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被拐的孩子都是另一个申聪”：“梅姨”即将受审，一个父亲追了10年

想问她的话，他写了三页纸

今年的中秋节，对申军良一家来说有些特别。

一家人坐到一起，可以好好吃顿饭。申军良早早就开始准备，按照河南老家的习俗，要杀一只鸡，图个吉利；还要买苹果和月饼，寓意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过去这些年，他很少有心思准备这些。

找儿子申聪的那些年，节日对他来说似乎都差不多。申聪回来以后，他还在找“梅姨”。

坐在酒店等待律师的申军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今年，这件事终于有了结果。

3月21日，他接到警方电话，“梅姨”落网了。9月2日，他又接到电话，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对“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提起公诉。

一家人的团圆饭之外，他现在等的是开庭。

凌晨时分，申军良拿了三页纸，写下了这些年一直想问“梅姨”的话。

一个名字

2016年3月，张维平、周容平等人落网。当时，申军良找了申聪11年，他直觉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据张维平交代，2005年，他曾在增城宾馆将申聪卖给一名四五十岁的妇人。她住在湘江路一带，常出现在附近的菜市场。

那时候，“梅姨”还没有名字。

申军良意识到，她可能是自己离儿子最近的一条线索。他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同学马位红三人赶到增城，住在湘江路菜市场边上。凌晨四点，他们守在市场入口，看到符合特征的妇人就拍下来，把照片传给专案组辨认。

照片一张张传回去，一次次被否定。

花了半年，申军良始终没找到这个妇人。直到2016年10月，张维平、周容平等人的案件开庭，舆论扩散后带来新的线索：有人声称知道张维平口中的妇人是谁，还形容她“在当地非常有权势，黑白两道通吃”。

这条线索最后被证明是个乌龙。2017年6月，张维平终于说出那个妇人的名字——“梅姨”。

按照他的供述，“梅姨”当时年龄大约50岁，身高约1.5米，讲粤语、客家话，平时以保媒拉纤为生，暗地里倒卖孩子。他拐卖的9个男孩，都是通过她卖到广东河源市紫金县。

这个名字从此进入申军良的生活。他说，那天就想好，要跟她“死磕到底”。

但对申军良来说，知道“梅姨”是谁还不够。他更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她在这条拐卖链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因为张维平在庭审中提到一个关键点：每次告知梅姨有孩子可以出手时，她总能在当天就找到买家。“她（梅姨）还说过，能搞来多少孩子就收多少孩子，男孩女孩都行。”

申军良和律师由此推断，“梅姨”是这条拐卖链上无法绕开的环节。找到她，就能找到申聪和更多被拐的孩子。

走在济南街头的申军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他来到河源市紫金县，满县城地找梅姨、找孩子。申军良说，自己在紫金县的旅馆入住后，有一种莫名的直觉，这里是他寻找申聪、寻找梅姨的最后一站。

可这一趟，他依然没找到“梅姨”。

两张画像

申军良不愿意放弃。尽管在紫金县折戟，但“梅姨”的画像给了他希望。

2017年11月2日，在申聪被拐案移交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前，广州增城警方绘制了一张“梅姨”的模拟画像，并与悬赏公告一同发布。

这是申军良第一次见到“梅姨”。

张维平在庭审现场详尽讲述了他们的交易过程，提及紫金县、紫金县汽车站，以及附近的饭店。

“你去找梅姨，找到梅姨就找到你儿子了。”这是张维平对申军良说的。

此后，申军良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具体：身高1.5米左右，会说粤语、客家话，曾长期在河源紫金、增城、韶关新丰一带活动，还有同居的男性……

2017年11月底，申军良带着这些零碎的信息和那张画像，来到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

这次，他有更清晰的目标：找到那个和“梅姨”同居的男性。

断断续续在紫金县找了三个月，他终于把同居人找到了，但对方表示与梅姨相识同居两三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至于梅姨去了哪里，他也说不清。他还指着那画像对申军良说，“你拿的这个不行，不像她”。

申军良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拿着那张模拟画像在村里张贴寻人启事，希望有人能从这张画像上提供信息。

