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夏，北京德胜门外的小市，载涛和夫人把几件旧衣服铺在地上，等着路人挑选。没人会想到，这位坐在包袱旁的老人，曾是清朝的军咨大臣，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
那时的载涛，已经不是王府里的贝勒爷。家中人口不少，物价却一路上涨，原有积蓄很快被消耗。为了让一家人有饭吃，他把家中暂时用不上的衣物、杂物整理出来，天还没亮便骑车赶到德胜门外摆摊。
夫人起初觉得难堪。载涛却劝她：“咱们不偷不抢，卖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丢人的？”话说得直白，却道出了一个旧贵族在生活困境中的选择：身份可以放下，日子还得继续。
载涛出生于1886年，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光绪帝载湉的弟弟，宣统帝溥仪的叔父。1908年溥仪即位后，载涛受到重用，先后担任军咨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熟悉军事，也精于骑术和马政。
有意思的是，载涛并没有把这段旧日经历当成重新谋求权势的资本。清朝覆亡后，他逐渐退出政治活动，靠清室优待条件维持生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宫禁，清室原有的经济来源随之中断，载涛的生活也急转直下。
他卖掉涛贝勒府，在宽街山老胡同另买小宅居住。过去花钱大手大脚，后来却开始亲自记账，一笔钱也不肯含糊。有一次，家里少算了两角钱的味精，夫人一时找不到，只得先拿出两角钱补上。第二天味精在衣袋里被发现，载涛仍让她把这笔开支记到账本上。
这并不是故意苛刻，而是家中收入确实难以支撑。尤其到了北平解放前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连玉米面都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食物。曾经的王府成员，竟要靠街头小摊补贴家用，落差不可谓不大。
载涛并非没有别的出路。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曾有人劝他前往东北任职，他明确拒绝。抗日战争后期，伪华北政权要员王揖唐也曾登门游说，载涛没有答应，还以骑自行车作比，婉拒了这场带有政治风险的邀请。
他看得很清楚。接受那些职务，表面上是恢复地位，实质上却可能成为侵略者和伪政权的装饰。载涛没有公开发表长篇议论，但两次拒绝，已经表明了态度。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匹匹军马。
载涛年轻时学习骑马射箭，后来还赴法国索米奇兵学校学习。他能辨别马匹年龄、用途和体质，知道哪些适合骑乘，哪些更适合驮运。这样的本领，在机械化程度有限、道路条件复杂的年代，并非无用的旧知识。
1950年6月，李济深向周恩来介绍载涛，并建议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他交谈，请他提出建议。李济深提醒道：“你熟悉马，可以谈谈军马。”载涛随后拟写《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建议，得到重视。
这份建议送到毛泽东那里后，载涛的经历和专长也被注意到。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毛泽东还转达了一句话：“小摊就不要摆了。”
对载涛而言，这份任命并不只是谋得一份差事。它让一个旧王朝的皇族成员，凭自己的专业能力进入新国家的工作体系，而不是靠血统获得优待。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马在山地运输和炮兵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前后，军委马政局着手向全国调集军马，载涛参与相关工作，并到东北等地的军马场考察。牡丹江军马场建成简易招待所后，工作人员请他题字，他写下“牧马山庄”四字。
周恩来曾关心他的身体，得知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数十里去办公，便安排他不必每日到机关，有事再去商议。载涛年事渐高，国家对他的照料也逐步从工作安排延伸到日常生活。
有一次，他家中房屋损坏，修缮费用无从筹措。毛泽东得知后，决定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两千元帮助修房，并托章士钊送到载涛家中。载涛收到这笔钱后，久久说不出话来。
1955年，载涛与毛泽东、周恩来交谈时，还就满族称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满清”一词容易使满族同胞感到不适。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也说有道理。此后，相关行文中逐步改用“清朝”等较为准确的称谓。
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侄女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叔侄多年后重逢，彼此不再使用旧式君臣称呼。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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