子过不下去了。

粮食不够吃，油不够用，纸不够写，菜不够炒。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毛主席后来说起那段日子，原话是：“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边区穷，底子薄，之前靠的是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饷，还有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这两条路全断了。国民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来。

边区脱产人员还在猛增，1941年达到了七万三千人。人多了，钱少了，粮食缺口越来越大。公粮负担从1939年的五万石，涨到了1941年的二十万石。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毛主席决定找一个人来管这个家。

这个人叫南汉宸，山西洪洞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6年入党，长期在冯玉祥和杨虎城的部队里做统战工作。1939年他到了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初的一天，毛主席把南汉宸叫到了杨家岭。两个人谈了四个小时。南汉宸临走之前，毛主席对他说了一段话，讲得风趣但很实在：“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无米之炊”，这四个字说的就是当时的处境。边区手里没有钱，没有粮，没有物资，外援也全断了。南汉宸接下的，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摊子。

南汉宸到财政厅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

边区内流通的是国民党的法币，边区政府自己没有独立的货币。法币从哪里来？只能靠外面汇进来。皖南事变之后，外面的钱进不来了，法币的来源就断了。没有钱，部队发不了饷，机关开不了伙，边区政府的运转就卡住了。

南汉宸提出的办法是：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边币。

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党内就有反对的声音。理由听起来很合理：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如果发行货币，东西还是那么多，钱多了物价就会涨，就会通货膨胀。

南汉宸不这么看。他跟反对的人解释了自己的思路：发行边币的目的，不是拿它来填补财政亏空，是拿它来支持生产。钱发出去，是让老百姓和部队有本钱去种地、开荒、跑运输，等生产搞起来了，物资增加了，货币的价值就有东西撑着。发行的数量要按照边区的实际需要来定，不能滥发。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把这个问题拿到了任弼时那里。任弼时拍了板，支持南汉宸的方案。边币发行了。

边币一出来，边区政府手里就有了可以调动资源的工具。军饷能发了，机关能运转了，投资生产的资金也有了来源。物价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飞涨，边区经济反而开始活了起来。

钱的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粮食的问题更紧迫。

1941年，边区政府向老百姓征收了二十万石公粮。二十万石是个什么概念？陕北不到一百三四十万人口，一年要拿出这么多粮食，农民的负担已经到了极限。毛主席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二十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老百姓负担很重。

更严重的是，过重的征粮已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中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毛主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随后建议，把征粮任务从二十万石减到十六万石。

减了四万石，粮食缺口怎么补？

南汉宸的措施是多管齐下。一方面，他主持拟定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以厘股摊派的老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让税收更加公平合理。税收增加以后，粮食征收的具体办法也逐步完善。

另一方面，他把目光转向了边区北部的盐池。盐是边区政府除了公粮之外最大的收入来源，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毛主席当时专门讲过盐的重要性：“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南汉宸安排人组织运盐，用盐换回边区急需的布匹、棉花、药品和其他日用品。盐的运销成了边区经济的一条大动脉，用食盐出口换回来的物资，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公粮减少之后的缺口。

减了公粮，光靠税收和盐还不行，粮食得自己种出来。

这件事的起点在1940年。朱德在边区考察的时候，发现了延安东南方向的一片荒地，叫南泥湾。那里方圆百里，山连着山，荒草丛生，沼泽遍地，人烟稀少，但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朱德把考察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提出军垦屯田的想法，建议由王震率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屯垦。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一万一千多人开进了南泥湾。

没有房子，用树枝搭窝棚。没有粮食，挖野菜、啃树皮。没有耕牛，靠镢头。没有工具，自己制造。

到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达到二十六万亩，收获粮食三万七千石，还向边区政府缴纳了一万石公粮，南泥湾从一片荒山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不只是三五九旅。整个边区都动了起来。毛主席自己也在杨家岭分了一块地，一有空余时间就拿起锄头干活。警卫战士跑过来要帮他，他拦住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周恩来和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比赛，拿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边区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到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达到约一百八十四万石，比1942年增产十六万石。棉花也种出来了，1943年收棉花一百七十三万斤。到1944年，边区积存的余粮超过七十万石，棉花达到三百万斤。机关、部队、学校自己生产的细粮有十万石，不但够吃，还有节余。

生活上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1942年以后，边区军民每天能吃三顿饭，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一斤半菜，每月还能吃到两斤肉。战士们住上了新窑洞，穿上了新衣服。

公营工厂从无到有，1942年发展到了六十二个，能炼油、修机械、制造武器弹药。肥皂、纸张这些日用品，边区自己也能生产了。

毛主席在1942年底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正式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确定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同时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的经济工作。

南汉宸在财政厅厅长的位置上，从1941年一直干到边区撤销。他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