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袒》：一个由恐惧催生、又让人类恐惧的人造巨兽 | 每周经典

导语：《每周经典》是砺石商业评论推出的一个内容专栏，每周日都将由砺石创始人刘学辉先生为读者大家推荐一本全球经典书籍。本周推荐的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

刘学辉/推荐 砺石商业评论/编辑

1651年，伦敦。英国内战的血腥记忆尚未远去，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刚刚建立，查理一世被砍下的头颅仍然是整个欧洲最令人不安的画面。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一个63岁的哲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取自《圣经》中一头力大无比的海怪——利维坦。

这位哲学家叫托马斯·霍布斯，他的这本书后来被称作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它的封面画着一只巨大的怪兽，由无数细小的人形组成——那是国家，是主权者，是霍布斯用思想铸造的人造巨人。

霍布斯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国家？

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必须先回答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人是怎样认识世界的？

1

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

霍布斯是那个时代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他深受当时新兴的机械科学影响，例如伽利略用数学描述物体的运动，哈维用机械原理解释血液循环，霍布斯认为，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解释人的心灵。

《利维坦》第一部分《论人类》，开篇没有谈政治，而是从"感觉"开始。霍布斯断言：人类所有的思想，归根结底都来自感官。"人类心灵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最初全部或部分地由感觉器官产生。"外部物体压迫我们的感官，产生感觉；感觉消退之后留下"残余印象"，这就是想象；想象的序列串联起来，形成了思维。他把人的生命看做一种机械运动，心脏是弹簧，神经是弦，关节是齿轮，整个身体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

这个唯物主义起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人的一切认知都来自感官经验，那么就不存在天生的道德观念、不存在上帝植入的善恶判断。道德不是天赋的，而是在经验中形成的。具体来说，是在趋乐避苦的本能中形成的。

霍布斯将人的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称为"激情"。欲望是朝向某物的运动，厌恶是远离某物的运动。善不过是人们所欲之物，恶不过是人们所避之物。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是善的或恶的——善与恶是相对于欲望着的人而言的。这个论断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它把道德从天堂拉回了人间，从神的命令变成了人的心理。

但霍布斯对人性并不乐观。他发现，驱动人类行为的最根本激情不是爱，不是荣誉，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暴死的持续恐惧"。这种恐惧，是一个人最原始、最不可消除的本能。也正是这种恐惧，最终将人类引向了国家。

2

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有了对人的理解，霍布斯开始推导：如果没有国家，人会怎样？

他先拿掉了所有公共权威，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政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也都享有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但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十分相等"。体力的平等意味着没有人强大到足以确保自己不被他人杀死，“最弱者也有足够的力量杀死最强者，无论是通过密谋还是联合他人"。智力的平等更为致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人们通常不会相信有谁比他自己更聪明"。

资源的稀缺叠加能力的平等，必然产生三种争斗的原因。第一是竞争，为了利益而相互侵犯；第二是猜疑，为了安全而先发制人；第三是荣誉，为了名誉而报复每一处轻视。三者叠加的结果是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判断之一，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就像狼一样"。

霍布斯写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工业，因为没有稳定的劳动场所；没有农业，因为没有人敢耕种明天就可能被夺走的土地；没有航海，没有建筑，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最可怕的是不断面临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人的生活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

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霍布斯并不认为自然状态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至少不是普遍地存在过。他承认，美洲某些部落可能接近这种状态，但他真正的意图不是做历史描述，而是做逻辑推导。自然状态是一个思想实验，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真空假设，不是描绘现实，而是剥离所有外部条件后，看清事物的本质。它的方法论意义远比它的历史真实性重要。

3

自然法：理性的诫条

如果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那么人如何走出来？

霍布斯的答案是自然法。自然法不是神赐的律法，不是写在石碑上的戒命，而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自然法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之手段的事情"。

第一条自然法是，寻求和平并遵守和平。当和平不可得时，才允许用战争手段自卫。

第二条由第一条导出，为了和平，人们愿意放弃对一切事物的权利，只要别人也同样放弃，"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

这个逻辑链条极其清晰：对暴死的恐惧→对和平的渴望→理性告诉人们必须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通过契约实现和平。

