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敌人要暗杀周恩来，陈赓接到女子密电：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1930年，蒋介石这边刚下达暗杀周恩来的密令，陈赓就接到了一个女子的密电：“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戛然而止，白色恐怖笼罩，我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仍然不遗余力的搞破坏，同志们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即便是党中央的领导机关，都无法确保安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特科成立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制。从此以后，敌人在情报工作方面，逐渐陷入被动，周恩来也因此被敌人的特务机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时国民党有一个部门叫调查科，归陈立夫和陈果夫负责，是大家熟悉的“中统”前身。这两兄弟为了针对特科，专门在上海布置了大量特务，准备搜捕地下党员。

尽管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当时势大，但在周恩来面前，他们的本事却还是显得太稚嫩了。时任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杨登瀛，都被特科成功争取到我方，成为了“双面间谍”。要知道，杨登瀛不仅是国民党特务人员，而且在特务机构的地位相当高，接触的很多情报都是高级机密。

但情报工作不是获取情报这么简单，还需要传递情报。因为一旦走漏了的风声，除了地下党员有生命危险之外，敌人也会启动备用方案，最终得不偿失。

杨登瀛虽然能够获取情报，但谁能传递情报，这是一个难题。一来是传递情报的人，必须有合理的身份长期留在杨登瀛身边，又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否则身份都引人注意，敌特必然会高度关注，根本无法传递情报；

二来是此人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备整理情报的能力。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定的胆识，不畏牺牲，意志坚定。符合这两点的人，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很难找到，因为身份一看就没问题的人，基本都是国民党的心腹，不会为我们所用。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名为张式沅的年轻女子，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杨登瀛身边负责传递情报的首选人物。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张式沅自称安娥。安娥是河北人，出生在书香门第，却并非迂腐文人，反而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安娥上学期间，就已经是革命运动的领头人，组织过很多次罢课，就连旧校长都不得不引咎辞职。

安娥因为能力出众，入党后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此期间，安娥掌握了情报工作的全部技能，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安娥回国以后，安娥深受周恩来器重，在杨登瀛的情报需要可靠人员传递时，任务很快就落在了安娥的身上。

安娥当时被安排到杨登瀛的身边，担任的是秘书职务。杨登瀛是双面间谍，安娥是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将复杂的情报工作和传递工作安排的井然有序。

即便如此，安娥所处的环境，仍然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安娥若想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平日里行事肯定要符合国民党的习惯。而这种状态，无论是奢靡的吃喝，还是华丽的穿着，亦或者是平日里颐指气使的态度，都与她内心不符，却不能被人看出半点破绽。

所以，安娥在平时应酬时，一直扮演的是富家小姐。不仅经常出入高级社交场所，利用与官太太们的交往，在饭局、牌局、舞会等场所，刺探情报。这意味着，安娥不仅承担着为杨登瀛传递情报的工作，自己也会主动建立情报网。

而在工作期间，她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仅工作高效干练，而且从不出错，是真正意义上的秘书，给杨登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安娥虽然是女同志，却有着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强大心理定力。

1930年，安娥看到一份让她吃惊的情报。这是一份绝密电报，由蒋介石亲自签批。电报的内容不多，却足以让安娥吃惊。原来，周恩来的行踪遭到了叛徒出卖，蒋介石给特务机构下达密令，在南京路邮局设伏，要暗害周恩来。

尽管安娥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却还是要装成无所谓的样子。因为她知道，敌人的眼睛始终盯着自己，只要她露出一丁点的异样，就立刻会被盯上。在国民党的人眼中，埋伏周恩来不会感到痛心，她不能有半点心急，就和平常工作一样。

但这种不在意和漫不经心，只是一种伪装，想要避免周恩来遭到敌人的暗算，就必须寻找机会，冒死传递消息。安娥当时借口外出买东西，到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陈赓的电话，告诉他八个字：“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没等陈赓回话，安娥就挂断了，转身离开了。这个举动看似平常，实则万分凶险，因为她离开后，马上就有特务调查。安娥知晓此举危险，但她必须要打这通电话，也信任陈赓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接下来，她必须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将这个性命攸关的情报送出去。直接汇报、书面传递都绝无可能。她选择了一个最日常、最不易引人怀疑的借口——出去买点东西。她脚步平稳地离开办公室，走过那些可能正暗中观察她的眼睛，来到了街角的公用电话亭。

事实上，陈赓确实值得信任，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能力非凡，在上海特科期间，表现得也非常出众。陈赓一边将此事上报周恩来，一边组织特科的“红队”锄奸。就这样，国民党当晚的埋伏毫无收获，却收到了叛徒被特科击毙的消息，让敌人胆寒。而安娥回去以后，则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