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荣 张卫东 | 论浙江尧舜文化研究的意义

论浙江尧舜文化

研究的意义

邱志荣 张卫东

文化自信和自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绍兴是大禹陵所在地，一直重视大禹文化的研究和弘扬，2017年开始编制“绍兴禹迹图”，经过8年努力，取得了系列学术成果。2024年4月出版《中国禹迹图导读》[1]，这是我国首部以大禹文化为视角，记录、考证夏朝以来禹迹传播、发展过程的集大成著作，也是一项禹迹历史研究和多学科价值探索的创新成果。成果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创新性的特点。

在较长时期的禹文化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尧舜禹文化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也必须系统地整合。就此我们开启了尧舜遗迹的新一轮研究，着力点在于《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的课题。研究工作立足于遗存、文献、田野调查，研究对象是尧舜禹文化在浙江的传播、记忆与后世塑造，而非直接证明上古圣王的活动地望。

一、浙江尧舜文化

的传承

在浙江，尤其是在以绍兴为核心的越文化中心区域，关于尧舜文化有着丰富的记载和深厚的积累。

越地有三处规模颇大、历史悠久的舜庙，分别在绍兴、上虞、余姚境内。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称：

有君曰：舜生於诸冯，《孟子》以为东夷之人。历世逾远，流传失真。太史公以为冀州。然耶？否耶？然越之邑则有上虞、余姚，山则有虞山、历山，水则有渔浦、三怃，地则有姚邱、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灶，汲焉有井，祀焉有庙。此其遗迹也。

从以上王十朋记，也可见舜的传说在越地流传之广、之远，内容之丰富。其中建于唐长庆元年（821）的上虞舜帝庙曾是名震江南的道德圣地和祭祀场所，绍兴王坛舜王庙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舜王庙会2021年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1年10月29日上午，《绍兴舜迹简图》[2]在绍兴王坛“2021年虞舜文化旅游节”上正式发布。本图根据绍兴历史上有关大舜文化的记载、民间传说，结合现场调查，综合整理，于2021年10月编制而成。共有舜迹28处，其中柯桥3处，上虞14处，嵊州3处，萧山3处，余姚5处。

2021年10月29日《绍兴舜迹简图》

《绍兴舜迹简图一览表》

2022年10月22日，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柯桥区王坛镇舜王庙，又发布了与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共同编制的《浙江尧舜遗迹图》（审图号浙S〔2022〕41号），这是我国第一张以省为单位的尧舜文化遗迹地图，共精选尧迹16处，舜迹103处，总119处。主要类别有寺庙、地名、山川、井、田、祭舞、雕塑等。图由前言、正图、照片、表格等部分组成。此图发布标志着绍兴在尧、舜、禹文化研究，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探索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据上也可知浙江舜迹主要集中在绍兴市及宁波市周边，其中：绍兴的上虞区34处，柯桥区18处，嵊州市8处；宁波的余姚市16处。地理位置多在会稽山东南部和曹娥江以东区域。

相对而言，浙江的尧迹并不多。《浙江尧舜遗迹图》收录的16处较为分散，数量上以绍兴市柯桥、上虞两区以及湖州为多，地域上多与舜迹相连，形式上又多为地名和纪念、祭祀地。

2024年3月中国水利博物馆与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启动《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的编撰，在以往基础上又组织专家学者，遍索文献资料，开展实地走访调查，举行专题会议，比较综合，最后共收集浙江黄帝遗迹 3 处，颛顼遗迹 1 处，尧迹 19 处，舜迹 109处，总132处，图照 500 余幅。各遗迹点由地区编号、地理位置、简介、图照、表格、附录六部分组成。2025年8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浙江尧舜遗迹图》

《浙江尧舜遗迹一览表》

二、浙江“禹先起”之说

的印证

浙江“禹先起”的论证是有着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依据的。

（一）古文献记载的分析

如果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越地的舜禹文化，可以从文献的记载中发现，禹文化在越的产生与传播是先于尧舜的。

大禹在越治水的历史传说在古代普遍流传，见之于众多的史籍文献，如《竹书纪年·夏后记》：“（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此外司马迁在年轻时，曾经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来到越地，“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对大禹来越治水，当以战国人的著述，东汉人袁康、吴平加以辑录增删的《越绝书》记载为详，此书记大禹曾两次来越，并葬于会稽山。

而关于舜在浙江的记载，目前所见到较早的权威资料是《水经注·渐江水》：“《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此便为上虞“百官”地名之来历，亦应为上虞江古名“舜江”的由来。