霍布斯一共列出了十九条自然法，涵盖正义、感恩、谦逊、公道、公平分配等方面。但所有这些法则最终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与东方哲学的核心伦理惊人地一致，但霍布斯不是从道德出发，而是从理性的自我保存出发。你不希望别人杀你，所以你同意不杀别人；你不希望别人抢你的东西，所以你同意不抢别人的东西。这不是道德觉悟，这是利益计算。这正是霍布斯最冷酷也最诚实的地方，他不假装人是善良的，他只是证明，即便在一个完全由自私驱动的人组成的世界里，理性也可以推导出道德。

但自然法有一个致命缺陷，没有强制力。

4

社会契约：人造的巨兽

在自然状态下，即便所有人都同意遵守自然法，也没有人能保证别人不会先违约。第一个遵守契约的人，将暴露在所有人的威胁之下，这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因为"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使人得到安全保障"。

因此，必须有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权力来执行契约。这就是社会契约的由来。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与后来洛克、卢梭的版本有一个关键区别。在洛克和卢梭的契约中，人们互相约定、共同治理，主权最终属于人民。但在霍布斯的契约中，人们不是把权利交给彼此，而是共同交给一个第三方——主权者。所有人同意将自己的全部权利和力量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其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

这个设计极其精妙。主权者本身不参与契约，他是契约的产物，而不是契约的一方。因此，主权者不受契约条款约束。他不欠臣民任何东西，因为臣民之间相互承诺服从他，而他并没有承诺任何回报。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

霍布斯列举了按约建立的主权者所拥有的十二项权利，包括：臣民不能改变政体；主权权力不可被剥夺；主权者的行为不可被指控为不义；主权者有权审定意见和学说、制定法律、裁决争议、决定战争与和平、任命官员、赏罚臣民。

这个通过契约产生的主权者，就是"利维坦"，一个人造的巨兽。霍布斯用了一个令后世拍案叫绝的比喻，国家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主权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内战则是它的死亡。

国家的产生除了"按约建立"之外，还有一种方式——"以力取得"，即通过征服建立的国家。但霍布斯认为，两种方式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基于恐惧。按约建立的国家出于人们对彼此的恐惧，以暴力取得的国家出于人们对征服者的恐惧。恐惧始终是国家的心理基础。

5

绝对主权与臣民的自由

霍布斯赋予主权者的权力之大，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接受。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主权者的意志。主权者不可被废黜，因为废黜主权者意味着回到自然状态，那是对所有人的毁灭。主权者有权审查言论、管制教育、决定宗教，因为任何可能导致意见分裂的因素，都可能重新引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但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并非出于对专制的偏爱。他有一个冷酷而诚实的逻辑判断，秩序的价值高于自由，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自由地被杀，自由地挨饿，自由地活在恐惧中。主权者剥夺了这种"自由"，换来的却是生命的安全和和平的保障。在霍布斯看来，这是一笔值得的交易。

这引出了《利维坦》中最敏感的话题：臣民的自由。

霍布斯给出了一个让后世自由主义者既困惑又着迷的定义："自由一词，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所谓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在障碍。"因此，一个自由的人，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法律是一道人为的障碍，就像河堤约束水流一样约束人的行为。在法律的沉默之处，人才是自由的。在法律的约束之内，服从就是自由，因为服从法律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即回到战争状态。

但霍布斯设了一条底线，这也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处留白：人订立契约的目的是自我保存，因此自我保存的权利不可转让。如果主权者命令一个臣民杀死自己、伤害自己、或者不抵抗前来伤害他的人，这个臣民有权不服从。如果主权者不能保护臣民的生命安全，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义务就自动解除。因为"服从的目的是保护，保护不再，服从亦不再"。

这条底线在逻辑上为抵抗权留下了空间，尽管霍布斯本人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它是后来洛克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萌芽，一种从绝对主权内部生长出来的限制。

