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总理到坟头一把土，陈永贵的葬礼无人问，大寨人做法令人泪目

1986年3月，一个农民死在了北京。他不是普通农民，他当过副总理，进过中南海，坐过主席台。

但他死的时候，旁边没有多少官员，骨灰最终被装进一个盒子，运回了山西一个叫大寨的小山村。

这个人叫陈永贵。他用一辈子，走了一条谁也没走过的路。

大寨不是一个好地方。

这话不是骂人，是实情。山西昔阳县，沟沟坎坎，土薄石厚，800亩耕地被切成了4700多块零碎坡地，最小的一块不到0.2亩。下雨，水把土冲走；干旱，地裂得能插进手指。年年种，年年少，粮食产量在山西省常年垫底。村里不到两百口人，几乎人人挨过饿。

1914年，陈永贵生在这里。

父亲早死，母亲改嫁，他从小给地主家扛活，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顺溜。这不是悲情叙事，是那个年代大寨大多数人的底色。解放后，他参加了农会，参加了土地改革，1948年入了党。

1952年，他接过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

那年他三十七八岁，前任书记贾进才是主动让位的——大寨太难了，他觉得自己治不了，觉得陈永贵能治。这个判断后来证明是对的，但当时没人确定。

陈永贵接手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不是写报告，是上山转。

他在虎头山上来来回回转了好多天，看山势，看水流，看土层厚薄。他得出一个判断：地不是没有，是形状不对。山上一坡一坡的黄土荒地，不是不能种，是得改。改土造田，把坡地修成梯田，把沟壑填成平地，把水拦住，把土留住。

这想法在村里开会一说，大部分人反对。理由很简单：没工具，没钱，全是山。

但陈永贵不是那种一遇阻力就往回缩的人。他挨家挨户去磨，说得嘴皮子起皮，最后硬是把人说动了。全村老少齐上阵，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就这几样东西，一镐一锹往山上凿。

数字是最直接的证明：1952年，大寨亩产237斤；到1962年，亩产774斤。十年时间，翻了三倍多。没有机械，没有补贴，靠的是人手和时间。

这十年，陈永贵干了一件很具体的事——治狼窝掌。

狼窝掌是村子边上的一条沟，每逢下雨就发洪水，把刚修好的坝冲垮，把好不容易平出来的地冲走。修了冲，冲了修，年年如此。换个人，也许第二年就认命了，觉得这条沟就是天生不能治。陈永贵不。第三年，他重新动工，带着村民连续干，最终在狼窝掌筑起十六条大坝，动土四十多万方，硬是从沟里造出一百五十亩好地。

这一百五十亩，是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

1963年8月，这场雨下了七天七夜。

大寨人后来把这场暴雨叫做"百年不遇"，这不是夸张。洪水下来的时候，好多人还没反应过来，梯田就开始塌了，坝开始垮了，窑洞开始裂了。等雨停下来，村子里一片狼藉——100条大石坝被冲毁，180亩耕地绝收，113孔窑洞和77间房屋倒塌，七成以上的村民无家可归。

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东西，一场雨打回原点。

山西省委得知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正常的：调救济粮，拨救济款，运救济物资，帮大寨渡过难关。这批东西已经装车，准备往大寨运了。

就在这个时候，陈永贵让人把车拦了下来。

他不是不知道村子有多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在党支部里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口号——"三不要，三不少"。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县里的干部听完，第一反应是：这是吹牛。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的很多人，当时也不相信大寨能做到。救灾物资已经在路上了，说不要就不要，这不是逞能是什么？但陈永贵就这样说了，而且说完就干起来了。

从那一年的8月到年底，大寨人白天在地里抢修梯田、补种庄稼，晚上回来盖房子，有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早上天不亮就下地，饭送到地里来吃，冬天送到的时候已经冻成冰碴，就这么往嘴里塞，吃完接着干。大寨人后来管这个叫"冰碴饭"。

年底一算账，结果把所有人都惊到了。

1963年，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45斤，总产量42万斤，卖给国家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

三不要，三不少，全部兑现。

这件事报上去之后，层层传到了中央。1964年初，受周恩来委托，农业部专门派出调查组赶到大寨进行全面考察，形成《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正式认定"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同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配社论，把大寨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一个山西小山村的名字，从此印进了整个国家的历史档案。