《史记三家注·五帝本纪》：“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我国地方志鼻祖的东汉袁康、吴平所著的《越绝书》，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东汉王充（27—约97）所著的《论衡》中都没有关于舜在越地的记载。直到《水经注·渐江水》中记“百官桥”，既认为因舜得名，又记“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当时既无“舜江”之名，也未称“曹娥江”，而是名“上虞江”。这说明一种地域文化的确立和认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二）祭祀寺庙的证明

除以上文献记载外，还可从寺庙祭祀活动中得到印证。

禹宗庙。《越绝书》卷八载：“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禹稷在庙西，今南里。”说明当时在越国大小城内已建有大禹庙。这是有记载的越人对大禹最早有权威的祭祀标志地，体现了越人对大禹的崇拜和敬诚之心。这一禹迹定点在绍兴古城城南飞来山（塔山）北侧。[3]去年以来的考古已实证这里是越国的一个高等级祭祀场所，最下层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约6000年前）。

再分析越地的大舜庙。目前可考的最早的是建于唐长庆元年（821），在百官上街堰头附近的面朝虞山舜水的舜帝庙。陆游有《舜庙怀古》诗：

云断苍梧竟不归，江边古庙锁朱扉。山川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慨非。孤枕有时莺唤梦，斜风无赖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尽，输与渔舟送落晖。[4]

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和民国10年（1921），此舜帝庙又经多次重修扩建，气势雄伟，名播江南。

由上可见，越地之禹迹先起，禹迹既有史前口述史的记录，如《山海经》，也有多是先秦时期原创性的文献记载，当然也有数量众多的大禹归葬会稽山之后的精神、宗教等文化的传播；而浙江的舜迹相对所起较迟，从时间上和内容上看，应该多是为中央集权道德教化或民族迁徙传播而树立的；至于《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所记述的黄帝、颛顼、尧的遗迹更是反映了教化、传播、后起的特点。在收集到的浙江尧迹19处中，叙事的边界都比较含糊，如尧迹比较有影响的绍兴市平水镇稽江村尧郭自然村，其由来据传此处是舜为尧所选的养老之地；该村的尧王庙为清末建筑，既说不清来龙去脉，史迹也多附会而平淡，但作为尧舜禹文化具有伴生一体和不可分割的特点。

三、浙江尧舜文化

研究的意义

浙江尧舜禹文化的源头与发展轨迹，已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多元融合一体的佐证。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发展

1.尧舜及其出生地

尧和舜是上古时期的圣王，位列“三皇五帝”之中，所谓“尧天舜日”。尧开创了人类远古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的象征。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被后人尊为“百孝之首”“文明之源”。尧舜文化为中华大地上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起着精神凝聚作用，是当今中国发展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源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传承作用。

虞舜者，“虞”是国号，是氏族名，即有虞氏；“舜”是谥号，即死后依据在位时功绩所获称号。《谥法》说：“仁圣盛明曰舜。”[5]

虞舜，姓姚，名重华，号都君，古籍记载舜双目重瞳，故名重华，其人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

舜诞生于何处？众说纷纭。主要说法有三种：

一说舜诞生于山西，《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冀州是古州名，在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以东，河南、山西之间的黄河以北，以及河北的东南部、山东的西北部地区。《史记正义》说得更明确，认为舜是冀州河东县人，河东县在今山西永济。这一说法主要受“大一统史观”的影响，认为舜是黄帝的后代，也就是中原人氏。

第二种说法舜诞生于山东，其根据是《孟子·离娄章句下》：“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其注释说：“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6]有认为诸冯即山东姚城，古称姚墟，因唐《括地志》说：“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7]

第三说舜诞生于浙江上虞。《会稽旧记》说：“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8]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说：“舜，东夷之人，生於桃邱妫水之汭，损石之东。旧说言舜上虞人也。虞即会稽县，距余姚七十里。始宁，上虞南乡也，后为县；桃邱即姚邱，方相近也。今吴北亭虞滨在小江里，县复五十里，对小江北岸。临江山上有立石，所谓损石者也。（……损石，俗呼为公崭。）”[9]

2.越地的尧舜禹文化遗迹多和治水关联

远古时期尧舜禹故事实际多是古代人们以梦幻浪漫的理想思维对老祖宗历史功业的口述遗产，并且这种口述遗产源远流长，和治水活动常常连在一起。

这里先举例黄帝与大禹治水的故事。绍兴宛委山是大禹治水得天书之处，宛委山上有飞来石，其上有著名的唐贺知章《龙瑞宫题记》，其中记有：“黄帝藏书，磐石盖门，封宛委穴。禹至，开，得书治水，封禹穴。”此记大禹治水，是得到了黄帝在此所藏之书，取得了治水方略而取得了成功。