曾有一位老人主动给申军良打电话，问是不是找小孩。他赶过去时，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方块的寻人启事，指着画像问：“你们是不是找这个女人？”

老伯又指向“悬赏10万”那几个字：“是钱吗？”

“五万，找到梅姨。十万，找到孩子。”申军良回应。但老人并没有线索，只是单纯地提问。

2018年冬天，是申军良离“梅姨”最近的一次。

有人给他发来一张照片，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短发、微胖、小眼睛，和模拟画像的“梅姨”很像。对方提供的信息让申军良更加确信，这就是“梅姨”——她住在隔壁县城，平日做媒人生意，偶尔在市场摆摊算命。

一个模糊的画像，突然对应上了一个具体的人。

申军良觉得，这次“成了”。

只要找到她，找到申聪就指日可待了。

他把找到“梅姨”的消息分享给其他寻亲家长，又叫来寻子13年的孙海洋和上官正义，还做了分工：他负责把妇人的样子拍下来，孙海洋把照片拿去给与“梅姨”同居的男人核对。

申军良还联系增城警方，希望能让当时尚未被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来认一认这张脸。

为了这次行动，申军良一行人准备了十余天，最终希望依旧落空。

类似的线索来来回回，但始终没有落定。

第一张画像没有让申军良找到“梅姨”。他想找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却只能从一张可能并不准确的脸开始。

2019年，第二张画像出现。

第二版“梅姨”画像与寻子启事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这一次，绘制者换成山东省公安厅原首席模拟画像专家退休警察林宇辉。与第一张画像不同，这一次的女人脸圆一些，小眼睛。

申军良拿着新画像又回到紫金县，同居人和当地一些村民告诉他，“基本是这样，这是阿梅（梅姨）”。

他又来到广州增城区何屋街。据张维平交代，他曾在这里与“梅姨”碰面。

“好像住在鸡公山那个地方。”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女人看到画像后，给出了新的线索。

另一个女人用粤语重复了一遍“鸡公山”，还说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个人了。

几个看起来相互印证的线索，让申军良再次觉得自己离“梅姨”又近了。此后再有媒体联系他，他都会主动把何屋街更正为鸡公山附近，希望有更多人能顺着这个地点找到她。

不过，线索依然没有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上。

申军良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收到过大量所谓“梅姨”的线索。有人说自己在东北见到过“梅姨”，还有人说在国外看到过这样相貌的女性。

画像有了，地点也有了，但“梅姨”还没找到。

一个执念

2020年1月16日，申军良得到消息，申聪找到了。

按理说，这应该是这场漫长寻找的终点。在孩子没有消息的那些年里，他始终沿着“梅姨”的轨迹去找申聪。

如今，孩子回来了，申军良还是想找到“梅姨”。

“不甘心。”他说。

因为那个出现在张维平供述里的人，还没有下落。

这些年，他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的家长。有的人找到了孩子，有的人还在等消息。对他来说，孩子找到了，另一个人还没找到。

申聪回到父亲身边。他说小时候曾在电线杆上看过“梅姨”画像，那时并不知道这是谁。现在，他已经回来了，父亲依然坚持在找她。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申聪说，父亲觉得“梅姨”是心中的一根刺、一个疙瘩。

“既然如此，我就陪着一起去拔掉这根刺。”申聪说，父亲找了他这么久，设身处地想，“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想要回报吧”。

于是，寻找“梅姨”的路上，申军良有了新的伙伴——自己的大儿子申聪。

“梅姨”的消息一直没断过。

有人开始质疑“梅姨”是否真的存在，因为申聪已经回家了，关于“梅姨”的信息几乎都来自张维平的供述，但申军良依然在寻找，被质疑是在博眼球、造热度。

有人依然投来线索，不管是否可靠，但他还是会跟对方仔细核对年龄、样貌、口音等，挑出有用的信息记在本子上，再交给专案组。

他也闹过乌龙。2023年4月，有人通过微信告诉他：“‘梅姨’被抓了。”

申军良随即公布了这一消息。一天后，广州警方对此给予否认。那一次，他受到铺天盖地的质疑，人们说他造谣。

他没有停下寻找“梅姨”的脚步，因为有不下百人告诉过他，见过她本人。“我坚信，真的有‘梅姨’。”