这块白毛巾，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标志。

进北京开会，接见外宾，上主席台，那块白毛巾始终扎在头上，从没摘下来过。有人说这是作秀，是"农民形象"的政治表演。但见过他的人都说，这是他的习惯，从大寨带出来的，改不了，也没想改。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副总理。

这件事放在今天听，像个段子。放在1975年，这就是现实。

1969年，陈永贵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到达的位置了。但历史没有在这里停步。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一年他六十岁，从大寨村支部书记到共和国副总理，走了整整二十三年。

进了中南海，他做了几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

第一：他不领国家干部工资，户口不迁，一直挂在大寨村。每年家里人要把他的口粮换成粮票，捎到北京去。一个堂堂副总理，口粮靠家乡寄来的粮票，这事在中央机关里传得很广。有人觉得他装，有人觉得他真，见仁见智。

第二：开会他自带水壶，喝白开水。国家发的那套接待用品，他基本不用。

第三：他每年要回大寨参加劳动，穿着旧棉袄，下地干活，这个习惯在北京工作期间从没断过。

这几件事合在一起，构成了外界对陈永贵最深的印象：一个没有忘本的农民干部。

但历史往往不是只有一面。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铺开之后，走样的地方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强迫平整土地、毁林开荒，把原本好端端的农田给糟蹋了；有的地方把"学大寨"变成了形式主义，人在干活，脑子在算怎么应付检查；还有的地方，借着"学大寨"的名义搞运动，打击异己。

这些事，有多少是陈永贵直接推动的，有多少是被人借用了旗号，今天已经很难一刀切地说清楚。但他在那个位置上，没有拦住，这是事实。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历史的方向，换了。

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承包到户，拆开集体大锅饭。这条路，和大寨模式走的方向恰好相反。

陈永贵不认同。他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也拒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表态。他站在了时代转折的对面。

这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他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就这样走下了台。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一切职务全部卸任。按照中央的安排，他留在北京，按行政13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和生活服务人员。官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这才和家人一起改变了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

从虎头山到中南海，再从中南海到一家农场，兜了一大圈，他最后坐在那里，还是个种地的老头。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肺癌，七十二岁。

临终前，他托付了一件事：把骨灰送回大寨，撒在虎头山上。

他不要八宝山。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那个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后最高的归宿。他不去。他要回到那块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山上，守着那些梯田。

骨灰运回大寨那天，整个昔阳县万人空巷。村口、山路、田边，到处是人，默默站着，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统一安排，就是自发来的。有从河北专程赶来的老人，有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送葬的队伍绵延好几百米。

青石墓碑不大，五个字。郭凤莲上前，抓起第一把黄土，扔进墓穴。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跟上去，没有人说话。坟茔不大，朝向一层层梯田，那是陈永贵用一辈子刻在山上的年轮。

但在这场归葬之前，有过一段让人心里不好受的插曲。

骨灰到大寨的时候，村民们自发搭起了灵棚，供桌上摆的不是山珍海味——一碗小米粥，两个窝头，一碟咸菜，几杯土酒。宋立英老人把陈永贵当年穿过的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摆在灵位边上，嘴里念叨：永贵，你到家了。

第四天，县里来了人，意思只有一个：灵棚不合规，劝拆。

劝完，走了。没有说要强拆，但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县里不会来人，默认你们自己解决。

村子里一时没了声音。有人闷头抽烟，有人攥着拳头不说话，谁都知道那个潜台词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郭凤莲回来了。

她当时不在大寨，在苗圃干活，听到消息，当场放下手里的活，倒了两次长途车，又搭上一辆运煤的拖拉机，脸上糊着煤灰赶了回来。她没哭，站在灵棚前，望着遗像，憋了半天，开了口。

