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税到伊朗：中美白宫会晤的成果与悬念

9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谈。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白宫晚宴上的握手、祝酒和工商界嘉宾，也让这次访问受到全球关注。

不过，比宴会气氛更值得细读的，是随后公布的会谈成果：双方各有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有望获得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建立或推进了对话机制；伊朗核问题和国际水道通行问题，也出现在美方的成果说明中。

一份成果说明里同时出现关税、芯片时代的人工智能，以及远在中东的航道，看起来有些跳跃，却恰好反映了今天中美关系的样子。两国一边争夺市场和技术优势，一边又必须共同面对贸易成本、能源安全和新技术风险。此次会晤为一些问题找到了继续谈的渠道，也为部分商品降税打开了空间。

300亿美元

成果中比较显眼的数字是“300亿美元”。按照白宫公布的说法，中美贸易理事会就双方各有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

这里说的是各自涉及的商品贸易规模，并非两国各减免300亿美元税款；文本使用的也是“建议”措辞，具体税率、商品清单和实施时间，仍要看后续安排。

白宫列出的美方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及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美方进口商品则包括小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这份清单颇能说明谈判思路。双方从一些消费者看得见、企业算得清的商品入手，争取让关税调整尽快产生实际效果。半导体、关键矿产等争议更大的领域，则留在了与经贸问题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几乎没有触及。

为什么各是300亿美元，意义却未必相同？因为两国对彼此的出口规模和商品结构并不一样。

同样规模的降税范围，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会因原有关税、订单规模和可替代来源而异。一家美国农产品出口商与一家中国玩具制造商，即使都被纳入清单，获得的实际好处仍需逐项计算。因此，现在就宣布贸易战“停战”，为时过早。

此次还推进了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前者除了处理降税建议，还设立了农业市场准入工作组；后者为双方讨论投资机会与投资障碍提供了渠道。白宫同时表示，两国仍在处理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问题。对企业而言，理事会的用处在于让问题有地方可谈、有官员负责跟进。能否真正降低经营风险，取决于它们以后能否解决具体争议。

所以，3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代表上方的贸易战彻底休战，而是这场战役进入了更细致的阶段。

一部分商品可能获得关税优惠，农产品准入继续磋商，投资障碍可以提交机制处理；敏感技术、供应链安全和关键矿产，依旧牵动双方的谈判筹码。过去几年经贸争端中的那些主要矛盾，没有随这次会晤一同消失。

伊朗进入成果清单

这次会晤的八项成果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项成果涉及伊朗。美方称，两国领导人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同意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能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中方会谈通稿则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没有在该通稿中逐字列出白宫所用的两项表述。

把这句话放进当前悬而未决的中东战争和紧张局势中，就不难理解其分量。伊朗核问题关系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运的紧张，关系能源供给、运价和保险成本。

美国担心地区冲突继续推高经济成本，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同样希望重要航道保持畅通。两国在这一点上存在可以表达出来的共同利益，也对外界表达了协同管控危机的意愿，这一点对中东各方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但共同利益不等于双方的伊朗政策全面一致。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与赞同美国针对伊朗的每一项军事或经济措施，之间有很大距离。支持国际航道畅通，也不能直接推导出中国接受美方处理海峡问题的全部主张。从已公布文本看，更稳妥的判断是，中美在两个具体目标上找到了共同表述；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仍可能存在分歧。

那么，中国是否为此次会晤在伊朗问题上作了让步？目前没有足够公开证据，证明中方以伊朗问题换取了关税减免，也没有材料能够支持“中国放弃伊朗”这样的结论。

两国谈判通常涉及多个议题，外界可以分析彼此的利益关联，却不能把时间上同时出现的成果，写成已经证实的交换条件。

即便我们的领导人身在美国，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伊朗核问题与航运安全本就值得参与讨论。中伊关系、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需求，需要同时考虑。中方在这次会晤中愿意讨论伊朗，说明中东局势已成为中美关系无法回避的议题；后续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双方会不会把共同表述转化为促进谈判、降低航运风险的实际行动。

AI对话渠道

人工智能是此次会晤的另一个重点。中方会谈通稿说，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交流，共同防范技术被滥用、恶用。白宫成果说明披露了更具体的安排，包括双方建立相关对话渠道，并同意设置人工智能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等。美方还称，下一轮交流将在2026年11月前举行。两份文本的术语不完全相同，但防范AI的滥用风险已经成为双方共识。

为什么要给人工智能留一条中美高层领导的“沟通快线”？因为这项技术已进入网络安全、金融、科研和公共传播等领域。一次严重的模型滥用事件、一段足以造成社会误判的伪造内容，或者某种难以及时归因的自动化行动，都可能在高度紧张的双边关系中被放大。

中美作为唯二引领世界AI技术发展的大国，在全局性的问题出现时，至少知道由谁联系谁、怎样迅速交换信息，无疑对于全球的AI治理有着重大意义。

然而，对话渠道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开放先进GPU出口，也不意味着中美企业会共享前沿模型。两国仍会在芯片、算力、人才、模型能力、商业应用和技术标准上竞争。就产业政策而言，竞争恐怕仍占据更大篇幅；就防范事故而言，合作又不能缺席。两件事会同时发生。