《方舆胜览》卷四：“古迹尧市。（在长兴县。尧时洪水，於此山作市。）”《史记·夏本纪第二》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尧先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是治水获得成功。

因此而论，尧舜禹治水在同一时期，即“舜禹之时，鸿水未治，尧传於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鸿水”。尧更重决策，禹更重实践，而舜介于两者之间。

尧、舜、禹递次禅让的传说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说明尧舜禹三者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密不可分，已经成为天下大同社会的标志，民族图腾的共同体。尧舜禹文化在某些历史时期又主要随着道教的传播走到了全国各地。道家推崇的三官大帝（北魏时天地水三官神和上中下三元神合二为一，故也称三元大帝；有的地区称天地水三界公、三界爷）即天官、地官、水官，明清时期非常流行的一说即“天官为唐尧，地官为虞舜，水官为大禹”，三官的职责就是赐福、赦罪、解厄，与尧舜禹的人格魅力、特征形象十分贴合。此外还有“舜南治水，死於苍梧；禹东治水，死於会稽”[10]之说。这个传说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舜禹两帝的深切怀念之情，也是认为舜禹共同治水关系尤其密不可分的反映。

（二）从海侵海退过程看越地尧舜禹文化的传播

1.海侵海退对越地自然环境的影响

浙江的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本是“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11]之地，水环境的变迁、人们的治水活动对这里的文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地理学”研究表明，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自然界地理环境经历了三次沧海桑田的剧烈变迁（星轮虫海侵、假轮虫海侵、卷转虫海侵）。其中第二轮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多年以前，海退则始于距今约2.5万年以前。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东海中的最后一道贝壳堤位于东海大陆架－155米，14C测年为14780±700年前。到了2.3万年前，东海岸后退到－136米的位置上，即在今舟山群岛以东约360公里的海域中。

第三轮海侵从全新世之初就开始掀起，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到达现水深－110米的位置上。距今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在距今8000年前，海面上升到－5米的位置，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

第三轮海侵的全盛期（距今约7000～6000年）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越部族的活动中心退到了会稽-四明山区。《吴越春秋》记载当时“人民山居”。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海岸线已后退到了今柯桥－绍兴－上虞－余姚－句章－镇海一线。[12]于是越部族开始有居民从会稽山、四明山地区逐年北移，加快对一些咸潮影响较小的山麓冲积扇地带进行不断扩大的垦殖。此外，平原上多有高度在20～100米左右的山丘，这便为越部族聚落发展和生产范围不断向平原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海侵过后的宁绍平原仍多为湖泊沼泽和咸潮出没之地，不利于人们生产、生活，因之越部族的中心活动区域仍主要是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即《吴越春秋》卷四所称：“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13]东汉《论衡》转引《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佃。”据云南农业大学诸锡斌教授研究，“象耕鸟耘”并非神话，而是热带泥沼发育地区特有的比较原始的农业耕作现象。[14]这种现象在舜禹文化的传播中如影随形，有舜迹必有象田，有禹迹常有鸟田。由此看来，舜禹文化在浙江尤其是浙东平原能得以生根发芽、弘扬光大，应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一定关联。

2.海侵海退对产生大禹治水传说的环境的分析

关于大禹是否来越治水，并留下工程实绩，尚无确实的考古证实，但至少以下几点可以明确：

第一，4000年前宁绍平原是海侵过后的一片浅海或沼泽之地，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人类不可能有能力较大范围地改造这一自然环境。

第二，考古发现的钱塘江流域文化遗址，尤其是良渚文化，尚无法与同一时期传说的大禹治水产生融合与互证。

第三，有记载和现代考证研究发现，越部族大规模开发山会平原、兴修水利始于约2500年前的越王句践时，此前越部族活动中心主要在会稽丘陵。

第四，促成宁绍平原由浅海变为咸潮直薄的沼泽之地，并逐渐具备开发条件的根本原因是第四纪的自然循环，即气候由暖变冷，形成海平面下降出现海退所致。此为自然界的演变，非人类活动。