棚子不拆。

她的依据是大寨二十多年做的事。狼窝掌怎么治，梯田怎么修，1963年那场洪水怎么扛过去的，这些事谁能说一句不是？县里来不来，随他们。大寨不求人，但也不低头。

灵棚纹丝没动。县里，确实一个人都没来。但送行的人，大寨从来没缺过。

骨灰上了虎头山，入了土，那块磨得油亮的旧镢头，后来一直靠在虎头山脚下的墙边。谁家想开荒，都可以借去用。大寨人说，这就是老书记留下来的东西。

陈永贵走后，大寨沉了几年。

不是悲伤，是找不到方向。

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年比一年猛，周围的村子一个个开始搞钱，个体户冒头，乡镇企业起来，农民工开始往沿海跑。大寨还扛着那块老牌子，里面是空的。

村子里第一个个体户叫赵华晓，1983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辞了村办工厂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卖铺，两三年赚了两三万元。但他不敢让人知道，"个体户"在当时的大寨，是件丢人的事。这说明大寨人身上还背着沉重的东西，一时半会儿卸不下来。

郭凤莲当年是大寨铁姑娘队的队长，十七岁成名，和大寨一起红遍全国，后来又和大寨一起沉寂了十年。这时候她在外面做着别的工作，不算风光，也没有落魄。

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返大寨，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

《人民日报》报了这条消息。就连郭凤莲自己都说，有点震惊，没想到回个村还上了全国报纸。

但震惊归震惊，她进村一看，心就凉了一半。

村子是个空架子。生产停着，账上没钱，村民收入甚至不如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在整个昔阳县里是垫底的。周围村子已经往前跑了好几年，大寨还站在原地发呆。

郭凤莲开了个村民大会，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过去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

这句话，对大寨人来说不容易说出口。但她说了。

她拿出自己的工资，带着全村130多户人家，每户出一个人，去河北、江苏、上海考察。出去转了一圈，大寨人看清了自己在哪里，也知道了差距有多大。

回来之后，讨论会一场接一场，几乎天天开，最后确定了一条路：非农兴村，发展商品经济。

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董事长。

第一个动作是和江阴联手办羊毛衫厂，对方看中的是"大寨"两个字。品牌是大寨最值钱的东西，这是郭凤莲想清楚的。不靠老模式，靠老名字，把"大寨"从政治符号变成经济名片。

全村总产值，1992年是327万元，1997年是4796万元，2002年突破1亿元。

数字的背后，是郭凤莲带着大寨人，兴办了煤矿、水泥厂、运输公司、养殖场等十一家企业，"大寨牌"冠名的农副产品多达三十多种。虎头山建起了森林公园，旅游成了大寨的另一条腿，2005年接待游客近三十万人，旅游总收入超过九百万元。

那些给大寨带来过荣耀的梯田，如今大部分已经退耕还林，种上了松柏和桃杏，成了景观。昔日的政治资源，全都变成了旅游资源。

有人问郭凤莲，要是当年那套路子一直走下去，大寨会怎么样？

她笑着回答：那大寨还是个穷山村。

2006年，陈永贵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郭凤莲当着来了很多人的面，提醒大家学习别人的长处。她还记着老书记临走前托付的那句话：大寨是干出来的，不是靠国家扶起来的。

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人民日报的档案里，有陈永贵一篇简短的生平记录，开头是这么写的：山西昔阳人，出身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行字，概括了一个人的来历。

但那行字后面，是漫长的事：四千七百块坡地改成梯田，1963年的洪水和三不要，进了中南海还在托人寄粮票，辞职信是儿子代写的，死在北京，骨灰回了虎头山。

那些梯田，那些坝，那些从荒坡上凿出来的耕地，不是靠汇报出来的，不是靠数字堆出来的，是一镐一锹实实在在挖出来的。1963年的洪水，没有靠国家一粒救济粮，靠人扛下来的。这些事，不管政治风向怎么转，都还在那里。

虎头山上那把旧镢头还靠着墙。谁家想开荒，都可以去借。

这大概就是陈永贵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某种制度，不是某种路线，而是那股子认准了就不低头的劲儿。

郭凤莲接下来的那段路，换了方向，换了方法，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大寨人不向困难低头，也不向别人的脸色低头。这件事，从1952年到2008年，从陈永贵到郭凤莲，没有断过。

从虎头山出发，走到中南海，最后还是回到了虎头山。

这条路绕了一大圈，但起点和终点，是同一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