衡量AI对话是否有效，可以看三个层次。第一，是否定期举行交流，而非只在元首会晤后开一次会；第二，双方能否就事件通报的适用范围形成可操作的约定；第三，出现真正的风险事件时，沟通渠道能否发挥作用。相比发表原则声明，这些工作琐碎得多，也更能检验双方的诚意。

容易被忽略的议题

禁毒、历史叙事和多边峰会，放在关税与人工智能旁边，似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分别对应着美国国内政治、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以及下一轮高层接触的机会，值得放在一起看。

先看禁毒。白宫成果说明提到，中国已对部分相关物质采取管制措施，并介绍了针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和此前的执法行动；文件同时提出了美方希望中方继续采取的措施。这里需要分清已经实施的行动与美方尚未得到回应的要求。芬太尼问题长期牵动美国国内舆论，能够查验的执法合作，比笼统的友好表态更容易让美国社会感受到两国合作的实际作用。

再看双方为何同时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习近平主席在晚宴祝酒词中谈到驼峰航线，以及中国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往事；白宫成果说明也提到两国曾并肩作战。今天两国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不同，但这段共同历史提醒公众，中美关系的经验并非只有近年来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它无法消除眼前分歧，却能为继续交往提供一种两国社会都听得懂的理由。

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APEC和G20相关会议，则给后续谈判提供了时间表。元首会晤之后，经贸团队要细化降税安排，人工智能对话也要启动；两场多边会议为双方提供了再次碰面、核对进展的机会。

领导人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设立对话机制，而不是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本身。在后续的沟通对话机制中，双方各级官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企业更关心的具体问题，包括关税清单是否落地、市场准入障碍是否减少，以及新设立的沟通渠道能否处理实际争议。

这些议题的作用各不相同。禁毒合作可以用执法结果衡量，共同历史有助于保留交往的社会基础，峰会安排则让双方有机会定期检查工作。它们都不会取代关税和技术领域的谈判，却可能使两国在争议尚未解决时，仍有具体的事情可以一起做。

哪些问题可能反复？

这次会晤改善了中美关系的气氛，也为部分争议建立了继续磋商的渠道。但最容易引发摩擦的几个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未来双方能否保持稳定，关键不在于是否还会出现分歧，而在于分歧出现后，能否避免一项争议迅速波及整个双边关系。

首先是贸易。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优惠关税安排，还需要明确清单、税率和实施时间。农产品市场准入、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也有待后续谈判。即使局部降税顺利落地，双方仍可能围绕产业补贴、贸易失衡和新的限制措施发生争执。尤其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上升时，关税仍是一种容易被重新使用的政策工具；而中方也会保留回应单边措施的能力。贸易摩擦今后更可能表现为针对某些商品和行业的反复交涉。

其次是技术。人工智能对话可以帮助双方讨论风险、减少误判，却不会自动改变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算力、模型和产业标准都关系到未来竞争力，美国很难轻易放松关键技术管制，中国也会继续推进自主研发。对企业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规则可能随技术进步而变化：今天允许销售的产品，下一代产品能否继续进入对方市场，未必能提前确定。这个领域很可能出现安全对话持续进行、产业竞争同时加剧的局面。

最难预测的仍是安全和地区问题。中方在会谈中明确提出台湾问题；双方在伊朗问题上有共同表述，但距离解决各自的核心关切还有很长一段路。伊朗局势如果再次冲击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中美虽然都有稳定市场的需要，对制裁、军事行动及地区秩序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他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时，经贸议题也很难完全不受影响。

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考验。元首会晤能够确定方向，降税、投资和AI对话却要由不同部门逐项推进。部门之间的政策目标并不总是一致，企业也会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而非会晤措辞，决定是否增加投资。

因此，未来判断中美关系，既要看领导人能否保持沟通，更要看已宣布的安排能否按期落实，以及新争议出现时双方如何处理。接下来几个月，关税清单、AI对话和伊朗局势，都将提供检验这次会晤成效的具体线索。

结尾

这次会晤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需要在竞争中维持稳定的阶段。双方都清楚，彼此的分歧不会因一次握手而消失，全面对抗的代价又过于高昂。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和人工智能对话渠道的意义，正是在分歧之外保留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国关系的成熟，不取决于双方能否避免争吵，而取决于争吵发生时，能否让贸易继续、沟通不断、风险不失控。

这种稳定既需要高层推动，也要经得起关税清单、企业订单和地区危机的检验。中美可以在同一条赛道上全力竞跑，但不能为了抢先一步，就拆掉共同依赖的道路。未来几年，两国未必能找到一套让彼此都满意的规则；如果能够在竞争中守住和平，在分歧中留下合作，并让世界不必为每一次摩擦承受巨大代价，这次会晤就有了超出双边关系的意义。

No.7110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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