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8月，南京，森正孝率领39名日本民间人士走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们没有携带官方旗帜，也不是为某个政府机构执行任务，而是带着一份并不轻松的疑问：日本国内的教科书，究竟遗漏了多少南京的真实记忆？
这支调查团成员来自日本各地，职业也不相同，有教师、工会干部、宗教人士和家庭妇女。共同点只有一个，他们不接受把侵略战争简单说成“自卫”，更不愿意看着南京大屠杀被改写成模糊不清的“事件”。
档案馆为调查团提供了大量资料，包括一百多卷有关日军侵华罪行的档案，现场还陈列了一百五十多件档案和三十多张照片。纸张已经泛黄，文字却十分具体：时间、地点、受害者身份，以及慈善机构事后掩埋尸体的数量，都被一一留下。
有意思的是，调查团并没有只停留在展柜前。他们沿着当年日军进入和控制南京的路线，前往汉中门、中华门、中山门、挹江门，又到草鞋峡、鱼雷营、煤炭港和中山码头等地查看。遗址不会说话，但地形、河岸和旧档案彼此印证，使许多抽象的数字重新有了空间感。
调查团重点查阅了南京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崇善堂、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机构，在战乱中承担了收殓和掩埋遗体的工作。相关记录并非一篇传闻，而是由多份材料形成的档案链条。1987年8月8日，调查团带回日本的资料中，就包括三千五百七十五份埋尸记录，以及谷寿夫案的判决材料。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不能只用某一处遗址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案件时，将日军制造的屠杀分为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两类。按照相关审判材料，集体屠杀被统计为二十八起，遇难者约十九万人；分散屠杀二千余起，遇难者约十五万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不同地点反复出现的相似情节。中国军人、难民和普通百姓被强行集中，随后遭到机枪射击、刺刀杀害或焚烧。有人死在城门附近，有人倒在街巷、民宅和码头。屠杀并非只发生在一个封闭场所，而是随着占领范围扩散到南京城的多个角落。
草鞋峡惨案尤其令人触目。根据南京市民鲁苏于1945年12月7日递交南京地方法院的材料，1937年12月中旬，大批军民被日军拘押在幕府山一带。寒冬中，他们缺少饮食和取暖条件，许多人尚未等到枪口，便已因饥饿、寒冷和伤病死亡。
随后，幸存者被捆扎并押往下关草鞋峡。日军以机枪射击，继而用刺刀检查尸体，最后纵火焚烧，并将残余物抛入长江。具体数字在不同材料中存在统计差异，但暴行本身却由审判记录、幸存者证词和埋尸档案相互支撑，不能因数字争议而抹去事实。
森正孝一行还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场所悼念死者。调查团中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同诵念悼词，成员杉山伦代对中国人说：“要把真实带回日本，告诉那里的母亲和孩子。”森正孝则表示：“不能让教科书里的谎言继续下去。”
六天调查结束后，森正孝从日本致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说明他们将整理资料、翻译文件，并制作纪录片、出版调查报告。这样的行动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惨案，却让日本社会中仍愿意追问历史的人，获得了一批能够公开核对的证据。
南京的档案并不靠某一张照片支撑，也不依赖某一个人的回忆孤立存在。法院判决、慈善机构记录、幸存者证言、日军遗留材料和现场调查，构成了相互交叠的证据。否认者可以反复更换说法，却很难让这些不同来源的材料同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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