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也喜欢成濑和费里尼

作者：Daniel Eagan

译者：易二三

校对：陈思航

来源：《电影评论》

距离《红气球之旅》的上映已经过去了七年（译者注： 原文刊发于2015年10月），侯孝贤导演终于带着酝酿已久的史诗片《刺客聂隐娘》回归了。

《刺客聂隐娘》 （2015）

《刺客聂隐娘》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荣誉，是一部令人惊叹的武侠电影，由他长期的缪斯女神舒淇主演，饰演一位生于九世纪的早年被挟持并被训练成一个刺客的女子，长大后被送回家去刺杀她曾经爱过的人。

对侯孝贤来说，拍摄一部历史武侠电影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赖以成名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承传统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风格。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 「我一直想给这个类型注入现实主义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极限——而作为一名导演，创造极限实际上是相当自由的。 」

《刺客聂隐娘》用35毫米胶片拍摄，绝妙地捕捉到了唐朝在视觉上的丰富性——从隔着薄纱的烛光到郁郁葱葱的中式园林——并且在情感上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追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侯孝贤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但他也欣然承认，其实自己是沾了前几代导演前辈的光。 在纽约电影节期间，他与电影节的策展负责人肯特·琼斯在林肯中心坐下来，讨论（并放映）了那些影响了他一生的电影片段。 （「这些老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侯孝贤前一天对我说，「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我可能就不会取得什么突破，更不会成为如今这样的导演。 」）

他们的讨论以英语和普通话进行（侯孝贤的翻译由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程子文[Vincent Tzu-Wen Cheng]负责），侯孝贤对于激励过他的电影的审视，解释了电影如何让他度过了叛逆的青春时代，并让他成为今天这样的导演。 以下是经过编辑和精选的对话节选。

关于战后的欧洲电影，《精疲力尽》，以及与杨德昌的交往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经常和一群导演去杨德昌的家里。 他家是日式的，我们会围坐在榻榻米上。 其实当时我们并不年轻了，但作为导演，我们还是新人，所以我们对即将拍摄的电影感到非常新鲜，非常热切，非常有雄心。

杨德昌，蔡琴，侯孝贤（从左往右）

我们看的电影是不同国家在二战后拍摄的。 比如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包括《偷自行车的人》； 法国有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 德国有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拍的新电影。 这些都是我们会观看和讨论的电影。 我们大都是出国学习过电影的导演，但杨德昌是个例外，因为他一开始学是的工程学，从事过计算机行业，但后来放弃了这些工作，转而在台湾拍电影。

《筋疲力尽》（1960）

《筋疲力尽》无疑对我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和合作者一起剪辑《风柜来的人》的时候，我们还看了这部电影。 它激发了我们在剪辑过程中加入跳接的灵感，因为在过去，传统的方式是从长镜头开始，以特写结束。 但在这里，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你可以运用跳接展现人物的情感和你想要讲述的故事。

《风柜来的人》（1983）

关于杨德昌的《牯岭街杀人事件》，以及看着演员吃东西

当我们在一起讨论我们作为导演要拍什么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创作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要讲述现实。 《牯岭街杀人事件》其实来自于杨德昌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非常轰动的新闻故事。 在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刺客聂隐娘》的主演张震。 那时他才14岁，已经长得很帅了。

《牯岭街杀人事件》（1994）

我一直都想以一种偏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拍摄电影。 当时，演员们——不管他们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并没有按照我希望的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表演。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这样他们才能沉浸在角色中，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我最喜欢让演员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吃饭。

所以如果是关于吃饭的场景，我就会在饭点进行拍摄，确保他们处于饥饿的状态。 我还会安排酒席，让他们在餐桌上吃刚做好的食物。 然后，当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进食时，我会提醒他们，这个角色正在经历一些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一些困扰着他或她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在进食时做出情绪的调整。

关于成濑巳喜男的《浮云》，以及溜进电影院

我选择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对其中的环境很熟悉。 我在一个日式的房子里长大，主要是在设计和建筑式样方面，你们可能知道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了五十年。 所以我从巳喜男的电影中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非常熟悉的。

《浮云》讲的是二战后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人们被绝望所笼罩。 这个故事是如此的冷酷，同时又是如此的感人。 作为导演，巳喜男擅长刻画人类的情感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变化的，在这部电影中，其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弥漫着绝望的社会。 这些角色在银幕上被刻画得如此细腻动人。

《浮云》（1955）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如何耍小聪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我赌博，我卖家用产品，或者把它们当掉。 但是即使我是小流氓，我一直都热心于文学和电影，我真心认为是这些东西指引了我，才让我最终没有走上歧途。 所以我认为电影和小说是我的救命稻草，而且将我带到了今天的位置。

你无法想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为了看电影跑了多远。 我记得我会去电影院看每一部上映的电影。 我总能想办法混进去。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别人家的孩子——拽着一个成年人的衬衫，假装我和他们是一起的，这样我就可以免费进入电影院。

后来进入中学后，我长高了许多，再也不能假装成别人的孩子混入影院。 所以我会收集被丢在地上的票根，把它们粘起来，然后把它拿给影院的检票员。 当然，他们不会特别注意细节，我就能用假票根蒙混过关。 后来，等我上了高中和大学，我做的事更加大胆： 翻过围墙或者栅栏去看电影。

关于费里尼的《阿玛柯德》，以及打破规则

我选择这部电影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关于回忆的影片，还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这个特殊的小镇——所有古怪的角色——和家庭的。 它对我的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童年往事》，同时也激励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以此为题材拍摄电影。

《童年往事》（1985）

关于这部电影，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拍摄《风柜来的人》。 主角在一场斗殴中，拿起一块砖头打了一个人的头，接着从画面左侧离开。 然后我让他转了一圈，捡起一些棍子，从画面右侧回来继续投入战斗。

这种出框和入镜的想法其实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我们在电影学校学到的不是这样做的——你应该从画面的同一侧进出。 费里尼和他的这部电影，真正打破了传统的拍摄方式，教会了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这也让我超越了所有那些我在电影学校里学到的教条主义的电影拍摄方式。

《阿玛柯德》（1975）

这部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认为这是当代导演会经历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了类似的自由，不用遵循那些教条。 但当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这些金科玉律几乎就像圣经一样，我只是努力想要打破它。