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山西河东遭遇大旱。运城牛庄村后来立下的《丁丑大荒记》写得极具体:春三月只落了一点雨,此后直到年终无雨;麦子略有收成,秋粮则几乎绝收。
粮价一路飞涨,家产、土地、房屋器具都被拿去换吃的。等能卖的东西卖完,鸡犬也已吃尽,人们开始捕雀、挖鼠,最后剥树皮、掘草根,甚至吞食石花和泥土。村外一棵棵树被剥得露出白干,碑文称之为“遍地剥成荒墟”。
山西并非一滴水也没有。黄河绕过晋西、晋南,汾河穿行腹地,一些地方还有池塘沟渠。可灾民为什么没有靠鱼虾活命,反而去啃难以下咽的树皮?
答案不在口味,而在饥荒中一件最冷酷的事实:看得见的食物,不等于拿得到、吃得饱的粮食。
河在地图上,鱼却未必在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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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所谓“饥荒”,并不只是仓里缺粮。它往往意味着一整套生存条件同时崩塌:田地绝收,水源枯竭,牲畜死亡,粮价暴涨,运输中断,疾病流行。
尤其是北方大旱,先干的往往是小河、池塘和浅水洼。大江大河即使没有断流,也不代表每个村庄都靠着河岸。一个已经饿得走路困难的人,为了几条不知能否捕到的鱼,可能要往返几十里,还要承担落水、遇盗和空手而归的风险。
明代李濂为《救荒本草》作序时,曾把两种地区分得很清楚:沿江濒湖之地,有鱼虾、螺蚬、菱芡、茭藻,饥民“犹有赖焉”;而齐、梁、秦、晋一带的广阔平原,一遇大灾,便容易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
这段话说明,古人并没有放着鱼虾不吃。住在湖边、河网和水乡的人,本来就会捕鱼、摸螺、采菱。问题在于,灾荒最重的许多地方,恰恰不是水产丰饶之地。
即便村旁真有河,鱼虾也经不起成千上万人同时捕捞。鱼会游动、躲藏,还受水深、季节和天气影响。平日一条河可以养活若干渔户,却很难在庄稼绝收后,突然承担整片乡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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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意义也不只是“能吃”。现代食物成分数据可以帮助理解这种差别:每100克大米约提供346千卡能量,而同等重量的鲜鲤鱼约为109千卡。鱼富含蛋白质,当然珍贵,但一个严重缺粮的人,最急迫的问题往往是获得足够能量。若想单靠鲜鱼填补谷物留下的缺口,所需捕获量远比想象中大。
## 一张渔网,比一把剥刀贵得多
捕鱼不是把手伸进水里,鱼便会自己跳进篮子。
网、钩、篓、船,样样需要材料。撒网、设簖、辨水势,也需要长期经验。普通农民熟悉的是犁、锄和镰刀,并不一定会驾船结网。灾荒到来后,铁器可能已经卖掉,绳索可能拆去换粮,连维持体力都困难,更谈不上制作一套有效渔具。
徒手摸鱼、用筐拦鱼,只能在浅水、退水或鱼群集中的特定时节奏效。水深流急的大河,看似鱼多,真正能够捕到的数量却很有限。至于虾、螺、蚌,它们可以补充食物,却很难成为支撑全家数月的主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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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道常被忽略的门槛:水面并非处处可以任意使用。
在明清一些成熟渔区,捕鱼权与渔户、渔课、水面边界相联系。鄱阳湖地区留下的大量契约和册籍表明,渔民要承纳渔课,不同湖汊、水面存在相对明确的使用秩序,甚至会因越界捕捞而发生纠纷。对外来的饥民而言,有水不等于有船,有船不等于有网,有网也不等于可以随便进入所有水面。
古代荒政中因此有“舍禁”的办法:遇到严重灾荒,官府应暂时放松山林川泽的禁令,让百姓采捕求生。这个规定本身就说明,自然资源与饥民之间,原本存在制度和占有关系的阻隔。
当然,真正饿到生死关头,许多人不会再顾及禁令。可即便所有限制同时消失,鱼虾的数量、渔具和捕捞技术仍然不会凭空增加。河流能救一部分人,却救不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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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则不同。它不需要追赶,不会游走,村边、田畔、山坡都可能找到。一个人拿着刀甚至石片,便能剥下一些。对已经失去土地、牲畜和工具的穷人来说,树皮最大的“优点”不是好吃,而是获取门槛足够低,结果也相对确定。
下河可能忙一天仍旧空手,剥树皮至少能带回一点东西。
## 被剥下来的,不只是粗硬外壳
灾民所吃的,通常也不是树干最外层那层又老又硬的粗皮,而是刮去皴裂外皮后,取里面较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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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三十八中记载了榆皮的处理办法:去掉外层皱涩、干枯处,取中间嫩皮,切碎晒干,再磨成粉;歉收之年,可以代食。书中还提到,沛、丰发生饥荒时,百姓曾把榆皮做成碎屑煮食,靠它渡过危急。
这不是说榆皮能够真正代替粮食。所谓“榆皮面”,往往还要掺进残余谷粉、麸糠、草籽或野菜,煮成糊,做成饼。它难消化、营养有限,吃多了可能引起腹胀和排便困难。可在粮缸见底之后,它能增加一点体积,让有限的糠面多撑几顿。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鱼虾比树皮可口,营养也好,灾民却更频繁地出现在树林里。因为饥荒不是一次寻找美味的选择,而是每天都要重复的生存计算。
鱼虾是机会性的收获,树皮却是可以预见的最后储备。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到了丁戊奇荒最严重的阶段,牛庄村碑文并未说人们只吃树皮。它明确记下了捕雀、挖鼠、吃尽鸡犬等行为。凡是能入口的动物,人们早已设法捕捉;当这些活物越来越少,树还站在那里,于是才轮到树皮被一层层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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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灾民并非“更愿意”啃树皮。恰恰相反,树皮意味着鱼虾、鸟兽、存粮和家产大多已经耗尽。它不是自然界赐下的廉价主粮,而是正常食物体系崩溃后,穷人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绳索。
1883年,牛庄村在灾荒过去六年后立碑。庄稼已经重新收获,村里却少了许多人。碑刻留下树木被剥成荒墟的景象,不是为了赞叹人的耐饿,而是提醒后来者:一条河救不了一场覆盖数省的大饥荒,一片树林同样不能。
如果你身处当时,家中已经断粮,眼前只有一条不熟悉、未必能捕到鱼的大河,以及一片可以立即剥取嫩皮的榆树林,你会选择冒险下河,还是先把能确定带回家的树皮交给家人?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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