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阎锡山丢掉山西之后,一度来到广州,成为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末期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笼络当时残余的国民党军政势力,在广州设宴。然而他却忘了西北马家的马步芳是穆斯林,在设宴上忘了他的饮食习惯,于是马步芳愤怒之下抬腿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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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为了挽留马步芳,立马派人到广州“菜根香”酒家订了一桌罗汉斋试图补救。然而马步芳根本不赴所谓宴席,直接坐飞机返回了西北。
致命疏漏
1949 年 8 月,我军已经相继解放了西安、上海等大城市,广州的残存国民党政府也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阎锡山又成为了所谓的行政院长。但是他这个院长当得没什么滋味,手里没兵也没大权,只能指望西北那些手握重兵的山大王此时能够多顶一段时间了。
阎锡山之前毕竟是坐稳山西 38 年的晋系军阀头子,他自认为对西北地区还算熟悉。于是他先通过王千源的关系拉拢绥西屯垦军,承诺空投武器装备和军费,想把他们的武装力量扩充到 5 万人,在河道地区建立一个反动的武装联盟。
然而,阎锡山不得不承认,他找的这些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小团伙,真正意义上的武装力量还是西北的马家。
对于马步芳,其实阎锡山下的本钱够大了。他先派金典戎去西宁,把马步芳接到广州。等到见了面,阎锡山又是一顿天花乱坠:陕甘宁青四个省,你马步芳可以自行征税征粮,甘肃省长我给你调走,整个西北就是你马家的天下。
平心而论,阎锡山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这基本上相当于把整个西北都交给了马步芳。
但是马步芳也不是个傻子,他非常清楚在如此风雨飘摇之际,阎锡山这个行政院长到底有几分实力,也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真正说了算的还得是幕后操盘的老蒋,即使是那个临时上位的李宗仁也不行,更何况他阎老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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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步芳非常清楚,阎锡山说这一段话没什么实际意义。因此到了后期赴宴时,他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对自己是回族穆斯林这一问题上有所重视,不由得更加恼怒。
阎锡山这边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讳,于是赶紧派人到广州的菜根谭酒店订了一桌罗汉斋,企图进行弥补。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人家马步芳本来就不待见阎锡山,如今正好找到理由与借口,抬腿坐飞机就返回了西北。
绥远起义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马家这边阎锡山没有笼络到位,紧接着他又听到了一个消息:傅作义接受和平起义之后,又派心腹王克俊等人去了绥远,鼓动董其峰、孙兰峰、刘万春等人也弃暗投明。
听到这样的消息,阎锡山更加紧张了。西北地区他还可以借口马步芳和自己关系一般,那绥远地区之前跟自己那是同气连枝,以前都是自己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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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绥远要是再跟傅作义一样投向了我军,那么自己真的交代不过去了。于是赶紧派徐永昌等人飞往绥远,企图挽回局面。
据《徐永昌日记》及相关记载,1949年8月,徐永昌带着阎锡山和李宗仁的亲笔信,飞到了归绥。
徐永昌见了董其武,声泪俱下地劝:不要被傅作义迷惑,要坚守阵地,最好能把傅作义再拉回来。
当时徐永昌在绥远待了不少日子,又是威胁又是许诺,把能用的招数全用上了。
然而董其武表面上对徐永昌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是在积极配合傅作义对部队进行整编。到了9月15日,徐永昌又飞到包头,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三人的亲笔信想要说服傅作义撕毁和平协议,带着绥远部队西撤,跟马家军会合。
傅作义这边见到了老朋友倒是客客气气的,但是他却反而劝徐永昌留下来。
面对傅作义的态度,徐永昌哭笑不得,自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不过,徐永昌在这一部分老晋绥军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面对徐永昌的到来,他们其实也颇为棘手,面对这位老长官,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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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也知道,只要自己还在一天,晋绥军就不会把事情做得太出格,于是就这么耗着,甚至称病住进医院,用“拖字诀”拖延时间。
但是,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邓宝珊坐不住了。他直接找到徐永昌,对其说道:“你如果还在这里住院,那么我们通电起义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
徐永昌一听,自知再无回转可能,于是只能乘坐飞机落魄南去。而他刚走,便于 1949 年 9 月 19 日,董其武等 39 人联名通电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南方妄图笼络西北的梦想基本上已经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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