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招不满，潮汕出生率暴跌40%，人口收缩时代四大影响在逼近

当连以多子多福著称的潮汕都守不住生育防线，当办学近三十年的老牌小学都凑不齐一个班，我们该如何看待正在加速逼近的人口收缩时代？铁饭碗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碎裂，教师编制又为何会成为最先动摇的一块？

下面就从最新的编制改革谈起，把这场悄然发生的连锁反应梳理清楚。铁饭碗又少了一个，想考编的人不用忙着报考教师了，因为教师编制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这个月开始，天津西青区的在编教师都要转为聘用制。

大概内容是说，公办中小学的老师从终身制的有编制身份，转为聘任制。聘用合同为三年一签，如果考核结果不合格，就会被解聘，老师们手里的铁饭碗就此碎裂。

在过去，教师这个职业可以说是一聘定终身，只要有了编制，就可以安安稳稳干到退休，既是婚恋市场上的香饽饽，也是父母眼中的好工作。但最近几年情况突变，不只是天津，像宁波、北京、厦门等城市，早就开始对教师编制进行改革。

早在2022年11月，宁波针对教师退出机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不合格的老师可能被解聘。今年1月初，北京丰台也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这些政策普遍被理解为末位淘汰制，意在让老师们不要觉得有编制就可以躺平，不合格的老师会被清退，整个队伍必须重新振作。

厦门在去年11月的校园招聘公告中就说明，新招聘的中小学教师实行参聘制，各项待遇参照有编制的老师，但岗位本身已经没有编制。今年4月，厦门还因为无编制招聘教师、导致报考人数不足而登上热搜。

很多人质疑，如果没有编制了，谁还愿意当老师，招不到老师又该怎么办。

然而，这些担忧并不能阻挡教师编制改革的步伐，原因非常简单：学生人数在减少，而教师人数是严重过剩的。根据教育部的公开数据，全国专任教师从2013年的1483.7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1891.78万人，十年增加了400万人。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幼儿园老师，近十年增加了85%，但幼儿园在校生的增幅只有5%。

过去十年教师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学生人数也在同步增加。从官方数据可以看到，开放二胎之后的2016年，是最后一个生育高峰。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我国的新生人口数量总体是上升的，但2017年之后，每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都在下降，短短五年就跌破1000万，出生人口基本被砍去一半。

这轮下滑并不是均匀发生在全国各地，一些原本被视为"生育高地"的区域，塌陷速度反而更快。素来崇尚多子多福、宗族观念深厚的潮汕地区，出生率对比2016年峰值下滑已经超过四成。

当以宗族聚居、家族兴旺著称的地方都开始悄悄少生，全国生育版图的那道最坚固的防线，其实已经松动。

2017年之后新生儿逐渐减少，带来的连锁影响就是：三年之后，幼儿园的入学孩子也开始逐年递减。2020年幼儿园在校人数为4818.26万，是二十多年来的最高峰。

到2021年，幼儿园在校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13万人；2022年这个数据扩大到177.66万人；到2023年，一年内在校人数减少534.5万人。

三年时间，幼儿园在校生减少了七百多万，原来要摇号才能进的园所，现在连学生都招不满，关停潮已经悄悄出现。

面对更少的学生和更少的学校，幼儿园还需要那么多的教师编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这股冲击波并不会止步于幼儿园。

2017年后出生的孩子已经陆续进入小学，学生减少的影响这一次轮到小学新生来承受，六年之后就会波及中学。

小学阶段的信号已经开始清晰。2026年秋季开学季，广东一所办学近三十年的老牌小学传出消息，一年级新生报名人数不足二十人，达不到标准教学班开班门槛。

要知道，这不是偏远山区的教学点，而是一所在城市里办了近三十年的老牌小学。它招不满一个班，意味着未来几年，这样的场景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重演。

与学生数量断崖式下滑相对应的是，中小学的教师规模同样严重过剩。有专家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有187万中小学教师过剩。所以天津、宁波、北京、厦门等城市对教师编制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对接下来教师数量严重供大于求这一趋势，提前做出的一种应对。

有人说，学生不够，那就让每一个老师负责更少的学生。这样一方面学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教师岗位过剩的问题，看似一举两得。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财政并没有那么宽裕。目前各地对教育的拨款，是参照学生人数下发的。

比如某个城市，财政给每个学生每年一万元拨款，几十个学生组成一个班，凑在一起分摊教师的工资。如果师生比大幅上升，就意味着给每个学生的教育拨款要大幅上涨，比如涨到两万元。

那么钱从哪来呢？很明显，如果这样改，那么所有纳税人都要面对加税的压力。

但是现在能加税吗？房地产时代过去了，全国各地卖地收入大幅下降，财政收入甚至在下降，所以控制支出势在必行。

连公务员的编制都不能说安稳了。2020年到2022年，山西就进行了一场打破铁饭碗的试点改革，最终把186个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事业编制从1964名减少到659名。

2023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机构改革方案中要求，中央国家机关要精减5%的编制，同时要求地方也要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精减编制的工作。

在这之后，各地就陆续传出要大批量清退编外人员的新闻。像黑龙江、内蒙古、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从去年开始就在清退编外人员。

各省公务员打破铁饭碗的编制改革也正在进行中。比如河南，缩编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事业单位；山东省则开始推进省属事业编制转制为企业。

财政压力之下，公务员编制都要精减，更何况明显过剩的教师编制。

财政这头的紧张不只是眼前的问题。到2025年，抚养比已经降至2.6比1，供养压力显著上升。

中长期测算显示，2035年抚养比将进一步下滑，缴费群体规模缩减，领取养老金的老年群体持续扩容，收支压力逐步放大。少子和老龄这两条曲线一进一退，把公共财政推向一个越来越难腾挪的位置，任何一个高度依赖财政供养的行业，都很难独善其身。

回看2021年七普数据出炉时那一轮讨论，年龄结构和地域变化会直接影响各个行业的前景。出生人口下降，当时大家普遍担心的是老龄化会不会影响养老金之类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给各行各业带来的重塑，尤其是收缩性行业会对其中的从业者带来怎样的阵痛，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应对，这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顺着这条主线看下去，人口收缩时代正在逼近的四大影响已经隐约成形：一是教育端，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关停并转正沿着出生曲线一路北上，教师铁饭碗被率先打碎；二是财政端，卖地收入回落叠加抚养比走高，编制精减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

三是区域端，连潮汕这样的生育高地都在退守，全国生育版图正被重新绘制；四是产业端，市场商业赛道的兴衰会跟着人口年龄结构同步洗牌，母婴、教培、地产、养老、医疗一个接一个被重新排序。

真正需要提前想清楚的，不是老龄化本身，而是自己所在的行业和岗位，究竟站在这轮结构性收缩的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