霍布斯还讨论了国家致弱或解体的因素。他认为，主权权力不完整是最主要的病因，如果主权者不拥有全部必需的权利，国家就会像一台缺少零件的机器一样无法正常运转。此外，个人以良知为由拒绝服从、主张宗教信仰高于世俗法律、认为主权者应受民法约束、主张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可侵犯——这些观点在霍布斯看来都是危害国家统一的毒药。

6

王权高于教权

《利维坦》的第三、四部分占了全书近一半篇幅。今天读起来可能枯燥，其中包括了连篇累牍的《圣经》引文考证与神学术语辨析，但在17世纪的欧洲，它们是全书最具颠覆性的内容。

霍布斯论证了一个在当时极为激进的观点，教会必须服从世俗政权，教皇无权凌驾于国王之上。他逐一列举《圣经》条文，指出教会的许多教义是对经文的曲解——"空虚的哲学和神怪的传说"制造了"黑暗王国"，一个由迷信和恐惧支撑的精神专制体系。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把僧侣比作"群鬼"。

在霍布斯看来，宗教分裂是内战的根源之一。当不同的教派各自声称掌握"真理"时，信仰的冲突就会演变为暴力的冲突。因为宗教要求绝对的服从，而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权威，一个世俗的国王与一个精神上的教皇，臣民就永远无法确定应该服从谁。霍布斯的解决方案简单而激进：没有两个王国，只有一个王国。主权者必须拥有决定国教的权力，不是因为他比神学家更懂神学，而是因为宗教问题如果由多个权威来裁决，国家就会分裂。霍布斯称之为"上帝的国必须通过世俗主权者来统治"。

这个论证在当时的英国有着直接的现实意，英国内战的导火索之一正是清教徒与国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霍布斯通过将宗教权威完全置于世俗权威之下，从根本上消除了教权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他因此同时得罪了保皇派（认为他对君主权力的论证过于世俗）和教会（认为他把宗教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在两边都不讨好。

7

一个矛盾的思想家

霍布斯身上有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用社会契约论否定了君权神授，主张国家起源于人民的同意，这是自由主义的种子。另一方面，他又赋予主权者近乎无限的绝对权力，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

一方面，他从唯物主义出发，把道德还原为人的心理，把上帝排除在政治哲学之外。另一方面，他又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讨论《圣经》，试图证明上帝本身也要求人们服从世俗主权者。

这个矛盾不是理论的缺陷，而是时代的产物。霍布斯亲历了英国内战，他出生那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威胁着英国海岸；他写作《利维坦》时，欧洲正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尾声。他目睹了当权威瓦解时社会会陷入怎样的深渊。对他来说，最大的恶不是暴政，而是无政府状态。一个坏的政治秩序好过没有政治秩序，因为没有秩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这种对混乱的恐惧，决定了霍布斯宁可选择一个过于强大的利维坦，也不愿冒国家解体的风险。他是在血与火中写作的政治哲学家，不是在书斋里构思乌托邦的思想家。

他的理论后来被洛克修正，主权者的权力应受限制，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被卢梭改造，主权不属于某个个人，而属于人民整体；被孟德斯鸠补充，权力必须分立才能保障自由。但所有后来的社会契约论都建立在霍布斯开创的框架之上：国家不是神创的，而是人造的；权力不是天赐的，而是契约赋予的。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奠定了古典政治学的基石，那么霍布斯的《利维坦》讨论国家为什么必须存在。，开创了现代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自然的。霍布斯说：不，国家不是自然的，它是人造的，是为了摆脱恐惧而被迫发明的工具。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是人的本质实现；在霍布斯这里，国家是人的无奈选择。

8

余响

利维坦那头海怪，至今仍在游弋。

霍布斯去世后近四百年，每一次关于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辩论，每一次关于政府权力边界的讨论，每一次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权衡，都在他画出的坐标系里展开。当我们争论是否应该为了公共安全而牺牲一部分隐私时，当我们讨论紧急状态下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扩张时，当我们反思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民愿意用自由换取秩序时——我们都在回应霍布斯。

他的回答可能不是最终答案。但他提出的问题永远有效，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没有利维坦，我们能否活得好？有了利维坦，我们能否活得自由？

这头由恐惧催生、由契约铸造的人造巨兽，既是我们的保护者，也是我们永恒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