2026年春节前，申军良带着申聪来到紫金县，父子俩沿着“梅姨”可能出没的轨迹走了十天，依旧一无所获。

一个月后，3月21日，申军良接到广东公安的电话，“梅姨”落网了。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一时恍惚，随后立刻动身去广东，他有太多问题想问：她叫什么，是怎样的人，长什么样，为什么要拐卖孩子……

过去十多年，从张维平口中的一个名字，到一张张不断变化的画像，再到那些真假难辨的线索，申军良在找的是一个始终没被确认的人。

这一次，警方告诉他，这个人真的存在。

一个被告人

9月8日下午，申军良和申聪出现在济南一家酒店的会议室。

为了把他们掌握的消息一次性对外披露，他们把能联系的媒体聚在一起。在这场持续近4个小时的会议里，“梅姨”被提及133次。

“梅姨几岁？”

“她长什么样？”

“她到底是做什么的？”

几乎每一个问题，都绕不开她。申军良一遍遍地回答，有些问题已经有记者问过，后面有记者再问，他重复再说一遍。

9月8日，申军良与申聪在会议室中向关注案件的媒体、公众鞠躬致谢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梅姨叫谢家梅，拥有双户口，其中一个是假户口，年龄71岁，但真实年龄65岁，是广西人。”

“这个人浪荡一生、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投机倒把、坏事做尽。”

大多数时候，申军良没有太多表情。但说到这里，申军良露出了愤懑的表情，眼角的皱纹叠在了一起，声线不自觉地提高。

申军良寻找多年的人，从一个名字、一张画像，变成一个有生活轨迹的人。

据媒体报道，“梅姨”经历多段婚姻，曾被判重婚罪，持有双重身份，曾以谢家梅身份生活，后来和某任丈夫结婚后，将户籍迁至广东韶关，改名为谢丽珍。

2025年在广州被捕时，她租住于城中村的握手楼内，生活拮据。她消瘦，平时总是驼着背，与此前公布的模拟画像不同，她穿着羊毛衫，神态不显凶狠，落网时头发已白。

“梅姨”的一位亲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出生在广西涠洲岛，幼年时母亲去世，之后与父亲一起生活。成年后远嫁，此后多年没有再回去。上世纪80年代末，“梅姨”的父亲因病去世，后来和她们家断联。

申军良说，在谢家梅的案卷里，她曾解释自己是在“做好事”，是在帮助一些无法生育的家庭“圆梦”。

对申军良而言，这是他追了这么多年最想得到，却也最无法理解的答案。

申聪被拐以后，申军良学会了抽烟、喝酒。过去的同事有人升职，有人办厂，有人成了老板。

他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寻找孩子，自认为已经与这个时代有些脱节。他尝试做代驾，开过网约车，也都没有坚持太久。

在镜头前的申家父子与律师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真正让他重新获得一点成就感的，是帮助其他寻亲家庭。在那些家庭里，他有另一个称呼：“申大哥。”

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他说自己很疲惫，却不得不一次次重新振作起来。“对我来说，所有的人贩子都是梅姨，所有被拐的孩子都是申聪。”

所以，即使申聪已经回来，即使涉案的9名儿童已经全部找到，“梅姨”也即将迎来审判，他仍然没有办法停下来。

9月中旬，济南的秋意袭来，申军良在药山公园接受着一波波记者访问。中途，他点上一根烟，靠在荷花池的栏杆上短暂休息。边上，一对老年夫妻带着自己的孙女在公园遛弯。

他们旁观了申军良受访的整个过程，忍不住好奇。

“你是什么名人吗？”

申军良脸上有笑容，他回答：“你们知道‘梅姨’吗？那个人贩子，我找到的。”

“梅姨，是谁？”

对于这对偶然遇见他的老人来说，“梅姨”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对申军良来说，这个名字，他找了近10年。

现在，“梅姨”终于坐上被告席。

庭审即将开始。申军良还有问题要当面问她：

“你到底拐了多少孩子？”

“那些没有回家的孩子，又在哪里？”

文 ：傅一波

编 辑 ：潘展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