第五，同一时期在中国广西产生了“盘古开天地”传说，在西方诞生了“诺亚造方舟”神话。

以上分析产生两种可能：

一是当越民族在会稽山上俯视以往这片茫茫大海时，曾使他们望而生畏的水环境，逐渐变为沼泽地，生存环境有所改变，他们必然会难以理解，思索是何种早就期盼的神力造成了这一改变。后世研究者推测，由于当时无法解释海退的自然现象，越人或将海退的自然变迁投射到大禹治水传说之中。二是即便大禹并未亲临会稽，依托文化流传、文化层累，加之大一统格局与族群认同建构的内在需求，大禹治水的文化符号也会像传入国内其他地区那样，传播到古越，并在古越不断丰富光大。

对此陈桥驿先生有诗曰：[15]

神禹原来出此方，洪海茫茫化息壤；

应是人定胜天力，稽山青青鉴水长。

3.海侵海退对尧舜禹文化遗迹分布影响的探究

如果仅仅按照海侵海退的发展先后过程看，舜的活动多在山区，是海水尚未退去的环境，因此活动之地多在会稽山东南部或北部山丘地带。

而到大禹时期，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劳作，地平天成，治水获得成功，会稽的禹迹已多在山麓和平原中心一带。

从宋·王十朋《会稽三赋》图中也可得到舜禹文化遗存分布的证明。

其中舜迹有上虞、余姚、百官、舜井、舜庙、舜江、姚丘、虞山、历山等，多在曹娥江以东东南部区域。

禹迹有会稽山、宛委山、阳明洞、禹庙、涂山、窆石、了溪、夏盖山、夏盖湖等，多在绍兴城区及周边（曹娥江以西区域）。

该图内容丰富，刊载遗存多，可谓越地第一张“舜禹遗迹图”。

（三）尧舜禹文化是越文化的源头文化

1.大舜德为先、崇教化、尚谦让的精神

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被后人尊为“百孝之首”“文明之源”。舜具有伟大的思想道德和教化能力，他胸怀大志，以大局为重，具有超人的忍耐性和意志力。面对来自家庭的迫害和社会的种种困境，依靠道德感化、智慧化解，逢凶化吉。

终于，“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成就了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大业。

2.大禹献身求实、坚韧不拔的治水精神

在尧之时，洪水滔天，天下受灾。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大禹之父鲧受命于洪水滔天之际，“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鲧之治水不可谓不尽力，有观点将此次特大洪水归诸第三轮卷转虫海侵引发的海陆变迁，但单一归因于海进，容易排除内陆河川洪水影响，结论尚存争议；宁绍平原上古水害，应是由海面升降、海潮内侵与洼地河道淤塞等多重因素叠加而成。鲧被杀当然是禹家族的耻辱，大禹被舜推举治水既是对禹的肯定，又是对禹能力的考验，充满着政治风险。禹的伟大之处是不计个人恩仇，而以天下利益为重，肩负起了治水重任。禹牢记鲧治水失败教训，“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他集中精力，认真谋划，遍行高山大川，历尽千难万险，终获治水成功。

大禹治水成功的过程，也同时是传说中禹统一各部族建立夏王朝的过程，治水是和划分九州、建立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大禹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绝对忠诚国家（部族）的思想，任劳任怨、万难不屈的意志，才使大禹治水传说具有崇高的为国献身精神和成就伟大事业的基础。

3.句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与传承

越王句践在征伐吴国全面战败的形势下，以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反败为胜，其实就是传承了舜禹的以全局为重、坚韧不拔的思想和精神，是舜禹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升华。

夫椒一战，越国大败，“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会稽之山，吴王追而围之”[16]。句践曾准备拼死一战，“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然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句践在国之将亡时，以一种超越常人的隐忍，下令大夫文种行成（求和）于吴。文种抵达吴廷，膝行顿首对吴王说：“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17]《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越王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受辱三年，取得吴王信任归国。《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又载：“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於户，出入尝之，不绝於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此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18]。此便为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和“胆剑精神”。

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反败为胜，灭亡吴国。再看吴王夫差：“越败吴……遂自刭死。”[19]此处不作其他评论，就失败后的心态和承受能力而言，夫差不如句践。

句践二十七年（前470），句践在临终前对太子兴夷说，“吾自禹之后”[20]，明确了其家族是大禹的后代。这或许是句践临终前的政治遗言，也因此奠定了越地思想文化的基石。

“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21]是越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毛泽东诗“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22]，则是对胆剑精神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时至当今，胆剑精神已概括为“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23]，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四）尧舜禹文化谱写新时代的精神风采

在近年开展的尧舜禹遗迹调查中，我们感受到了尧舜禹文化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上，通过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焕发出时代的新风貌，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新特质，是为传承弘扬历史文脉，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成为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

与上虞地域几千年来连绵发展的虞舜文化、地域文化相对应，所发展而成的广义的虞舜精神，意义独特，与现今提炼出来的“崇孝守信、务实创新”的新时期上虞精神一脉相承。[24]

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传承虞舜文化，建设文化公园，包含“省级非遗传承基地”虞舜纪念馆、农耕文化展示馆、百米孝德文化长廊、文化礼堂家园馆；对舜的孝德、勤劳、创新等精神进行挖掘和宣传，利用《舜文化之社区读本》、《舜文化之青少年读本》、历山村村歌《舜的故乡》等资源在青少年中开展舜文化教育活动。

又以萧山舜湖村为例，该村以丰富的历史大舜的文化资源，结合时代精神建构“舜顺不息”的文化品牌，谱写了时代新篇章。[25]

结语

《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

浙江尧舜禹文化研究是对尧舜文化区域性、多学科研究的创新和探索，也是《中国禹迹图导读》学术方法和成果的延伸，将十分有益于促进尧舜禹文化的研究、交流、弘扬，并不断完善和提升。

《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反映了尧舜文化在浙江的传播途径、核心地域、主要内容和形式，以及新时期精神文明的弘扬光大。近年来浙江的尧、舜、禹研究成果也可印证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发展的多元一体，尧舜禹文化对主导、启示、形成越地文明和人的精神特质起着源头补给和核心支撑作用。

还要说明的是，九州之中，尧舜禹遗迹遍布。同《中国禹迹图导读》一样，《浙江尧舜遗迹图导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并不是数量问题，如三官庙遍布，又都是明清以后的发端，民间祭祀也有较多混杂宗教以及过于民俗化和简单化的情况，所以过多地遴选并无本质区别上的意义。

守正创新，按照全面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要求，在以往基础上，我们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更多地集中在中华文明起源、传承和发展规律之上，落实在经世致用、交流互鉴之上。

2026年9月

作者介绍

邱志荣，浙江省绍兴市水利局原副局长、调研员，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六、第七届副会长，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浙东分中心主任。出版著作40余部，主持建设浙东古运河绍兴“运河园”（今浙东运河文化园）等。

张卫东，中国水利报社原副总编辑、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八届副会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水利遗产保护与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专家。

注释

[1] 邱志荣、张卫东《中国禹迹图导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版。

[2]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创，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制。

[3] 何俊杰、邱志荣、张卫东《绍兴禹迹标识导读》，中国文史出版社。

[4] 此诗有不同说法，陈桥驿先生认为是陆游记绍兴王坛的大舜庙。见陈桥驿《虞舜研究·序》。

[5] [宋]苏洵《谥法》卷一，四库版。

[6] [宋]朱熹集注《孟子》卷四，页二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

[7]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一引《括地志》。

[8] 《史记三家注》卷一转引“会稽旧记”。

[9] 光绪二十年版《阳羡风土记》卷一，页二，粟香室丛书。损石，宋·施宿《会稽志》卷十八作“指石”。《上虞县志校续·山川》有指石山。

[10] [东汉]王充《论衡》卷四。

[1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九。

[12] 陈桥驿著：《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46页。

[13]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14] 象耕，即驱象入田踩踏，利用笨重的大象，将泥沼田中的杂草踩入田泥中，使得草尽泥化，进而达到耕田播种的目的。鸟耘，即破开泥土后，任由鸟类啄食泥土中的各类虫子和植物种子、草根，以利水稻生长，其效果与耘地相似。参见《诸锡斌：“火耕水耨”与“象耕鸟耘”——从傣族传统农耕看上古传说》，水利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22-10-23，北京。

[15] 邱志荣著《鉴水流长·后记》，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6] [汉]扬雄《扬子法言》卷七。

[17] [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8] [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9] [汉]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

[20] [汉]赵烨《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

[21] [明]陈子龙《钱塘东望》。见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六。

[22] 《人民日报》1996年9月20日第11版。

[23] 占家进、钟兰花《胆剑精神：因时而进谱新篇》，2024年9月20日《绍兴日报》第6版。

[24] 《上虞：虞舜文化的新魅力》，引自“共产党员网”2021年10月22日。

[25] 此资料系舜湖村俞虹凤提供，见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公众号程丹《萧山舜湖村：虞舜文化与时代新风貌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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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吕梦卉

审核 | 戴秀丽

总期 | 第9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